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若溪

宋代窦苹《酒谱》载，有擅长酿酒之人名为刘白堕，所酿之酒浓香醇美，在盛夏的烈日下久置，酒香不仅不散，反倒更加浓郁，可令人沉醉月余。士人贵胄纷纷专程求购，并作为重礼互相馈赠，令此酒远传千里，时人取“如白鹤般远飞千里”之义，称此酒为“鹤觞”。

这虽为志怪之言，却道出了古时名酒的地域传播现象。自古蜀地出名酒，那些工艺高超、品质卓绝的佳酿虽产自川蜀，却在商队的马蹄声中翻越山岭，在渡口的杨柳风里穿行江海，流入千里之外的芳樽中，或销三分愁，或钓一首诗。

川酒为何能行千里之遥？又为何成为沟通各地文化的桥梁？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就藏在千年时光中。

天之美禄，沟通南北

粮食酿酒工艺，早在商代以前便已出现。晋人江统《酒诰》载：“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或曰仪狄，一曰杜康。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这揭示着粮食酒的发现，很可能因为煮熟的谷物粥，在意外霉变糖化后，碰巧发酵成酒。

相比于可直接用野果发酵制作的果酒，粮食酿酒工艺更为复杂，需要先将谷物糖化，再进行酒化，若无稳定的工艺流程加持，想酿出美酒，概率极低。而这一难题，在距今三千年前的商王武丁时期便已经解决——武丁曾将自己的臣子比喻为制作美酒用的“曲蘖”，这说明在商代，已诞生了以酒曲酿酒的工艺。

从偶然天成，到走向人类智慧的结晶；从大地上生长的谷物，到经过复杂工艺最终酿造的琼浆，酒的酿成，来自天与人的协力，这令它具备了沟通天人的神圣属性。古人将酒称为“天之美禄”，商人制造青铜酒具，以酒为引，问卜于祖先；周人确定礼法，以酒为仪，祭祀于天地。若说上古时期有什么是从制作到使用都堪称“考究”的，那便唯有酒了。

这种考究不仅限于中原地区，也在蜀地被发扬光大。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曾出土过一件繁复华丽的龙虎青铜尊，其浮雕花纹、造型特点与中原地区青铜器如出一辙，经学者考证，其应当与商代青铜器系出同源。“尊”一直都是上古青铜酒器中的经典款式，常用来在祭祀中献酒，而龙虎青铜尊的发现，则力证着蜀地与中原的酒文化，早在商代便已产生交集。

时至战国，这一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在绵竹金土村，曾出土铜罍、提梁壶等精美酒具。《诗经》有云：“我姑酌彼金罍”，而青州战国遗址也曾出土过提梁铜壶，它们与绵竹金土村文物形成了绝佳互文，无声诉说着上古时期一场场关于酒的文化碰撞。

古蜀之酒，之所以能促生上古南北两大文化的交汇，与蜀酒酒体的上佳口感直接相关。《周礼》将酒分为“三酒”，以长期酿制、精心过滤的“清酒”为最佳。而晋人左思的《蜀都赋》，则描述巴蜀之酒“觞以清酊，鲜以紫鳞。”清酊即为清酒，可见在汉代以前，蜀地之酒便已达到了品酒的最高标准。

如此佳酿既成于高超酿酒工艺，亦依赖当地得天独厚的水土。在蜀地绵竹，冰消雪融之水经重重岩层过滤，变得甘洌爽口，富含矿物质，极其适合酿酒；而都江堰滋育的川西平原，五谷在肥沃的黑土地生长，因饱满的谷粒低垂，又为制曲、酿酒提供了优质原料。水与土是绵竹美酒地域优势的一体两面，当纯净甘甜与醇美浓香交汇，一场沟通南北的蜀酒传奇，就此诞生。

唐宋风骨，墨染浓香

在唐代，一种来自蜀地的美酒，引领一时饮酒风尚。《旧唐书》记载：“剑南岁贡春酒十斛。”每年，剑南道特产的宫廷御酒“剑南烧春”都会随着贡品的车马，行过贯通唐都与巴蜀的子午道，前去征服长安贵人的味蕾。

所谓“烧春”，改良于《齐民要术》中“蜀地酴酒”之法：在冬天取流动的冰水，浸泡小麦制曲，待来年春天，冰雪消融后酿造，因需低温加热催熟，又是在春季酿造，因此得名“烧春”。

自古蜀地出才子，而蜀地的美酒，则成为诗人的灵魂朋侣。在蜀地长大的李白，一生都与酒结缘，相传李白青年远游时曾路过绵竹，为一尝剑南烧春，竟脱貂裘换酒作为抵押。而在成名后，李白的诗作不仅有“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之孤绝清冷；“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之洒脱肆意，更有因酒而生的诚挚真切。在一位相熟的酿酒老师傅去世后，李白曾动情地写道：“纪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千年前的那场酿酒人与饮酒人的惺惺相惜，便借着短短二十字，传播千里，吟唱千年。

时至宋代，随着商业经济的繁荣与官方对酿酒资质的严格管控，蜀地酿酒工艺跃升到了新的阶段。北宋苏轼《蜜酒歌并叙》所载，籍贯蜀地绵竹的道士杨世昌，“善作蜜酒，绝醇酽。”蜀地延续唐代鹅黄酒、五代多粮酒等工艺，在宋代发展出了蜜酒鹅黄工艺，其酒甘美似蜜，醇浓醉人，恰如苏轼“君不见，南园采花蜂似雨，天教酿酒醉先生”的形容。而在品尝蜜酒后，苏轼的弟弟苏辙也和诗一首，盛赞蜜酒工艺之精：“调和知与酒同法，试投曲糵真相宜。”

蜀酒之香不仅名动四海，还彰显着宋人的气节与风骨。在南宋初年，为筹募资金抗击南下的金兵铁蹄，绵竹曾推行“隔槽酒法”——官府提供酿酒场所、酒曲与一应工具，而百姓则带着原料，缴纳一定费用后，便可酿酒自销。这条法规在为百姓创收的情况下，也为绵竹带来了巨额的酒税，因此被“中兴以来唯一人”、籍贯绵竹的名臣张浚所推广，令四川酒税从缗钱140万缗猛增至690万缗。这些增加的银钱，大部分被用于宋人收回故土、抗击敌军的“恢复之业”。而绵竹美酒，也因此在精神层面，与南宋各地志存恢复故土的仁人志士们千里联动。

雅俗共赏，万里同香

明崇祯五年，祖籍绵竹的张岱来到西湖。当时大雪三日，在天、云、水、山共白的景象之中，张岱在湖心亭偶遇两个陌生人，并共饮三大白。而与之呼应的，是乾隆年间的酒中行家、太史李调元，在来到绵竹后，他惊艳道：“天下名酒皆尝尽，却爱绵竹大曲醇。”一个是身在他乡不忘持杯的绵竹人，一个是来到绵竹乐不思归的酒中客，四川绵竹的酒味之美、酒文化之盛，可见一斑。

李调元不是唯一因绵竹大曲而击节赞叹的，台湾《四川经济志》载：“四川大曲酒，首推绵竹。”在明清时代，随着蒸馏酒工艺、成熟的五粮酿造工艺的发展，绵竹地区已出现了蜚声华夏的绵竹大曲酒，并围绕美酒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商业体系。

在清末，绵竹著名的大曲坊多达18家，酿酒作坊百家不止，其运酒行商的盛况，正如清代诗人李锡命《咏绵竹》中所描述的：“山程水陆货争呼，坐贾行商日夜图。济济直如绵竹茂，芳名不愧小成都。”

在千里之遥的京津地区，雅俗共赏的饮酒风尚也在时刻进行着。在记载京津地区风俗的《燕京岁时记》中写道：每到重阳节时，京津人士都会提着酒壶，出城登高望远，并聚在一起“赋诗饮酒，烤肉分糕，洵一时之快事也。”而在立春时节，懂吃的老天津人，会特意吃春饼、春菜，喝一盅春酒，仿佛要将整个春季的风华烂漫，如此啜入肚肠。

在天津，酒不仅是文化事，也是日常事，走亲访友，必要带酒，下馆子吃饭，必会点酒，就连看一场京剧，也往往爱点《贵妃醉酒》。美酒赋予了老天津人特有的“松弛感”——在旧时天津的酒楼外，往往挂着一只悠然晃动的酒葫芦，似乎瞧一眼，酒香便要从葫芦里溢出来，引动老饕的肚中酒虫。而在一座老茶酒楼门口，天津人写下了这样一句上联：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饮杯酒去。如此闲情逸致，与当年张岱在湖心亭赏雪，同陌生人对酌的趣味，有异曲同工之妙。

由此可见，酒是一种跨越山川地域的语言，无论在四川绵竹，还是老天津，两杯绵甜净爽、浓香四溢的美酒一碰，无须多言，因为一切尽在不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