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

我父亲不喝酒，他爱抽烟。家里除了黄酒瓶子，我几乎没见过其他酒瓶。

但我的两个舅舅爱喝酒，他们不抽烟。

我们三家人住在互相紧邻的房子里，各家的空气似乎总忙着竞争，我们家有烟味，但两个舅舅家经常飘出酒香味来，酒香自然轻松胜出。

属于学生时代的微醺

大舅家境较为富裕，讲究吃，大舅妈擅长做红烧肉，做了红烧肉，大舅必然要喝一盅。

他们家的晚餐桌上酒香、肉香齐飞，喧嚣着飞到我们家，我总是被肉香吸引，吸引得不能自已，便穿过天井，来到大舅家。我小时候便有羞耻心，羞于开口向人索要，但我的目光无法伪装，总是火辣辣地投向那碗红烧肉。

每逢这时，大舅便尴尬地笑着，然后看向大舅妈，似乎是征询她的意见。但无论大舅妈的表情怎样，舅舅就是舅舅，一块红烧肉总会被大舅夹在筷子上，然后我听见一个天籁般的声音：“来，吃一块。”

我现在一直在回忆一件事，我大舅当年喝的是什么酒？可怎么也记不起来了，只确定是白酒，虽有遗憾，但真应了“醉翁之意不在酒”这句话。我脑子里只惦记着红烧肉，当然记不住他喝的是什么酒了。

三舅家住在隔壁。他家也清贫，餐桌上的饭菜与我家差不多，白菜、青菜、咸菜之类的，无甚风景，但他也爱喝几口酒，经常喝的是五加皮酒。这个我之所以记得很清楚，原因也简单，我对他家餐桌上的饭菜没兴趣，一眼望过去，就记住了桌上的那个酒瓶子。

我第一次喝酒是在北京上大学期间。有个黑龙江的大同学来自体工队，爱吃朝鲜冷面，爱喝啤酒，冷的碰凉的。他带我们去北京府右街附近那家延吉冷面馆去吃冷面，就在当时的首都图书馆斜对面。

一群大学生不进图书馆，一头扎到了冷面馆，毫不汗颜。我们随大同学点单，每次都要一碗冷面，伴以一扎散装啤酒，当时习惯说一升。

一升20世纪80年代的北京啤酒装在大塑料杯里，泛着白色的泡沫。我们每人一杯，几口喝下去虽无事，但是胀肚厉害。

我第一次醉酒是在大四那年。春天的时候，学生们都到河北山区植树劳动，大家天天觉得饿，于是，有同学提议，大家结伴去县城的饭馆打牙祭，我积极响应。我现在已经忘了在北京燕山山区的县城小饭馆吃了什么，却记得席间那瓶酒。

那酒是当地小酒厂生产的粮食烧酒，味道醇厚，颇有劲道，给人一种美好的感觉。恰逢老师刚刚在古典文学课堂上给我们讲过李清照，她太爱李清照了，或许也是爱喝几口的人，讲起“薄醉”，怕学生不懂其意蕴，竟然言传身教，在讲台上摇摇摆摆走了几步，强调说，薄醉是舒服的醉，走路就像踩在棉花上！

我们在小酒馆里谈论老师与薄醉，大家都有点贪杯，想寻找薄醉的感觉。令人欣喜的是，走出小饭馆时，我脚下真的有踩棉花的感觉，头脑亢奋却清醒，我听见同学们都在喊，“薄醉了，薄醉了！”

酒杯是灵魂的容器

学生时代结束，喝酒便名正言顺了。

毕业工作之后，一张巨大的社会大酒席召唤着你，一般来说，绕开它是很难的，何况你不一定想绕开它。无论走到哪里聚会做客，“喝酒、干杯”的声音像空气一样追随着你，不同的人对那声音有不同的好恶。

但我的青年时代其实怕酒。饮酒之事，在我看来更像一种刑罚，所谓薄醉的滋味，竟无法与之重逢。我不怨自己的酒量，下意识地将其归咎于酒桌上的酒文化。

具体地说，我认为很多地方的酒桌上没有“李清照”，只有“酒鬼”，他们的信仰是酒文化。酒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细节是劝酒，虽然各地劝酒的方法不同，各有规矩方圆，但基本目标是一致的，劝到客人一醉方休，才是喝好、喝得尽兴。

那时，我经常随团去苏北采风。有一次采风途经六县，六个接待方对我们都热情如火，每地停留两天，每天必喝酒。此地劝酒文化极其灿烂，每顿饭至少举杯三次，不算多，但每次举杯要连饮三杯。

你若是尊重地主讲究礼仪之人，每一顿至少要喝九杯酒。九杯属于“多乎哉？不多也”的范畴，但这不过是个基础。

当地人的劝酒技术不会让一个小伙子只喝九杯了事，因此，有同乡喝三杯、同龄喝三杯、属相一样喝三杯、姓氏一样喝三杯，最后是相同性别的也要喝三杯。

无论我多么爱面子，但是酒量有限，十几杯酒下去，没有一醉方休的幸福，只有一吐方休的痛楚。

往事不堪回首，其中有一部分往事是浸在酒杯里的。年复一年的酒，胜似人生的年轮，喝起来的滋味不一样，但总是越来越沧桑、越来越绵厚。有一年，作家陆文夫到南京开会，晚上大家聚餐饮酒，我看见他独自喝酒，喝得似乎很孤独，便想走过去敬酒，结果旁边一同事拉住我说，“千万别去，他不接受敬酒，他很爱喝酒，但一向是自己一个人慢慢地喝。”

原来，一个人喝酒是可以与他人无关的。我至今难忘陆文夫坐在那里喝酒的姿态，如同坐禅。那种安静与享受，不是出于对酒最大的尊敬，便是最深的爱了。

我爱酒多年，至今还经常奔赴各种酒席与朋友一起喝酒。无酒不成席，这是常识，但说到底，酒杯也是灵魂的容器之一。这容器的最深处，终究是一个人的快乐，一个人的哀愁，或者一个人的迷茫。很欣慰地发现，如今，这也快成常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