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云强

1961年，我上初中时认识了高老大。

他是我同学小亮的大哥，高老大是我送给他的别称。那天，他拉了一首《新疆之春》的曲子，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听小提琴，乐曲简洁明快，旋律活泼灵动，有着浓郁的西域风情，再加上高老大一丝不苟的倾情演奏，简直听得我如醉如痴。

高老大住在二马路到三马路之间一条不足百米的东西向胡同里。去他家的次数多了，渐渐知道了他的一些事情。据称他对小提琴的喜爱，是童年跟随父亲在上海听了一场小提琴独奏音乐会后萌芽的。但在上世纪40年代的烟台，想找一个会拉小提琴的人并不容易。他的父亲多方打听后，找到了一个在烟台朝阳街开商行的上海人。高老大去上课的第一天，老师就用上海话告诫他说：“不要以为小提琴‘嘎好听的’，没有吃苦精神是‘伐阔以’的。”高老大谨遵师训，刻苦学习。新中国成立时，已上中学的他，多次荣获全市小提琴汇演第一名。而此时一个更大的惊喜正等着他，在老师的推荐下，上海某交响乐团向他递出橄榄枝，正式邀请他去乐团担任小提琴手。

本以为从此可以时来运转，但事情往往就这么寸。一向健康、风风火火做买卖的父亲突患急疾去世，他的母亲承受不了沉重打击，不久也追随而去。那时他刚高中毕业不久，几个读书的弟妹年龄尚小，不到二十岁的高老大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去上海乐团的工作，挑起养活一家人的重担。他当过建筑工人、泥瓦匠，也干过搬运工、码头装卸工。只要有钱挣，不管活多累多苦，他都会去干。长期超负荷的劳作，使他患上了肺病。由于没钱，他只能找些土方医治，病也就这么拖了下来。一起拖下来的还有他的婚姻，尽管有不少热心人给他介绍对象，但女人们一看他后面那一串小萝卜头弟妹，都打了退堂鼓。可喜的是，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除了尚在读书的小亮，其他弟妹都长大且搬出去独立生活了。

此时高老大备受肺病折磨，已无法外出打工。我常看见他待在屋子一角长时间咳嗽，眼睛则会落到某个地方发愣怔。每当此时，我会喊：“老大，来一个吧。”“来一个？”他会用掖县话轻轻重复一遍。这是我听他拉小提琴最多的一段时间。贝多芬的《春天奏鸣曲》、施特劳斯的《春天圆舞曲》、舒伯特的《小夜曲》以及《流浪者之歌》等许多世界名曲，我都是在这一时期听到的。我不敢说他的演奏有多高的艺术水准，但苦难的生活阅历，使得他指尖流淌出的每一个音符，都饱含着生活的沧桑与芳香。他看似寂寞而孤独的心，有着汹涌澎湃的广袤音乐之海，每每演奏到情至深处，他的身体便微微俯仰，头部亦随琴弓有节奏地律动。此时的他，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忘记了人间所有的忧愁与烦恼，徘徊流连于春之畅想，自由驰骋的思绪，也与曼妙飞扬的琴声连成一体。

高老大基本可以被定义为那一时期的“文艺青年”，但与那些行头及外表怪异、留长发、性情张扬之人不同的是，他喜欢剃寸头，穿带补丁的衣服，冬天总抄着手。他给我的感觉，更多的是安详与内敛。他从不与别人攀比，他的那种安于现状、清心寡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情怀常常使我感动。他言语含蓄，有分寸，尽管命运多舛，我从未在他口中听到一句怨天尤人的话。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学音乐不会让人变坏”，我认为现在依然值得点赞！

高老大有不少烟台文艺界的朋友，其中最出名的是一个叫李绪良的，我在高家见过他几面。这位与高老大同时代的人，是当时烟台大名鼎鼎的钢琴家，他头发蓬松而带自然卷，走路脚下轻快，像垫了块海绵。

高老大的这帮朋友中不乏乐手、歌手，他们常常在一起击节而歌。高老大热忱地招呼每个人，累并快乐着。李绪良手舞足蹈地指派一切，人们的情绪被调动得很高，快乐得犹如过节。歌声冲出狭小的房间，吸引了很多路人驻足倾听。

有时候，忧伤与颓废似乎仅一墙之隔，但高老大的忧伤绝非那种无可救药、一滑到底的绝望，我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内心的挣扎和尝试飞升的力量。文化大革命期间，居委会常举行一些政治色彩很浓的文艺演出，那时会吹拉弹唱的人少，只要身体条件允许，这种尽义务的活动他都会主动要求参加。他的小提琴独奏往往是压轴节目，演出结束他向观众致谢时，大家会报以热烈的掌声，此时，他原本土黄的脸色泛出一丝红润，表情像一个嘴里含了块糖的孩子。

我常想，高老大本有更多选择，也可以有跟现在完全不同的生活，但他选择了牺牲自己、担起拉扯弟妹、替父母完成职责这条路，豪迈中颇带几分悲剧色彩。这条路注定没有鲜花，没有舞台，更没有掌声与喝彩声，有的只是埋伏在路上的无数未知的艰难，需要他奋力克服。他去世前，有一天，屋子只有我们俩，我们无言地坐着，高老大胸部有些隐痛，他把胸抵在窗台边角上，胡子拉碴的脸像一尊蒙了灰尘的雕像。我有些难过，说：“高老大，你有些傻呀，当初你去上海就好了。”他凝视着我，平静地说：“这就是人生吧。你不是叫我高老大吗？老大是大哥呀。”

毋庸置疑，很多人直至与这个世界告别，心中的歌还没唱出来，但这的确就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