领事馆、老洋行、老教堂…开埠,烟台的城市印章

　　有大海相伴的城市,命运总是与大海一起潮涨潮落。领事馆、老洋行、老教堂……一座座老建筑披着岁月的兴衰荣辱,镶嵌在我们这座城市的灵魂深处。从1861年到2006年,海潮将140多年的光阴洗过千遍万遍,却洗不尽我们这座城市的清晰底片。

　　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在时间长河里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但是它对于我们这样一座因开埠而兴盛的城市来说，却几乎是全部的岁月。

　　1861年3月，当那个英国驻华公使派住登州的英国领事马礼逊的眼光，被脚下这块神奇的土地、眼前这个优良的港湾深深吸引住了的时候，烟台开埠的命运已经不可逆转。在将近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掀开烟台开埠的历史，枯黄的岁月里依旧夹藏着那些清晰的记忆。

　　开埠

　　烟台半殖民地化开始

　　没有哪一个城市与一座山的关系，像烟台与烟台山这么紧密。

　　昨天上午，站在烟台山航标灯塔上，俯瞰我们这座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城市，烟台山文物管理处主任柳进忠感慨万千：“烟台山是烟台的骄傲，也曾是烟台的耻辱。”他告诉我们，烟台山山名的来历可以追溯到1398年（明洪武三十一年），为防倭寇袭扰，明朝当局在奇山北麓建奇山守御千户所城的同时，在“北山”设狼烟墩台，亦称烽火台，北山遂改称为“烟台山”，抗倭的烟台山令烟台人至今感到无比的自豪。但是，“烟台”作为地名出现官方文件里，却是在烟台“开埠”初期的1862年1月。当时，清政府总理衙门大臣奕訢、桂良等人向清廷《奏为请将山东省沿海各口州县税务责成登莱青道经理并请颁给监督关防以专责守恭折》中，首次将芝罘称为烟台。在此后官方文件中，“烟台”开始经常出现。

　　“是‘开埠’，把烟台推上了西方列强掠夺的前台。”柳进忠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法等国强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增开登州（今蓬莱）、天津等11处通商口岸。

　　1861年初，英国驻华公使派马礼逊到登州筹办领事馆和开埠事宜。3月上旬，山东巡抚文煜派候补知府董步云陪同马礼逊前往登州“考察”。因登州港水浅，且没有船舶避风场所，不能顺利开展贸易，马礼逊遂东下烟台，选中地理位置优越和港湾条件优良的烟台取代登州。1861年5月，清廷批准将通商口岸由登州改为烟台。

　　确定烟台为通商口岸后，马礼逊当即催促董步云加紧筹办开埠事宜。1861年7月，清政府三口（天津、牛庄、烟台）通商大臣崇厚派直隶候补知府王启增和袁文陛、河工候补县丞曲纪官等人到烟台筹办开埠。经过短暂的筹备，1861年8月22日，东海关开关征税。

　　烟台开埠，标志着烟台半殖民地化的开始。西方列强乘机而入，纷纷涉足这古老的海滨。英国人依仗在烟台开埠的特殊作用和最先来到烟台的有利条件，抢占烟台山上最好的地段盖起了领事馆。此后，法国、美国、挪威、瑞典、德国、日本等国先后在烟台山上设立领事馆，到1932年，在烟台山设立领事馆的国家达到17个，其密集度之高，创下了亚洲之最。

　　繁荣

　　列强掠夺的漂亮外衣

　　开埠后的烟台，可谓“洋货满街巷，洋味进万家”，烟台人的衣食住行几乎全被洋化。烟台博物馆原馆长王焕理这样评价烟台开埠的影响：“开埠改变了烟台人的一切。”

　　烟台开埠4个月后，清政府总理衙门大臣奕訢奏请登莱青道移住烟台，专司中外税务，清廷准奏。1862年3月（清同治元年二月）登莱青道由莱州移住烟台。登莱青道道台崇芳兼任东海关监督。

　　东海关设立后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对外国商船征税。因言语不通，东海关不得不聘任外国人从事税务工作。开始只是雇佣他们充当翻译，后来就直接让其充任税务官。东海关第一任税务司是英国人汉南，汉南来烟台的时间是1862年冬天。他的到来，标志着烟台海关权和港口管理权的旁落。在此后80余年里，东海关税务司一职一直由外国人把持。

　　在烟台，汉南办了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是建立了必要的规章制度：1863年3月17日，东海关公布了《烟台口东海关章程》和《船只进口章程》，使烟台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港务方面的规章制度。第二件是建立了必要的原始统计：1863年3月23日，烟台开始对贸易活动进行全面统计。

　　开埠之后，大量的鸦片、棉布、火柴、铁制品、胡椒、糖等洋货涌进烟台；大豆、豆饼、棉花、枣、咸鱼、粉丝、小麦等土货也开始从烟台口岸出口海外，港口贸易有了迅猛发展，为东海关带来了巨额的税收。据统计，从1863年到1867年间，东海关税收白银共达119万余两。

　　然而，由洋人把持的海关税务，必然会首先让西方势力成为烟台口岸贸易活动中获益最大的赢家。从烟台港1864至1867年的各项贸易总额所占比重统计中我们看到，1864年洋货进口总额占总进出口总额的27%，到1867年洋货进口总额上升到51%；而土货出口则直线下降，1864年还占总进出口总额的47%，到1867年则下降到25%。

　　为加强经济掠夺，1864年，英国商人在烟台山下首设和记、汇昌两个洋行，经营进出口贸易和航运代理等业务。到1891年，英、德、美、日等国外商共在这里设立洋行11家。甲午战争后，中日《马关条约》承认外国在华投资权，烟台遂成外商主要争夺市场之一。1901年，烟台的洋行发展到26家，1906年增加到40家。

　　这些洋行，依靠特有霸权形成的垄断性经营，控制着烟台口岸的命脉，从事着鸦片等非法贸易活动，大量农副土特产品被低价掠走，外国商品通过烟台口岸被源源不断地输入内地市场倾销，到1905年，烟台对外贸易额达到1420万海关两，其中洋货进口960万海关两，土货出口仅为460万海关两，进口贸易额是出口贸易额的两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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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教来自异域的文化渗透

　　开埠前后,外国传教士纷纷涌进烟台,他们以教堂为据点,配合本国政府进行政治、文化渗透。

　　“他们的传教活动,是西方国家侵略烟台及内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闫勇介绍,最初到烟台传教的有基督教和天主教两大派,基督教派中又分为长老会、内地会、浸信会等。

　　烟台开埠后,美籍长老会牧师麦嘉蒂、传教士郭显德夫妇先后于1862年10月和1864年3月来到烟台,初住珠玑,后在毓璜顶建教堂。1866年5月成立烟台长老会,1926年长老会改称毓璜顶中华基督教会。到1913年,发展教徒1000余名,1936年教徒数量上升到3700余名。基督教各派在烟台建立了基督教浸信会、毓璜顶中华基督教会、基督教东山教会(内地会)、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救世军等多个教会,开设大小基督教堂、福音堂20处,规模最大的基督教浸信会教堂能容纳700多人。 　天主教是当年传入烟台的又一大宗教。1868年,天主教意大利籍神甫昂智鲁斯到烟台传教,1886年在海岸街建成玛利亚进教之佑圣母堂。1894年,法籍神甫常明德在烟台建立天主教山东东界教区,管辖山东登莱青道30余县的传教活动。1924年,山东东界教区改称烟台教区,辖登州、莱州、青州3府,教徒约2.5万人。巴黎方济各圣母会的修女也来到烟台建立修女院。至上世纪30年代末,烟台的天主教堂和修女院分别达到3处。天主教传入后,为扩大影响,兴办了如中小学、孤儿院、医院、图书馆等大批社会事业,开始对烟台进行全面的文化渗透。 本报记者 权立通 通讯员 刘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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