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大川

农村土地改革之前，我们隔壁曾借住着一对小夫妻。丈夫周子栋，是一个以靠卖猪头肉谋生的小伙子。妻子李国香，是我们村名门大户冷道台家中的佣人。命运使得他俩相逢、相知、相爱。他们一起入党，参加革命工作。

随着抗日战争的顺利推进，驻守招远的日军终于待不下去了。1945年8月22日那天，他们倾巢而动，在龙口登船狼狈逃窜。当天夜里，八路军迅速进驻招远县城。随即，由我党政府组织领导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减租减息运动在招远大地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当年河东民主政府的办公地临时设在东汤小学。各村相继成立了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自卫团、儿童团等组织。周子栋担任自卫团长，李国香担任妇救会主任。后来成立村党支部，二人都是支部成员。

减租，就是在原来地租的基础上减少25%；减息，就是将原来的3分利减少一半，成为1.5分。减租、减息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对于那些长期以来受苦受难的百姓来说，是开天辟地第一回，甚是惊喜。但与此同时，大家又不无担忧，心中有诸多疑虑。因此，租、贷双方都有不同程度的不理解，不配合。再加上我们村情况较为特殊，全村是同一族姓，同出一脉。以冷道台为代表的富家大户，几代为官，在村中颇有声威，故而，减租减息工作一时间进展得并不是那么顺利。

周子栋夫妻二人除了按上级指示精神配合村干部开好各种会议外，还没白没黑地走门串户，宣传党的政策，讲解革命道理，提高乡民和村人的认识，使减租减息政策落到实处。

1946年，农村又开展起斗地主、分田地活动，进行土地改革运动。这一场经济体制和社会性质变革的运动，在很多村子开展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可是，在我们村子里，斗争大会一直没有开起来，一度拖了运动的后腿，被上级政府称为“封建堡垒村”。后来，民主政府统一协调、领导，周边村干部共同参与，周子栋、张金亮等村干部积极配合，多次组织发动。大会上，其他村里多名受苦受难的长工、佣人、佃户分别作了发言，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剥削方法和剥削手段，使人们透过现象，看清了封建剥削制度的本质，懂得了剥削的残酷性和不合理性。上级领导进一步指明，要想摆脱穷困，挖掉穷根，只有翻身当家做主人。没有任何村子、任何人能超越这个范畴，冷道台及所有族人都不例外。斗争大会圆满成功，土改运动终于得以顺利开展。

1947年夏天，土地改革大复查开始，斗争形势异常复杂、激烈。个别地方的领导头脑发热，有些过激，致使运动偏离了中央的既定政策方针。我们村子也不例外。由于对立面的进一步扩大，作为革命工作的积极骨干、村中的外姓干部，周子栋难免得罪他人，遭到嫉恨。曾有一次夜里，周子栋刚开完会要回家，突然有一伙人追赶着抓他。他机警地跑到当年任区中队教导员的冷大同那里，才躲过一劫。

进入秋天，9月19日这天，国民党顽八军残部侵入招城。还乡团到处抓人，肆意报复。被斗的地主和富有分子有的蠢蠢欲动，有的上蹿下跳，大都忙着“秋后算账”。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大地，血雨腥风的屠杀开始了。

敌人下手抓捕的，除了我政府各级参加土改的领导干部，就是活跃在农村土改一线的村干部和积极骨干分子。当年，我们村的村干部，包括周子栋和李国香在内，全部被抓了进去。有个被斗户老太太竟然借机跑进城里，在大堂上跪着央求敌人“为她作主”，并哭天抢地地喊着“要死的，不要活的”。

敌人将周子栋等人抓进去以后，轮番刑审、拷打，折腾一些日子后，又通知各村联名取保。可能是抓进去的人太多，没地方关押，也可能是战局逼迫他们不得已而为之。

我们村的封建家族意识过重，因此联保的名单上根本没有一个外姓干部。在这个问题上，我曾祖父冷秉玉曾多次劝说：“这样不上讲究，不够道义。”可两名国民党临时任命的闾长干部，不听从好心人的劝说，还是一名外姓干部也不保。就这样，周子栋、李国香、张金亮三名干部被留在了狱中，其余冷姓干部全都得到了保释。

后来，我解放军大举进攻，国民党节节败退，顽八军也难逃此运。他们逃窜前夕，对这批没有被保释出来的干部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屠杀，周子栋不幸遇害。

11月2日，顽八军仓皇弃城，匆忙逃往龙口。在解放军的枪炮声的震慑下，四十几天的“秋后算账”匆忙收场，张金亮、李国香幸免于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