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忠波

作者的话——

在苏轼生日（元月29日、农历腊月十九）临近、域外“寿苏会”摩拳擦掌时，我作为本埠坡粉，心里常常有种焦灼和急切的感觉。之前转发砣矶岛霸王山公司老板娘梁总写的吃东坡鲍鱼的散文，翌日看到璜山民俗博物馆打卡介绍古代食盒，恰遇那天（1月8日）是苏轼公历生日（实际上古代过的是农历），这些信息在我脑海中“回炉”，衍化出东坡先生在登州的故事形象，强烈地触动我要写篇寿苏的纪念小作文！

据此，我想就写写苏轼在登州与滕元发，求之以“累”（礼），回之以“鲍”（报）的故事吧。眼见要过年，这个故事与吃货玩家有关，也体现礼尚往来，合时宜，搭得很。

北宋元丰八年（1085年）夏秋赴任登州太守的苏轼，开始心理矛盾，准备工作也懈怠，以至于马上要启程，却忘了做一件事，就是需要换个心仪的野炊食盒。他是这样想的，这登州可不比地贫民苦的密州（1074年至1076年苏轼曾任职于此），那里有仙境蜃楼、神山海市，闲暇之余，带家眷去骑马野饮，去登船游海，那可是件悠然自得、心旷神怡的事啊！况且，食盒能让他想起少年时与亲人野饮于家乡的情景，无疑也是一种重温和纪念吧。而此时，他官职升高，家眷及随从增多，原有的食盒早已老旧，没有一个容量大、质地好的食盒，还真的有点不相配。

食盒制作，苏轼深知南方工巧质好又快捷，是北方不可比拟的，但是即将上路，他有心安排做食盒却已来不及，只能考虑托朋友帮忙。恰巧他与遭贬的知湖州滕元发一直有书信往来，索性就张口三分利，不求白不求。“这才多大点事儿！”因为好友有求，心里高兴自不多说，滕元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下来。其实，他在苏轼刚接命时，就率先奉送了名茶，以示祝贺。苏轼回信道：“前蒙惠建茗，甚荷。醉中裁谢不及，愧悚之极。”大意是，刚刚承蒙公惠赠福建茗茶，甚表谢意。因应酬多未来得及致谢，愧疚惶恐得很。

又过了若干天，苏轼等待食盒心里着急，就以探寻的口吻去信问询：“许为置朱红累子，不知曾令做否？若得之，揣以北行，幸甚。如不及已，亦非急务。不罪。”意思是，您答应为我置办的朱红累子（食盒），不知让人做了没有？若做好，我可以携带着北上，是非常高兴的事。如果未来得及做，也不是什么急事，不要怪罪。他信上虽然这样说，但是与催工无疑，谁都知道这是客套。此为苏轼第一封有关食盒的信。

这个朱红累子，就是朱红色的食盒，是古时盛装食物用的竹木结构器具，内有数层不等，酒肆饭店以及富贵人家常用。“累子”的累，通“樏”，南朝时期小说集《世说新语》有提到：“二百五十沓乌樏。”此乌樏，盖樏的表面髹黑漆之故。另一处有：“族人大怒，便举樏掷其面。”樏之名至宋代仍然沿用，赵汝鐩曾作《续蒲涧行》记时人出游的场景，其中有“开壶设樏纷酒炙”之句，承欢侍宴，景象赫然。

苏轼的好朋友不少，但他与滕元发却是挚友知音，忘年情谊。滕元发（1020年—1090年），原名甫，字达道，浙江东阳人（现东阳市吴宁街道滕宅街人）。他的家族背景显赫，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是他父亲的舅舅。他性情豪爽，不拘小节，自幼能文，9岁赋诗。范仲淹见后都感觉惊奇，让他到自己家中，与其次子一起读书。滕元发果然不负重望，成了文武之才，科举金榜题名，仕途官居高位：两中探花，为科举史上绝无仅有；两年之内，三次担任开封府尹。同时，他镇守边关，威行西北，号称名帅，有《孙威敏征南录》。他直言敢谏，豪迈不羁，仕途跌宕起伏，因反对新法，抨击朋党政治被贬地方。元祐五年（1090年），71岁的滕元发在赴扬州任上去世，《宋史》有传。

苏轼最近与滕元发相会，是在来登州的前一年（1084年）。苏轼奉诏离开谪居4年的黄州，赴汝州就任。途中游历庐山，到筠州探望弟弟苏辙，接着过金陵拜访旧相王安石。到仪真后，应滕元发之约，前往金山相聚。这时滕元发已是65岁的老翁，而苏轼年仅48岁。苏轼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久放江湖，不见伟人。昨在金山，滕元发以扁舟破巨浪来相见，出船巍然，使人神耸……”苏轼寥寥数语，一下子让滕元发的形象高大威武又熠熠生辉起来。联想到滕元发在朝堂上或奏表时的伟岸神情、美男气质，就连神宗皇帝都是“迷弟”的眼神，由此可见，苏轼对他的评价，绝无虚言。

苏轼与滕元发是“松柏之交”。相近的价值观、共同的官场经历，使他们成为政治盟友，性情相投，声气相通。暂不说别的，只就《与滕达道书》尺牍68封来说，就能看出两人过往甚密，感情绝不一般。他们最早的通信始于杭州通判任期，苏轼被贬谪黄州后，滕元发曾在调任之时，绕道黄州探望，此后鸿雁传书频繁。而苏轼赴登州时，又写信十五篇，占总信数的五分之一。这在马送人递、驿站传书的宋代，真的是不可想象。

这次苏轼写信求做叫“朱红累子”的食盒，虽是当时的常用物品，但对颜色、格子等要求很是叫真儿。心细的苏轼怕元发误解，便在信中沟通解释，不想让他觉得自己太任性。他的第二封信说：“某好携具野饮，欲问公求朱红累子两卓、二十四隔者，极为左右费。然遂成藉草之兴，为赐亦不浅也。”大意是，我爱好携带食盒野饮，欲向公求做两卓二十四个格的朱红累子。做这个肯定极为费功夫，然而，这个事能使我携壶藉草的兴趣得以满足，您恩施与我的这个食盒的情谊，真的是不浅啊！

北宋文人喜欢踏青郊游，盛行携壶藉草的野炊。风流倜傥的苏家兄弟，自然也领风气之先。先说苏辙的《次韵毛君游陈氏园》：增筑园亭草木新，损花风雨怨频频……薄暮出城仍有伴，携壶藉草更无巡。苏轼也曾作《浣溪沙·野饮松下》：“携壶藉草亦天真。玉粉轻黄千岁药，雪花浮动万家春。醉归江路野梅新。”携壶藉草，留存有苏轼太多的乡俗亲情和身心自由的记忆。

十月十五到任登州后，苏轼便收到了滕元寄给他的朱红累子，材质细密、形制古朴、颜色光亮，透着淡淡的漆香。他逐格欣赏，把手抚摸，别提有多高兴了。他的第三封信，带着对元发由衷的感谢，也速速让人送走。信中云：“某干求累子，已蒙佳惠，又为别造朱红，尤为奇妙。物意两重，何以克当。捧领讫，感愧无量。”意思说，我所求公的食盒，已蒙受佳意收到了，又为别样的朱红颜色，确实太奇妙了。食盒和心意两样皆重，怎么能担当得起呢。将食盒捧领完毕，感愧公的无量之功。信中还说：“旧者昨寄在常州，令子由带入京。俟到，不日便持上也。”也就是说，旧的食盒，已寄到常州，将由弟弟子由带到京城去。一旦到了，不几日就能用上了。

来到登州，恢复知登州军州事官职的苏轼，本来就心情愉悦；身在北方，收到挚友千里迢迢捎来的食盒，更让他心生喜欢。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苏轼以自己的俸禄，筹备了虽为地产“土物”却透着珍稀豪华的回礼一宗：鲍鱼三百枚、黑金棋子一副、天麻煎一蔀等。特别是“一枚何啻千金值”的鲍鱼，产自“蓬莱阁下砣矶岛”，得益于渔工“舶船跋浪鼋鼍震，长镵铲处崖谷倒”的艰苦劳作。这些，足以代表他对滕元发的真诚和义气。

令人遗憾的是，苏轼自收到这个食盒，朝廷并没有给他闲情逸致的享受时间。他到达登州上任仅五天，就接到回朝高就的任命。况且其时为农历十月二十，他又感时疫卧床一月，直到冬月下旬，才恋恋不舍地启程上路。而此时，北方的踩秋季，早已消融在他的风雨兼程之中，登州的踏青日也只能寄望于他臆想的海市蜃楼里。唯独蒙尘的食盒，寄托了苏轼对美好生活的念想、对风花雪月的热望。

求“累”回“鲍”，好礼有报。对于苏轼和元发，这又绝不仅仅是求之“累（礼）”，而简单的人情回“鲍（报）”。他们是在“风俗日恶，忠义寂寥”时风之下的彼此帮助鼓励、于“执手恍然，不觉涕下”重逢之后的互动纯粹情感，多么像子期伯牙高山流水的惺惺相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