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云强

父亲对我的事是一万个上心。说起来，我的对象还是他牵的线。

我1968年参军后，他就把我的婚事擢升为头等大事。那时的夫妻，自由恋爱的很少，大多数都是经人介绍。父亲个子不高，胖胖的，慈眉善目。彼时他已退休，碰到熟人，便会请人帮我张罗对象，说得多了，形成了一套固定话语：“有没有合适的闺女，给俺儿介绍一下。俺儿是部队的技术干部。”我是家中独子，父亲择儿媳的条件是：女方须是烟台本地人，须会过日子。至于模样，说得过去就行。

父亲毕竟是老年人，人际关系有限。他原来在烟台中医院工作，他觉得那儿年轻的医生护士不少，动辄就往那儿跑。父亲认识一个朱姓大夫，朱大夫与一位患者关系非常好。患者有个女儿，姓王，时年19岁，在纺织单位工作。父亲把我穿军装的相片送给朱医生看。我当时很瘦，她看了后说：“小伙挺帅，就是身子骨有点单薄。”几天后，她找到父亲，说女方一家看到相片，希望与我见面后再作决定。

父亲心细，凡家中大事小情，都由他操心谋划。他40岁才有我，属于老年得子。农村人结婚早，在我们连队，干部差不多都来自农村，我是唯一没结婚的城市兵。来自泰安的韩连长爱开玩笑，动不动拿我说事，时不时地给我上眼药，说谁谁都有儿子了，我的对象还不知在哪个丈母娘腿肚子里丢荡。

那时，我也确实动了找对象的心思，但身在军营，一色男子汉的世界，想谈也没有条件。1970年下半年，部队派我到临沂第二百货商店搞三支。机会来了。商场有个姓孟的出纳，是前两年由青岛商校分配到临沂百货二店的。小姑娘苗条白皙，气质与众不同，年龄与我相当，有女职工把我俩往一块撮合。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对陌生女孩心动。我写信告诉父亲，遭到他的反对。他不识字，让姐姐回信，坚决不同意我找外地对象，并让我回家相亲。

朱医生送给我爸一张女孩的照片，这个女孩后来成了我的妻子。那是一张二寸的黑白照。照片上的女孩梳着那时最时尚的大辫子，双眸微微抬起向前望。鹅蛋形的脸盘较小，显得五官精致紧凑。父母时不时拿出她的相片，一边端详，一边议论。母亲总说：“这孩子长得和娘娘似的，当画贴在墙上行，过日子能中？”母亲信服的以貌取人的话，实际是一种在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的悖论。事实上，婚后的妻子用行动让母亲逢人便夸她得了“宝贝”。

那一阶段我工作特别忙，一时半会请不下探亲假。父亲在此期间也没闲着，他干了两件事。一是像大多数老烟台人一样，访听一下未来儿媳的家庭情况。老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父亲得知，我未来的岳父是中学老师，岳母则是一名普通职工，两口子都是本分人；他们有五个闺女，被街坊邻居称为五朵金花；家中还有一个70多岁的姥姥，这个老人不简单，不但能干活，会过日子，而且能说会道，一家人的铺排打算全指望她。父亲坚信，有这样的长辈、这样的家风，调教出来的孩子保证也差不了。

另外，父亲还看了我妻子本人。现实中有的人夸相片，有的人不夸，模样还是看本人真实。但公公见未过门的儿媳妇，传出去不好听，因此他是偷偷去看的。妻子当年的工厂在现在芝罘区万达广场附近。于是，到了快下班的点，他拿着马扎，坐在厂门口老远的地儿看。当时是冬天，天很冷，下班时工人一窝蜂地出来，而且大多是女孩儿，模样差不多，一连三天，他都没认出来。到了第四天，妻子因有事出来晚，被冻得直哆嗦的父亲发现了，算是看了个结实。回家后，父亲一个劲儿地乐，嘴里还念念有词：“俺儿有福，潘家有俊媳妇了。”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71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在蒙蒙细雨中，我走进妻子家。假期中，我们一直待在一起，还去看了几场电影。我们到烟台最有名的锦章照相馆照的订婚照。那时不兴穿婚纱，我们特意让照相师傅为黑白照片上的彩。如今，桌子一角的照片已经发黄，但照片里的我们依旧年轻，仿佛在静静诉说着那流逝的岁月。

为给我筹办婚事，年迈的父亲去了环山路的一家单位补差。父亲退休工资30多块钱，补差，即把他的工资恢复到在职时的52块5角。父亲干传达，兼烧茶水炉，工作时间一天一宿。自此，父亲一直干到76岁才真正退休。他用这些补差的钱，再加上卖农村老宅的钱，为我置办了结婚的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等三大件及其他物品。

我在1974年结婚了。那时，请客很少上饭店，普通人家的婚宴都在家中举行。那天，会厨艺的父亲亲自掌勺，他拿出看家本领，葱爆海参、红烧大虾、糖醋黄花、清蒸加吉，一盘盘菜从他手中做出。那盘拔丝苹果，用筷子搛的时候，扯丝挂缕，在光线的映照下发出盈盈的桔黄色，看着让人不忍下口。那天，父亲很累，但他异常高兴，脸上的笑容一直没离开过。

老父一生无大志，最大的理想是帮孩子实现理想。前辈们甘付一切而无需回报，验证了人性的光辉与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