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兆安

遇见一个好老师，不仅会点燃你心中的梦想，还会持久地影响和激励你不惧挑战，书写出别样的人生！

——题记

枫叶正红相思浓。带着对高中老师郑承阳的一片敬意和想念，去年十一月初，我从烟台赶赴莱州，叩开了老师的家门。他虽然已经有82岁高龄，但目光炯炯，声音洪亮，畅谈了三个小时，竟然毫无倦意。聆听郑老师一段段充满激情的话语、一件件刻骨铭心的往事，一位饱经沧桑、为人师表、敢于执言、具有独特人格魅力的好老师的崇高形象，在我的心目中再次高大和丰满起来。

忍辱负重 一片痴心

人的一生，往往容易受到特定时代背景的影响，而衍生出变幻莫测的不同境遇。

我于1975年初升入掖县（今莱州市）西由中学，由于当时适逢“文革”后期，正常的教学秩序一度被打乱。我们仅系统学习了一年的高中基础知识，第二年暑期回校后，即1976年6月，学校就正式宣布“开门办学”，取消了原先的班级设置，重新划分了半年学制的通讯与农化班、机电与物理班。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教改”，许多同学都蒙了，一时转不过弯来。之前大哥曾点拨我将来社会上会需要“笔杆子”，再加上自己的兴趣爱好，我毅然选择了通讯班。实际上在当时迷茫的社会环境下，老师们也经历着转型的剧痛。按照新课程要求“另起炉灶”，无疑给教师们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和挑战。

一切从零开始。“我当时也是懵懵懂懂的。我学的是历史，在大学里从没接触过新闻专业知识。多亏我在济南哥哥家看到了一本专门介绍新闻的书籍，回来后昼夜恶补，这才算是勉强过了关。”说到这里，郑老师如释重负。正如他一生坚守的教学原则：自己弄不明白的知识，从不上台讲，不能误导学生。针对通讯报道专业的特殊性，为加深同学们对新知识的熟悉、了解和驾驭，郑老师每天都要浏览党报上刊发的稿件，筛选出具有理论性和实践性的教学案例，然后刻成蜡纸油印出来，分发给每个学生。选编这种比较原始的“土教材”，费时费力，又累又脏，但郑老师从不抱怨，总是乐此不疲地坚持去做。我现在仍然珍存着当年郑老师倾注心血的部分“杰作”，其中有一篇介绍时任新华社山东分社社长于德的写作经验材料，虽然已经泛黄，但每当我触摸它时，脑海中就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生动的画面：郑老师在微弱的灯光下，趴在简陋的办公桌上，一笔一画地在蜡纸上不停地刻着……

当时，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读书无用论”的阴霾笼罩在校园的每个角落，老师们的社会地位和个人价值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郑老师仍忍辱负重，把全副精力都投入到通讯班的教学和实践活动上。一次课后，郑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语重心长地叮咛道：“邓兆安，你要想真正学好新闻报道，不能光靠书本上的知识，必须带头走出校门，到社会上的大课堂去实践锻炼。”郑老师的这番话令我醍醐灌顶，也激发起了我写作的动力。打那之后，凡是有自习课和节假日，我就招呼同学们一起到后吕、光明和天王庙等村庄去采访。学校周边的供销社、基建队、拖拉机站等社办单位，也留下了我们这些“土记者”一行行的脚印。

回望这段历程，郑老师赞赏地说：“兆安，你特别泼辣，没有钻不进去的地方，哪里有新闻你总能想法抠搜出来，媒体采用的稿子就数你最多。这还要感谢我山大的同学张宝堂，他当时特别给力。”在指导写作上，郑老师要求我们注意关心时事政治和社会生活，尤其是发生在身边的、具有新闻价值的人和事。每天早上我都留意收听校园里大喇叭广播的新闻，还厚着脸皮跑到附近的公社办公室去看各类报纸，悉心研究新闻作品。当时，我们每采写好一篇稿子，都先交给郑老师修改把关，从选题到标题，从导语到结构，从每个字词到句段，郑老师都不厌其烦，精心推敲。一摞摞批改的稿件，折射出郑老师背后所付出的无数心血和汗水，他也因此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到了晚上脑袋经常像开了锅似的睡不好，但他依然坚守，积累一定数量的稿件后就寄发到各级媒体，从未间断。其中我撰写的《西由卫生院面向农村办院》的稿件被《烟台日报》刊登后，郑老师两眼放光，举着报纸啧啧称赞。也正是这篇“处女作”，让我更加爱上了新闻报道，也鼓舞了全班同学对上发稿的积极性。

郑老师在给我改写稿子时经常嘱咐说：“新闻宣传工作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和懈怠。”郑老师这些发自肺腑的教诲，伴随我40余年的新闻生涯，始终激励着我勇毅前行，先后荣获中国新闻界最高奖“长江韬奋奖”和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当我把自己的新闻专著敬献给郑老师时，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连连祝贺。

跌宕起伏 历经磨难

郑老师在西由中学任教之前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直至此次探望，才揭开了郑老师那段不为人知而又充满坎坷与磨难的经历。

郑老师于1942年出生于日照市东港区后村镇竹圆村，父亲长期在外工作，在家务农的母亲一人拉扯6个孩子，生活异常艰辛。排行最后的郑老师聪慧好学，从小学到高中，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963年9月，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山东大学历史系录取，成为该村历史上的第一个大学生。

进入大学后，在知识的殿堂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很快脱颖而出。在三年的五次大考中，他是班里唯一获得全优的学生，非常希望将来能做一名高校老师或从事文史哲研究的专员。然而，好景不长，“文革”的浪潮席卷而来，本来五年的学习期仅进行了三年便中断……课不能上了，郑老师就像个“独行侠”，从早到晚泡在校图书馆里。他始终坚信知识总会有用的，但是由于缺乏导师的正确指导，所学的知识始终不够深入和扎实，当初的梦想也随之破灭了，这对他来说是终生的憾事。

1968年12月，在寒潮袭来之时，郑老师终于拿到了晚发半年的大学毕业证书。正当大家满怀希望等待毕业分配时，他却接到了“从旧学校毕业出来的大学生要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号令。郑老师带着心中的纠结，与10多名同学挥手告别山大，背起行囊踏上了开往黑龙江的列车。

经过三天三夜的旅途劳顿，郑老师终于到达了被称为北大荒的23军嫩江农场。这里幅员辽阔，人迹罕至，最低气温可达零下47摄氏度。面临恶劣的天气环境和极度艰苦的劳动条件，郑老师并没有消沉，也没有怨天尤人。后来下到分场，经过与年龄相仿的战士们的摸爬滚打后，郑老师主动融入农场大家庭里，脏活累活总是抢着干，先后被分场推荐开拖拉机、做炊事员，受到官兵的一致好评。在做炊事员期间，他主动提议并亲自动手为大家做出了口味极佳的豆腐，大大改善了连队的伙食生活。他还主动请缨到远离分场的偏僻地区，与战士们一起风餐露宿，耕翻土地。难以想象的是郑老师这个文弱书生，竟然在这恶劣的生活环境里坚持了一年零两个月，最后被分场评为劳动锻炼最优者。面对这段不寻常的经历，郑老师感慨地说：“它锤炼了我的意志品质和抗压能力，是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

特殊年代，人们往往会失去自主选择的权利。当我询问郑老师是如何爱上了教师这一职业时，他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我们这批同学别无选择，都分到了教育口。我去了哈尔滨市的呼兰区长安公社。”1970年3月，迎着刺骨的寒风和厚厚的积雪，郑老师来到了环境艰苦的长安公社报到，和另一名同学一起被安排到了更加偏僻落后的曾家村小学。这里的教学和生活条件之差超出人们的想象：教室、办公室和宿舍都是用本地的碱土泥和高粱秸垒成的，由于年久失修，房屋的密封性和安全性都很差，赶上雨季，室外风雨交加，室内四处漏水，学生无法正常上课。在该村任教还面临生活上的极大困扰，由于远离集镇，外出采购一次面粉或蔬菜，来回需跑60多里地，个把月才能吃上一次鲜菜……最后学校仅剩下他一个外地人，在最后“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校长劝告郑老师赶快离开，并找了一辆马车把他直接送到了长安中学。

由于该中学师资严重匮乏，郑老师一人挑起了语文、数学、政治、生物和外语五门课程的重担，被戏称为“全能”教师，其教学量可想而知。但最大的烦恼是每日放学之后，他孤身一人，百无聊赖，当时学校的阅览室几乎没什么可看的书籍，有限的几份报纸也都被郑老师阅遍了每个字。一次，他偶然发现了一本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先生编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如获至宝，只要有时间就潜心研究学习。一本好书犹如一缕阳光，在那个寒冷的季节，温暖了一颗孤独的心。

1972年6月，组织上为解决郑老师夫妇两地分居的问题，把他正式调入了其夫人所在乡镇的掖县西由红专学校任教（1974年该校与西由中学分家），从而结束了他4年“闯关东”的难忘历程。

枯木逢春 桃李天下

在与郑老师的坦诚交流中，他多次神情平和地说：“总结我30余年的教学生涯，如果说取得一点成绩的话，那就是在第六中学和市教研室，那是我一生中能够甩开膀子大干的最好时期。”

1977年12月，高考制度恢复，我国教育事业迎来了明媚的春天。第二年，掖县教育部门果断决定在全市三所中学试办重点班，一批优秀教师纷纷走上心仪的工作岗位。作为山大历史系的高材生，郑老师被选拔到了离家20多里地的第六中学教授历史科目。在这里，他扬眉吐气，豪情满怀，多年的压抑全部释放了出来。不久，他面临一次新机遇的考验。由于郑老师教学成绩优异，县教研室下达了调他当教研员的调令。许多同事向他表示祝贺，可他却没有丝毫的喜悦和动摇，最后竟以“舍不得离不开讲台和孩子”为由而坚持留了下来。刚开始，他负责七九级的历史课教学，后又兼任文科班的班主任。他尽职尽责，因材施教，采用个性化且富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备受学生赞誉。

对于郑老师来说，1984年是一个十分值得纪念的年份。年初他被提拔为教导主任，接着他向党组织郑重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庄严的入党仪式上，他禁不住地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这一天，他等得太久了！

1960年郑老师升入高中后就写了入党申请书，1964年他在山东大学又递交了第二份入党申请书，均未能如愿。在长达24年的苦苦等待中，他始终坚持对共产党的向往与追求，并默默地以实际行动向先进党员看齐，无论环境多艰难、生活多困苦，都不曾放弃这一信念。这次入党，不但圆了他的梦，也进一步激发和温暖了郑老师对党的教育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奉献之心。上任教导主任之后，面对日益增多的行政管理工作，他依然没有放下手中的教鞭，每天坚持站在讲台上津津有味地讲授历史，课后还经常主动与学生探讨人生规划。他毫不掩饰地说：“最纯粹、最快乐、最舒心的日子还是当教师。”一支粉笔，三尺讲台，坚守不辍，这便是我们郑老师的本色。

为了整体提升第六中学的教学质量，他经常请教各学科组长，并结合自己多年积累的教学经验，在高三总复习时，大胆地提出了“面向中等生、狠抓中档题”的教学方针，使更多的学生的成绩后来居上。这一方针在他主管的八三级和八六级应届文科班中率先“试水”后，6个学科的高考成绩均跃居莱州市第一。理科较以往也有很大提高，有的学科甚至比招收一类生的学校考得都好，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第六中学也由此声名大振。

机遇总是垂青有志向、有作为的人。郑老师在第六中学探索成功的“两中”教学经验，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和认可，1990年6月他被组织上提拔为莱州市教研室主任，使他能够在更广阔的舞台上施展更大的抱负。面对全市教师业务能力参差不齐的情况，他组织教研员根据不同阶段学科教学的目标任务，挑选出该学科最优秀的教师，经过充分准备和试讲，拿出第一稿的示范课，然后教研员靠上去指导，先在该校多番修改研讨，大家觉得近乎完美了，再集中全市同一学科老师听示范课，大家一起“把脉”，共同碰撞，这节课就成为了一个阶段的“样板工程”。这样反复研磨推出的示范课，对大幅提高全市教学水平和教学成绩发挥出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不仅弥补了教师间能力严重不齐的问题，而且平衡了校际间水平差距较大的状况。1996年高考，三所重点学校理考总分平均都在600多分，第一名比第三名仅高出5分，1997年更是缩至2分。同时，郑老师顶住压力，在莱州市推广实施“两中”的教学方针，并推动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使莱州高考连年大幅度上升，1994年至1997年，连续4年每年都增加本科生百人以上，人均本科上线人数名列烟台市前茅。这些辉煌成绩的取得，凝聚着郑老师这位“操盘手”的全部智慧、爱心和力量。1995年，郑老师先后被评选为“莱州市劳动模范”和“山东省优秀教育工作者”等光荣称号，可谓实至名归。

痴心一片终不悔，只为桃李竞相开。教师是一份推动他人成长的事业。谈起自己送出的一批又一批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很有成就和出息的学生时，郑老师十分自豪地说：“孩子们的成材，就是我最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