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为刚

那只一笔一划写下了一千多万个方块字的手终于封笔，那双近乎失明（一只彻底失明，另一只有0.25的视力）的双眼终于停止了转动，那颗白发稀疏的大脑袋终于停止了思考，3月19日，烟台知名地域文化学者、作家、烟台教育学院教授安家正老师驾鹤西去。

安老师的告别仪式是在他的第二故乡文登举行的，我因故未能送他最后一程。这些天里，我时常翻阅安老师生前赠我的书籍，与安老师相识、相知三十余载的一幕幕，又走马灯似的浮现在我的眼前……

家正体 “人生如字，字如人生”

上世纪80年代，“安家正”之名便是见诸报端的高频词。犀利的杂文、优美的散文、不断推出的长篇连载，都有他的署名，那时，只知道他是教育学院的一名老师，文字上并无交集。

上世纪90年代初，报社成立文艺部，我忝列主任之职。此后的十余年间，我一直负责副刊、专刊的编辑工作，安老师是我们副刊专刊的骨干作者，经常约稿、磋商稿件、策划版面、组织笔会，我与安老师的交集日渐增多。

给我留下第一个深刻印象的是安老师的字。

无论是数百字的短稿，还是几千字的长文，方格的稿纸上，纸面上清晰整洁，赏心悦目。方格内的方块字无论笔画多少，都是一笔一划，横平竖直，撇捺规整，绝无连笔，且很少涂改。偶有写错的字，必按格子大小打上“补丁”，然后工工整整地改写其中。由此我可断定，作为老师，安老师的板书也一定如他的钢笔字一样漂亮。

在报社工作数十年，几乎每天都与稿件打交道，接触的作者成百上千，处理的稿件成千上万，但安老师的稿件始终是最具特色的一份，拿到手里，不用看署名，便知是安老师的大作。我私下里称安老师的字为“家正体”。

“人生如字，字如人生。”在汉字的世界里，横平竖直是风骨，撇捺飞扬显性情。中国的这句古话也印证了安老师的性格和人生。

报纸是新闻纸，时效性是报纸十分重要的特征。报纸副刊作为报纸的一部分，也要讲求时效性，讲求正能量。根据版面需要，编辑部经常向作者约稿。此类稿件，质量要求高，时间要求紧，有时要求一两天、两三天就要交稿，十分考验作者的能力和水平。安老师是编辑部的放心作者，在约定的时间内，我们总能见到熟悉的“家正体”，从来没有爽约误事。

一次，安老师患病住院，有编辑前去探望，归来后传话说：“安老师说要封笔了！”我说：“不可能！”编辑说：“为什么？”我说：“不信你等着看！”果然，几天后编辑部的来稿里又出现了熟悉的“家正体”。此后又出现几次“封笔”的传说，最后都被安老师自己“食言”否定。我之所以断定安老师不会轻易“封笔”，是基于我对安老师较深的了解。

安老师发在报纸上的稿件，大多短小精悍，多是几百字的短稿，有人就讽刺他只会写一些“豆腐干”。安老师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且乐此不疲。“豆腐干”发表的多了，安老师干脆将这80余块“豆腐干”集合到一起，编印了一本8万字的《豆腐干集》。后来，安老师又陆续将发表在报纸上的这些短小精悍的稿件编印了《小摆设集》和《说不清集》（各8万字，计16万字）。

在一篇《一诺四十年》的稿件中，安老师这样写道：“四十年来我坚持给党报写稿，并把这当成自己神圣的责任。在后来的日子里，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案头课卷山积，各地编辑咸集，一时文债累累。时间捉襟见肘。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党报编辑有稿约，也必拨庸从命。”“四十年如一日为党报写稿，也只不过是‘践诺’而已。各种讥刺和冷眼都领略过了，可称‘九死而不悔’。”

这就是安家正！一个将“业余”干成了比专业还专业的业余作者。

除了“家正体”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安老师在一些会议上的发言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字如其人”的风格。

安老师不是共产党员，但作为一个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他曾担任两届区人大代表，经常参加各种会议，议政建言，肝胆相照。

在一次研讨地域文化的座谈会上，安老师的发言似乎与主办者不在一个频道上，安老师也知道自己的发言不合时宜，但他没有人云亦云的“诺诺”，而是顺着自己的思路，言之凿凿的“谔谔”，且嗓门越来越高，情绪越说越激动。主持者面露不悦，安老师没有理会，只管按着自己的思路慷慨陈词，说到激动处，颇有些冲冠一怒的架势……那情境让我想起了《三国演义》中环眼圆睁的张翼德，而眼前这位却是一位白面书生。

这样的场景，我不止一次见到。有人背后送他外号“安大炮”。有一次，我曾委婉地转告，并提醒他今后在这种场合注意些分寸，安老师淡然一笑：“江山好移，本性难改。”

傻干斋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一条窄窄的小走廊，将这个只有47平方米的住宅分割成几个小格子——这里就是安老师的家。最大的一间12平方米，南向带阳台，被安老师辟作书房。

南向靠窗台光线充足的地方放着一张老式写字台，北面和西面是顶天立地的书柜“砌”起来的“书墙”，靠东墙放着一个简易的双人沙发，这是安老师会客和休息的地方。

文人书房都有雅号，安老师的书房也不例外。安老师的老伴邹淑香老师给这间书房取名“傻干斋”，并赠言：“越忙越穷，越穷越忙。”孙女安大道将斋号及赠言书写并挂在书房显眼的地方。

安老师的家位于我上下班的路上，为了约稿、取稿、取书、商谈，我经常走进这间“傻干斋”。每次走进这间堪称陋室的“傻干斋”，刘禹锡的“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字句便浮上心头。

有时，我不打招呼直闯“傻干斋”，夏天，我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安老师身穿“二筋鼻子”的大汗衫，脑门子上顶着汗珠子，汗流浃背地伏案写作；冬天，则见他脚穿棉拖鞋，身披面包服，大脑袋紧贴在写字台上。季节不同，着装不同，但留给我的背影大致相似。给他打个招呼，有时他头也不回地回应：“你先坐，我写完这一段儿再说。”

有时家中无人，你也不必担心扑空，一定是在楼下与棋友“厮杀”。“四壁图书两张几（饭桌、课桌），三五知己一盘棋”，这就是安老师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

成年累月地爬格子严重透支了他的身体，肝炎、冠心病、糖尿病并发症等各种疾病纷纷找上门来。2000年春天，一场急性肝炎导致的急性肝坏死差一点儿要了安老师的命。出院后，考虑到自己的作品多是地域文化方面的内容，有必要归集整理，为后世留下印记，安老师萌生了出个人文集的念头，他想把数十年来出版的数百万字的文稿结成文集，留存于世。

在烟台这个文化土壤并不丰厚的地方，个人出版文集尚无先例。消息传出，议论纷纷。“搞专业的也未必能出文集，他一个业余的出文集？！”质疑之声不绝于耳。

要出版这样一部多卷本的文集，书号管理费、印刷费是一笔不菲的费用。经测算，仅印刷费就需要近10万元。考虑到书号费用不菲，安老师决定不用出版社的书号，只在当地文化部门办理了“准印证”，避开了“非法印刷品”之名。

在儿子和几位朋友的支持下，2001年，8卷本、500多万字的《安家正文集》走下了印刷厂的生产线。

白色的封面，除了书名行书《安家正文集》五个大字，没有一个多余的汉字，朴素得令人惊讶。没有一幅照片，没有一帧插图，人们称之为“白皮书”。著名作家峻青写过一篇《白皮书的震撼》：“从封面到封底通体雪白，除去《安家正文集》五个字是黑色毛笔字行书外，没有半点别的色彩，没有半点装饰点缀，真个是素面朝天，朴素得令人惊奇，甚至令人震撼。”

更令人惊奇的是，在每套书的定价处，印着醒目的八个字：“全书八卷，只赠不售”。

这就意味着，这套摞起来差不多一尺厚、6公斤重的白皮书没有一分钱的“进账”，全部白送！

书印出之后，安老师又多了一样“营生”，经常拖着小车去邮局往全国高校、本市各县市图书馆寄书，仅邮费就花了上千元。

这样赔了夫人又折兵的营生到底图个啥？“捨家存史”就是安老师出文集的初衷。不管人们如何议论，认准了的事，只管去做，绝不瞻前顾后，特立独行，这就是安家正！

就是在这个“傻干斋”里，安老师埋头苦干数十年。其实，按照安老师两口子的收入，他们是有条件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的，但是他和老伴的精力都没有放在上面，而是将全部心思放在了著书立说、“捨家存史”上。

人们常用“笔耕不辍”形容文人，而真正做到“不辍”者寥寥无几，安老师就是其中之一。

在自己的《近盲集》序言中，安老师这样写道：“埋头书斋，在一张简陋的书桌上辛勤笔耘，数十年如一日……在中国，如果以磨损的笔尖、消耗的纸张、用去的墨水来推举劳动模范，我当之无愧地名列前茅。”

有书架上42本书（含8卷本《安家正文集》）、上千万字的著作作证，“傻干斋”主人安老师所言属实，绝非自夸。

生死观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人吃五谷杂粮，难免疾病缠身，更何况安老师一坐到写字台前便是拼命三郎似的工作状态，废寝忘食、起早熬夜已是常态，时值壮年，便疾病缠身。

2000年前后，因赶写长篇小说《戚继光》夜以继日，他累得近似虚脱，一种凶险的疾病——丙肝乘虚而入，入院后医生下达病危通知。所幸的是，抢救及时，顽强的生命战胜了死神的威胁，安老师转危为安。

家人和亲朋好友都以为经此凶险，安老师会消停几年，谁也没有想到，安老师以“向天再借二十年”劲头，继续再战。2002年，30万字的《沧浪酒魂张弼士》呈现在人们面前。

2008年2月6日，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再次降临。安老师突发脑血栓，虽经入院急救，仍留下了行动不便的后遗症，从此就被拴在了轮椅和助行器上。出院后，我与同事前去探望，相互约定，不要提及写作一事。没想到刚见面不久，安老师就乐观地说道：“感谢老天爷，没‘栓’了我的大脑，还能思考；没拴住我的右手，还能写字。”

这是一种何等执着的信念！一时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诗句蓦然涌上心头。我们几人面面相觑，默然无语。

随着病情的加重，安老师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耳朵失聪越发严重，眼睛几乎失明（右眼完全失明、左眼只剩下0.25的视力，看东西需手持放大镜），腿瘸寸步难行，大小便失禁，外出需携带尿壶以备不时之需。生活中，安老师已经离不开放大镜、轮椅、助行器、尿壶等物品，自称“五子登科”。在提及这段日子时，安老师写道：“幸而尚无吞咽困难，脑子尚可，右手无碍，仍可带着放大镜写作。我又出了8本书……”

就是在这样一种逐渐失能的状态下，安老师以“向天再借二十年”的豪情，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仍然笔耕不辍。2008年，18万字的《胶东半岛鸟文化》由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2009年，60万字的长篇小说《秦淮悲歌》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2011年，90万字的《胶东通史演义》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秦淮悲歌》和《胶东通史演义》还分别获得烟台市第11届文学创作一等奖和2012年烟台市社会科学一等奖。

以90万字的《胶东通史演义》为例，谁能想到，这部记录了胶东地区7000年文明史的大作，竟然是一个失能老人拿着放大镜，一笔一划地完成的。

面对这拿着放大镜写出来的8部著作，人们看到的也许只是书架上的书籍，看不到的是作者奋不顾身的拼搏；人们看到的是90万个汉字组成的方阵，是装帧精美的著作，看不到的是一位逐渐失能的老人背后的付出和艰辛。30年前，安老师即萌生了写一本《胶东通史》的念头，随即积累资料，准备案头。为了完成这部著作，他收集并熟读《史记》和二十四史，胶东地区各县的县志、市志等能够搜集到的有关胶东地区史志；他阅读的资料何止千万，记的笔记、做的卡片少说也有数百万字，仅完成的纸稿就装满了8个厚厚的档案盒……

身体逐渐失能后，在拿着放大镜笔耕不辍的同时，安老师仍然没有放下弘扬地域文化的社会责任。每有与地域文化有关的社会活动邀请，只要身体状况允许，安老师都义不容辞，坐上轮椅，带上尿壶，毅然出发。在会场上，他依然谈笑风生，依然慷慨激昂……

有几次，我陪安老师外出参加活动，看到他步履蹒跚地拖地而行，有时走着走着，不得不停下脚步，避身墙角，解决内急。看着他佝偻的身影，我的内心会生出难以言状的酸楚：安老师，如此执着究竟为什么？

安老师在他称作“第二故乡”的地方走完了人生最后的里程。

这也许是一个生命的轮回。

60年前大学毕业，在这里踏上工作岗位时，他便萌生了“在书架上有自己写的书”的理想。没想到隔墙有耳，他的这个想法传到某领导的耳朵里，被当作成“封资修”思想，在大会上点名批判。高音喇叭可以掩盖小人物微弱的声音，但泯灭不了一个年轻人的梦想。从此，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著书立说”之路。在他走完人生之路时，他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没有辜负自己的人生。

对于编者来说，安老师始终是一位业余作者，正是这位业余作者，做出了并不业余的业绩。笔耕不辍60年，留下了千余万字的“历史软件”，尤其是那些关于胶东、关于我们这座城市的文字，将作为这个地域的“立此存照”，继续留在这个世上。

安老师，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