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荣起 王友川

在同盟会栖霞四君子（谢鸿焘、李凤梧、栾钟尧、于洪起）中，可能因居家时间较短等原因，于洪起的事略资料并不多，读者通常能见到的不过是几百字的简介而已。然而，笔者追踪他的生活轨迹碎片发现，若论学识之渊博、阅历之丰富、交际之广泛、文墨造诣之深厚，级别之高、影响之大，当首推于洪起。更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著名社会活动家、山大教授，曾任山东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妇联副主席，民盟中央名誉主席等职的孔子76代孙女孔令仁的亲外公。

矢志救国 兴教育人

于洪起，字范亭，栖霞市蛇窝泊镇清河口村人。1877年9月2日（清光绪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祖上在北京经商，父亲于梓林弟兄三人都在京城翰林院供职，于洪起自幼随父在京读书。时当满清政府腐败昏庸、列强觊觎瓜分中国、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的岁月，于洪起耳濡目染，在心灵深处，已埋下救国强民的种子。想救国，就要反封建、争民权、谋平等，这在当时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有人已率先卷入维新变法甚至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大潮中。于洪起19岁时，踌躇满志地回乡，应科试、补秀才，以自己在京城的所见所闻广泛宣传“救国强民”的观点，尤其利用走亲访友的机会，常与大舅哥李凤梧等同龄人一起评论时弊，畅谈志向，很多年轻人深受其影响，于洪起的名字也随之闻名乡里。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一则新闻传来，因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京等动乱被关闭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重新恢复招生授课。于洪起尊父命回京，考取京师大学堂师范科习博物专业。1903年前后，胶东兴起一股东渡扶桑、寻求救国道路之风，于洪起深受震动，跃跃欲试。巧的是从1903年起，京师大学堂也开了选派学生留学日本和欧美之先河，于洪起有幸于1905年获得游学日本的机会，并很快与同乡革命义士徐镜心、谢鸿焘等取得联系，并首批参加了孙中山和黄兴当年在日本创立的同盟会（后改组为国民党）。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初，于洪起以优异成绩拿到京师大学堂的毕业文凭，分到山东提学使司学务公所任职，并兼任山东高等学堂和山东优级师范教习，开始了他教书育人的生涯。

矢志救国的同盟会会员们一致认为，为将先驱者“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的希冀变为现实，兴办学校、对青少年进行思想和智性的启蒙，是最可依托的途径。于洪起利用这一机遇，全心投入，呕心沥血，不遗余力地灌输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教育新思想。他协助谢鸿焘创办烟台东牟公学，积极宣传废除科举制度，振兴教育、开办新学，并以学校为基地开展革命活动，各地革命青年来此求学者达200余人，教员均由同盟会员担任。一时间东牟公学精英荟萃，校部成为辛亥革命在胶东乃至中国北方的策源地与摇篮。黄兴的弟子、在湖南被称为桃源三杰（另两位是宋教仁、覃振）之一的胡瑛也应邀前来任教。1908年7月，于洪起到青岛，参与了青岛震旦公学的创办。作为革命党人的活动中心，学校除设立文化课程外，还开设了军事学和军事技术训练等科目。在校师生一律留短发、穿军装，学校还专门采购了枪支。除学习外，学校师生经常去工厂、群众中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学校名声随之远播。于洪起还与陈干、刘冠三等成立以学界为主体的山东矿产保存会（亦称“五路保矿会”），广泛联络各界人士开展反对德国人侵略山东矿权的斗争。由于清政府与德国殖民当局相互勾结、里外夹击，震旦公学被迫解散，于洪起被迫于1909年春南下粤西，任农林学堂教习。当年秋天，应山东巡抚孙宝琦之请，回山东任谘议局秘书。谘议局是清政府新建机构，内部有封建顽固和倾向革命两个派系（人称二六党和清流党），于洪起利用合法身份，与山东同盟会会员徐镜心、丁惟汾、谢鸿焘等在省内开展革命活动，对推动山东省宣布独立奠定了基础。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各省次第光复，于洪起复回烟台，卷入政治斗争10多年。期间，新式学堂在全国面上开花。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于洪起应李凤梧之邀，带着国民党山东省临时党部在烟台发展国民党工作的指令，担任先志中学校长，崔唯吾任教务主任（暗中做国民党烟台党支部负责人工作）。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6月，上海学生联合会发来传单，号召全国学生积极参加声讨英日帝国主义残害纱厂女工、杀死工人顾正红的罪行。先志中学学生会立即邀集全市中小学生在潮州会馆举行誓师大会，学生代表振臂演讲，激发了与会学生的爱国热情。会后，全体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沿路击鼓吹号，散发传单。当游行队伍登上烟台山，路经英、日领事馆门前时，学生们放缓脚步，连呼口号，有的学生甚至将传单抛进领事馆墙内。领事馆门前虽有岗哨，但面对气势汹汹的游行队伍，却不敢有任何行动。此后，先志中学又组织全校学生分组深入大街小巷进行演讲，以激发广大市民的爱国热情。

先志中学是于洪起连续执教时间最长、发挥潜能最大、培养人才最多、社会影响最广的教学时段。1927年，他协助家乡蛇窝泊村创立了霞光小学，从校名的确定、校牌的书写到校长的遴选、教员的擢用，他无不亲历或建言。

于洪起治校，教书育人并举，深得学生拥戴。传承其精神、出类拔萃的弟子，不乏其人，对推动共同抗日起到积极作用。

1927年，曾隶属奉系军阀的山东督办张宗昌，密令东海道尹逮捕在烟台主持国民党工作的崔唯吾。得到消息后，崔唯吾等国民党员连夜离开烟台，学校停办（后学校与渤海中学合并，名为东海中学，即山东省立烟台八中前身），于洪起则去了南京，专心从政。

廉政惜民 肝胆照人

作为革命党人，于洪起的从政之路，是从担任山东军政府都督胡瑛的顾问开始的。

1911年11月12日晚，烟台继武昌起义之后， 在山东率先起义成功。但由于经验不足，被应时赶来的清军舞风号炮舰管带（舰长）王传炯窃取了临时军政府司令之职，险些断送革命前程。幸亏革命党人及时识破，紧急求援，徐镜心、栾钟尧、丁惟汾、谢鸿焘等分头到上海、南京会见陈其美、黄兴、孙中山等革命首领，并建议委派曾在东牟公学任教的胡瑛统兵北上，及时取代了王传炯。参与革命的义士们扬眉吐气，各司其职，烟台立时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于洪起有群众威信，能荣膺胡瑛顾问之职，既说明胡瑛对他的赏识，也能看出当时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对他的信任。

1912年，于洪起被推举为临时参议院议员。1913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二次革命爆发后，他深入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并参与策划周村、潍县等地的反袁斗争。1915年袁世凯称帝，他又投入更大规模的讨袁运动。1916年袁世凯死了，第一次恢复国会时，于洪起仍任众议院议员。1917年7月1日张勋导演复辟闹剧，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逆宣言》，全国上下群起而攻之，闹剧很快垮台。孙中山回革命的发源地广州发起护法运动，于洪起追随前往，任护法国会众议院议员。1922年第二次恢复国会时，再任国会众议院议员。1923年10月，曹錕在北京贿选大总统，选票从5000元涨至数万元一张，山东数名议员失节助曹，于洪起愤然撕毁选票，与丁惟汾、于恩波等拂袖离京，赶往上海，协助孙中山促成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1927年，于洪起离烟到南京，被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任命为参议。1928年江苏省政府成立，于洪起出任秘书长。当时社会上流传一种中国资源贫乏论的论调，助长帝国主义侵华气焰，打击了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志气和信心，实际是在为帝国主义服务。学博物的于洪起深知中国是个物产丰富的国家，他援引充分证据，撰写《中国资源贫乏论》一文，有力批驳了悲观失望的错误论调，并应邀到各地作报告，宣扬中国是地大物博有光辉前途的国家。听过报告的人，深受鼓舞。从1931年开始，于洪起担任国民党中央检察院委员一职，与监督院院长于右任合作共事多年（直至去世）。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于洪起随国民党中央政府迁到重庆。他对官场的腐败很看不惯，曾撰写《格物浅释》，抵制政府官员的腐败现象。在国民党官员中，妻妾成群现象普遍存在，于洪起看不惯别人娶二房、纳妾，他自己也不娶二房。他的发妻生了两个女儿后，长年不孕，不少人劝他娶二房以续子嗣，他坚决不允。有个好友买一妙龄少女送他做妾，不等他表态回头就走。他不忍把这个孤苦无依的女子推出门外，只好让妻子认她做干女儿，后寻得一朴实可靠青年把她嫁了，而他，直到大女儿17岁时，妻子才生育了唯一的儿子。

于洪起官职不低，但从不摆官架子。他穿着朴素，待人谦逊，每次回故里总是在村外下軕子，然后徒步进村，不分男女老幼，都按辈分称呼。从次日开始走访乡亲，越是贫寒者，他越上心。他不失时机地宣传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与理想，劝说家人不要置办田产。有人不理解，笑他做官不发财，是傻瓜。他的故居遗址非常简陋，根本找不出高阶大户的痕迹。

有一次，于洪起由青岛乘火车回南京，因拥挤找不到座位，只好一直站着。这时，有一个自称县长的人因找不到座位对乘务员大发雷霆，于洪起看不惯，就走过去说：“先生既是县长，就是百姓的公仆，有什么理由耍威风呢？”见人不服，于洪起掏出工作证件又说：“如果说当个县长就不能站一站，我这个当中央监察委员的，岂不应该躺在座位上吗？”一席话说得那个县长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战争岁月，国无宁日。他动员年轻人从军抗日，其中他本村就有于召读等五位青年先后考入黄埔军校，有的还参加了缅甸远征军。

然而，于洪起并没有看到抗战的胜利。1940年，在繁重工作的压力下，他高血压病猝发，抢救无效，于10月17日离世，享年63岁。他生前坚信抗日必胜，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曾多次上书批评。他始终赞同国共两党共同抗日，因此他的逝世使当时的进步人士深感悲痛。逝世一个月后，当时的国民政府发出褒扬令，称赞他为国会议员“持正不阿、誉望尤孚”，参加护法之役“艰险备尝，弗渝永志”，任监察委员“清勤直亮，建白尤多”。与此同时，栖霞县亦在清河口村隆重举行追悼会，对他一生的贡献和道德风范作出高度评价。

于洪起交由他的警卫员保存的一些证件和文物被带去了台湾，后来转由于洪起的晚辈（干儿子）于济长保存。台湾博物馆获悉后，曾多次交涉，要求将这些文物留在台湾，于济长根据于洪起一生眷恋故土的理念，始终未予答应。2008年，于济长通过本村于氏后裔与烟台博物馆联系获准收藏。4月23日，75岁的于济长专程从台湾赶来，向烟台市博物馆捐赠遗物十余件，其中包括京师大学堂毕业证书、民国政府任命书、鸡血石阴阳章、范父印版、磁镶照片、楷书对联、小楷条屏等。这些遗物均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和书法艺术珍品，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艺术价值，不仅丰富了烟台市博物馆的馆藏，也增加了整个社会对于文物捐赠的热情和对近现代文物的保护意识。时任烟台市博物馆副馆长辛俊玲说：“这批文物填补了烟台市博物馆缺少近代文物和史料的空白，对于研究近代历史有很重要的意义。”于济长替于洪起圆了“物归故里”之梦后，如释重负地说：“这些文物回到故乡，才是最好的归宿。”

学海造诣 惠及后人

于洪起兴趣广泛、勤奋笃学，不仅通达博物所涵知识，诗词书法、人文历史、礼仪时政等也无所不通。他的学识紧密联系现实，并与教育后代相融合。他在京师大学堂就读期间，每封家书都会千叮万嘱，不准任何人用任何理由给女儿苹芗和西华裹脚，“如有违背，定不算完”。当时农村妇女裹脚是天经地义，鲜有越轨，于夫人顶住各方面压力，终于保住两个女儿免遭裹脚的痛苦。后来长女到了学龄，于洪起将家眷接至京城，让女儿读书。于洪起不仅用自己学习的套路要求女儿，而且将“自律修身”的美德传之。苹芗刚到北京时说一口山东话，同学们笑称她“小山东”，明显有讽刺意味。过了一段时间，恰逢初一，按当时校规要给孔夫子的牌位叩头，大家都毕恭毕敬地列队前往，苹芗说：“对不起，今天大家都要和我这个小山东去向老山东磕头了！”从此大家不再叫她“小山东”了，因为老山东是老圣人，叫她小山东她岂不成小圣人了！

于苹芗在父亲的调教和影响下，品学皆优，后来走进孔家八府，成为第75代孙孔祥勉的夫人。于苹芗与丈夫在一起生活四十年，先后生育了三男五女八个孩子，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第三个孩子孔令仁深有感触地说：“我现在能在大学教书，能写一点东西，是和母亲的辛勤教育分不开的。”

于洪起书法造诣颇深，行楷参以魏碑，尤以草隶见长，深受人们喜欢。他每次回乡探亲，求书者盈门，无论认识不认识，他都有求必应。为了求字人方便，他还定下先远后近的规则，让远道来的人早些回家。

他所赠文字均含寓意。1933年，栖霞县立第五初级小学求写一匾额，他提笔略思，写下“为民先锋”以励之。此前他捐建了本村小学——栖霞县第四初级小学，还亲拟励志楹联并书写了“精忠爱国”横批，被镌刻在校门两侧及门楣上方。栖霞市文管处藏其10幅作品，草书潇洒飞腾，隶书整齐清朗、端庄大方，给人以清晰醒目之感。他的作品能流落乡间如此之多，可见其一心向民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