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金盛

在抗日战争时期，北海银行为解决军需民用、取得抗战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对北海银行支行一级的经营、活动情况缺乏完整、系统的记载。为还原历史，笔者通过大量的史料挖掘，整理出了西海支行抗战时期的机构状况、人员状况和业务开展情况。

为了更好地服务抗战，与各级党、政、军组织架构相配套，北海银行在全省建立起了“总行—分行—支行—办事处”自上而下的系统、完备的银行组织架构。在胶东地区，为了加强对彼此分割、孤立的根据地的领导和发展，1940年1月胶东区委先后成立了南海、北海、西海、东海四个专区地委和行政机构，北海银行在每个专区都成立了支行。其中西海专区辖掖县（习称北掖）、掖南、招远、招北、平度、昌邑、潍县7个县（根据形势变化，辖区时有调整），西海支行在各县设有办事处。

王杰三，梁郭镇大郎家村人，1941年北海银行西海支行成立不久，他参加了银行工作，1943年，因战争需要，他带领17名民兵参军支援前线，离开了西海支行。他在回忆录里记载了当时参加工作的过程：九月至十月间，由北京地下共产党员武国兴（武云阁）介绍，回到了家乡参加北海银行工作。那天先到了过西乡的武家村，由交通员王奎五陪着到了苗家乡的前庄头村。当天晚上同行长郭欣农等三位领导见了面，一起进了大泽山，住在北台村，西海支行的行址就在这里。为了保密，银行对外称商号，字号是“西兴顺”。人员有行长郭欣农（苗家郭于人），副行长史之光（平里店麻渠人）、宋锡英（文登县人），会计鲍子明（平里店婴里人）、王维芝（朱桥人），营业员郑石廷（苗家西罗台人）、姜宗山（平里店姜家人）、赵作文（梁郭卢家人），出纳员杨在吉（牟平崖子人）、王杰三（梁郭大郎家人），警卫队长孙寿玉（过西徐家人），警卫杨作民（过西仓上人）共10余人。

当时银行处于游击状态，频繁转移、无固定场所。王杰三的主要任务就是保管现金，包括钞票、黄金、银元、铜元等，保证现金的完好无损、万无一失。“经常是一头骡子、几条帆布口袋、几个包袱皮，遇有情况随时转移。”这就是他们当时的工作状况。抗日战争时期，西海支行克服重重困难，为支持抗战、发展经济，发挥了重要的特殊职能作用。

迂回周旋反“扫荡”

西海支行成立以后，正是日伪活动最猖獗的时期，他们反复对根据地进行拉网式大“扫荡”，给根据地带来很大的威胁。部队战士在前线与敌人浴血奋战，银行的人员则及时转移、灵活周旋、巧妙斗争。

共产党与老百姓关系如鱼水、感情似手足，在转移过程中，每到一处，都会得到当地群众，特别是“关系户”（亦称“堡垒户”）的支持和掩护。苗家大悲寺村的赵学叔就是银行可靠的关系户之一。他在村里开着一个小铺，家境也不是很宽裕，但每当转移到他家时，他总是让银行的人员先吃饱，并帮助掩藏现金和物品，从未出现闪失。大悲寺于家村王方吾年近70岁，以开小铺为幌子，替银行保管东西。他的家中埋着瓷坛子，遇有敌情就将物品迅速掩藏，从无差错。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下，没有固定的金库，贵重物品放在口袋、包袱里随身携带，遇到紧急情况，就要灵活机动、果断处置，把钱款包好就地扔到水井、草垛、臭水坑等地方。慌乱中，来不及做记号，时间一长，就找不到了。过后群众在淘井、挖粪、拿草时发现银行的款袋，就会原封不动地送给银行，分毫不差。此外，苗家镇吕村、罗家、前庄头、后庄头等村的关系户都十分可靠。当时西海支行中有外地的同志，一听口音就知道不是本地人。如果没有可靠的关系户掩护，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是站不住脚的，但西海支行还有掖县县委、县政府的人员都曾在大悲寺郭于村住过，一住就是几年，从未受到敌人的破坏，这与群众的掩护是分不开的。

还有一次，银行的人员和群众被敌人包围在小兰埠村，有的开枪硬冲了出去，有的随群众一起跑了出去。行长郭欣农身上带着两包黄金，行动不便，情急之下把一包黄金扔进了猪圈的臭水坑里，另一包塞在灶旮旯的杂草里，没来得及撤退就被敌人抓住了。在被伪军押解的过程中，突然出现一个手提匣子枪的伪军，硬是将郭欣农要下，然后严声厉色地用枪逼着他走进小胡同，直插村北头。随后这个伪军小声说“快跑”，郭欣农立即领会，赶快向村外跑去，这个伪军只向天上放了两枪，郭欣农得以逃脱。

当然，在严峻的形势下，也难免出现损失，甚至有的人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43年上半年，武装人员李秉哲与另外3个人到昌潍执行押送黄金任务，返回途中在海庙姜家与敌伪遭遇，李当场牺牲，另外3人逃脱。掖南办事处武装人员杨兆功在执行任务时被俘，在狱中坚持斗争，与其他7名狱友挖墙越狱，还携带出重机枪子弹24粒，出狱后被地委奖励200元北海币，休养后与张玉山同去济南执行任务，在城东南的上田家与敌相遇被俘，杨兆功又越狱逃脱，张玉山则佯称商人被保释出来。

货币斗争施巧计

抗战初期，山东省货币流通市场比较混乱，有当时的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有日伪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联银票，有山东省民生银行发行的民生票，有顽固派发行的流通券，还有商会发行的少量会券，个别商号、店铺发行的店券等。这些票券发行数量大、信誉度低、贬值严重，给百姓带来很大伤害。北海银行成立之后，为了稳定市场、繁荣经济，在根据地发行了北海币，并与其他货币展开了机智灵活、针锋相对的货币斗争。北海银行的货币斗争分两个阶段：

（一）联合法币、排斥伪票、取缔杂券。抗战初期，为了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一致抗日，在根据地发行北海币的同时，允许法币等值（币值相同）流通。对于伪联银票和其他杂券，一律取缔、禁止使用。这一时期，北海银行重点与伪联银票开展了艰苦斗争和激烈对决。日军入侵胶东之后，先后在青岛、烟台、威海、龙口等重要港口城市设立伪联合准备银行的分行或办事处，作为推行伪联银票的“桥头堡”，在沦陷区内废除其他一切货币，强制推行联银票。征收税捐，强迫缴纳联银票；把据点周围的集市合并搬迁到据点内，强行使用联银票；对游击区的集市，出动部队包围市场、搜身检查，没收法币、撕毁北海币，殴打恐吓、驱散市场。对于法币，进行任意打折、低价兑换，然后套取外汇、购买战备物资，用中国人的钱打中国人。对于北海币，则极其仇视，严厉打击和取缔，发现持有北海币者，“票币撕毁、人遭毒打，超过5元以上者枪毙”。甚至实施印制假北海币到根据地购买货物的阴险手段，欺骗百姓、扰乱市场。对此，北海银行进行了有力的反击。一是在根据地明令禁止使用伪票；二是在敌伪据点周边村庄开展兑换法币工作，减少日伪推行伪票的机会；三是将集市划小，易聚易散、灵活方便，避免日军的突然袭击；四是安排人员到市场上进行反假币宣传，提高群众反假意识；五是严控北海币发行数量，保持物价稳定、币值坚挺，增强信誉、取信于民。在掖南敌占区的集市上，群众暗中喜欢用北海币进行交易，称北海币为“屋里钱”。

（二）脱离法币、统一本币、独占市场。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伪利用法币套取外汇的做法受阻，继而调转方向，将收兑的和从其他占领区掠夺的法币、加上汪伪的中储票，一起涌向根据地，高价抢购物资，引发物价上涨、通货膨胀，试图摧毁根据地的经济。中共山东分局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予以反击，及时实行“排法禁伪”的货币政策，果断与法币脱钩，在各根据地建立以北海币为本位币的独立货币市场，禁止其他货币流通。西海支行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采取灵活的工作方法，有效地开展货币斗争。一是进行广泛宣传，一切交易禁止使用其他票券。二是成立兑换所，及时兑换群众持有的法币，尤其对根据地之外的贸易往来，满足供应，保证货畅其流。三是打赢物资战。对兑入的法币，集中到敌占区购进战争和生活必需品；鼓励商人出口（销往敌占区）根据地多余的商品，进口或换回急需的物资。四是严厉打击货币黑市交易、开展反假币活动。通过以上措施，既将法币排斥到了敌占区，又能购回所需物资，控制了根据地的物价，取得了货币斗争的完胜。

发放贷款扶经济

为了配合全区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西海支行还不失时机地发放各种贷款。贷款的主要对象是农村有组织（互助组、变工队）的基本群众、抗属和城镇手工业、小商贩等。农业贷款主要为农民解决购买种子、肥料、农具、水利等难题，并实行优惠利率；工商贷款主要帮助解决购进原料和商品的资金周转问题。《西海支行1943年上半年工作报告》中记载的贷款发放情况是：当年共发放贷款398.5万元，其中农业及春耕贷款206.4万元、占51.8%，工业贷款20.9万元、占5.2%，纺织贷款38万元、占9.5%，定期贷款50.1万元、占12.6%，渔盐业贷款26.2万元、占6.6%，生产贷款14万元、占3.5%，救济贷款及其他特殊贷款也都有发放。此外，因物资缺乏和物价不稳，银行还超出了本身经营范围直接办理实物贷放业务。

多种经营保供给

抗战初期，为了调整物价、稳定市场，由银行负责储备一定数量的重要物资，以便进行调剂，并负责到敌占区购进紧缺物资，如印钞用的纸张、油墨、印刷机器及配件等。当时银行是秘密经营，不能公开“身份”，而是采取投资的方式，与社会信誉好、忠实可靠的商家合营，称为“灰色商店”。1942年西海区成立合资商户10家，银行投资12.7万元，占总资本的46.5%，之后规模还不断扩大。王杰三回忆说：“当时银行不公开，我们到敌战区和大城市购买军政所需物资，不能直接以北海银行的名义出现，必须通过有名气的商店办理。为此，北海银行设了几个商号，承担这项任务。如设在吕村的‘旭晟昶’、诸流的‘广瑞兴’等都是。其中的‘旭晟昶’就是郭欣农家出卖部分土地凑了5000元现洋作为资金的。‘旭晟昶’的经理张玉亭，为人精明能干，商号经营得也好，对外很有信用，由该商号支付的汇票没有一次顶回的。这期间，北海银行在大连购买的油墨等紧缺物资，都是通过‘旭晟昶’支付的。”

千方百计筹军需

抗战时期，西海支行还肩负着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为上级筹集军政费用和军需品。主要途径有：一是收购黄金。西海地区招远一带盛产黄金，黄金是硬通货，胶东久负盛名的玲珑金矿被日伪控制，西海支行只能通过地下党组织秘密收购。王杰三回忆道：“西海支行定期去取黄金的地点是梁郭东北面的杨家沟（现沟子杨村）金矿。这里是玲珑金矿的一个分矿，矿长徐耀祥是掖县人。黄金主要是靠矿工从井下偷带矿砂冶炼出来的……我的任务是每5天到杨家沟取一次黄金，每次都是10至20条（每条10两）。矿上的党组织和职工，不管碰到什么困难，都要坚决完成任务……每次取回的黄金再由专人分头带往青岛、天津换取所需物资。”当年在沟子杨村西双山的东山南坡上建有金矿、挖有矿井。今年5月13日下午，笔者在村支书杨吉龙的陪同下，进行了实地查看，发现山坡上仍存有十几处口径在1米左右的废弃矿井。杨书记说，其中有4处是抗战时期开挖的，其他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这里开矿遗留的。向井中扔下石块，好长时间才有回音，深不可测。井口虽已长满树木和杂草，也丝毫掩盖不了当年工人们艰辛劳动的场景和坚贞不屈的抗日精神。二是直接向民间筹集资金。一些社会贤达和开明商人积极支持抗战，经常为八路军解决燃眉之急。据王杰三回忆，过西乡徐家村的徐柏龄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当时任掖县商会会长，胶东财政处长孙揆一到西海筹措费用，都是通过西海支行联系，由王杰三陪同，与徐柏龄接头，住在徐的家里。徐的家里摆着麻将桌，遇有敌情，便以打麻将作掩护。所需款项由徐柏龄出面分摊到其他商号，凑齐后装到盛粮食的帆布口袋里，每辆小车装两袋子，每次回去都是十几辆小车运送，路线是由过西经驿道、道头转送至胶东专署。除了筹集钱款外，还由敌战区集中购买紧缺物资。1942年初冬，胶东3个独立团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棉衣还没有着落，徐柏龄筹集了一批白洋布，部队战士和机关人员才穿上了新棉衣。

开通汇兑促贸易

小额交易使用现金很方便，跨地区的大宗货物贸易则不然，也不安全。因此，当时的大多数贸易都采用以货易货的方式进行，不便之处可想而知。为了方便交易，胶东北海银行于1941年8月在根据地各支行之间开通了汇兑业务，1943年上半年又开通了跨地区的清河、昌潍之间的汇兑业务。这时的西海支行及各办事处在本专区、胶东地区及跨地区的清河、昌潍之间全部开通了汇兑业务。随着形势的好转、根据地的扩大，汇兑业务开通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1944年7月1日的《大众报》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开展了各级银行间的纵横汇兑与群众性的存放透支，便利与刺激了商人与商业的发展，调剂了物资，稳定了金融，平衡了市场上物资供求悬殊的现象……初步刺激商人打通了东西海间交流物资的习惯……”

以上是北海银行西海支行抗日战争时期在掖县的具体经营、活动情况，也是众多支行的一个缩影，革命先贤志士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不畏艰险、克服困难、英勇不屈、奋勇献身的精神，成为永恒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