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武

姥姥一生没有儿子，只有我母亲一个女儿。母亲八岁时，姥爷病逝，撇下孤儿寡母，在贫困中煎熬度日。

母亲结婚后，姥姥因为生活所迫，到邻近的一户地主家当长工，给人家洗衣、推磨、做饭，一干就是八年。抗战胜利后，我们那里解放了，她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为了和姥姥作伴，八岁那年，母亲把我送到了姥姥家，从此我和姥姥相依为命。我一边读书，一边帮姥姥种地。记得有一年春天，我用肩挑着扁担往地里送粪。早春的河水刺骨的凉。为了走近道少跑路，我不去绕道走有桥的路，而是挽起裤腿儿挑着粪徒步过河。西北风一吹，脚背和小腿儿全是裂纹儿，血淋淋的，像针扎一样的疼痛。我哭了，姥姥也哭了。晚上，她给我涂上食用油，用微火烤一烤，再用手掌轻轻地揉一揉，疼痛减轻了。第二天，我照旧送粪，照旧徒步过河，直到把粪全部送完。

我学习用功，成绩优良，很讨姥姥的喜欢。她生活困难，没有钱，却非常支持我的学习。我的学费钱、书钱、作业本钱，都是她纺线挣点微薄的加工费积攒起来的。为了节省灯油，她常常在月光下纺线。我知道姥姥很辛苦，也很理解她的艰难，所以在加入少先队举行入队宣誓仪式时，宁肯向同学借一条红领巾，也不告诉姥姥，免得让她花钱。姥姥知道后批评我说：“傻孩子，佩戴红领巾是光荣的象征，姥姥再穷也要给你买。”她立即用自己纺线积攒的钱为我买了一条红领巾，从此，我戴上了自己的红领巾。

有一次，我和伙伴在街上玩，两个中年妇女路过我们面前，其中一个指着我说，这个小孩真漂亮，大眼睛，白脸蛋，比媳妇还好看。从此，我便落了个“媳妇”的绰号，无人不知。我很生气，常常暗地里骂那个女人。姥姥却不以为然，她安慰我说：“常言道，没有外号不发家，况且这个外号也挺好听的。”姥姥的一番话似乎对我有些安慰，对“媳妇”这个绰号我也不再那么讨厌了。

那个时候的男孩都不再剃光头了，流行到理发店理分头，不过那得花钱。最常见的是家长用剃头刀给孩子剃个泥丸头，好像把一个黑泥碗扣在头顶上，要多难看有多难看。我也剃了个这样的头。邻居表嫂看见了，对我说：“小兄弟，怎么留这么个头？这可不像个‘媳妇’样”。碰巧那天姥姥家来了客人，我怕客人笑话，随手拿了个草帽扣在头上，吃饭时也不摘掉。客人好奇地问我为什么吃饭不摘草帽，我无言以对，脸羞得通红。后来，姥姥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再也不让我剃那种头了。每当到了该理发的时候，她就主动给我钱，让我到理发店去理发。

时间真快，我在姥姥家上小学，转眼间就毕业了。我又考上了初级中学，学校离姥姥家20里路，我靠助学金成了在学校吃住的寄宿生。每个星期六的下午，上完两节课后，我都到姥姥家看望她。每次姥姥都会在村头的一棵老槐树底下等我，回校时再陪着我走到老槐树底下，望着我远去的身影，直到看不见为止。

第二年，学校搬迁，新校地址离姥姥家六华里，我由寄宿生变成了早出晚归的走读生。走读生在冬天上课迟到是常有的事，但我从来不迟到。班主任老师问我是什么原因，我告诉他，因为我有一个好姥姥。家里虽然没有钟表，但姥姥的起床时间非常准，从来没有耽误过做早饭，即便冬天也是这样。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起早贪黑为我做饭，没有半句怨言。

上完初中，我又考上了中专。每年寒假，我都去姥姥家过年，与她作伴儿，为的是消除她一个人过年的孤独感。参加工作后，我把第一个月的工资寄给她，她特别高兴，逢人就说：“外孙没有忘记我。”

姥姥去世已经50多年了，每当想起这些往事，都会勾起我对她的无限思念。姥姥对我太好了，我从内心感激她，想念她，永远不会忘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