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云强

旧时，烟台人称舅妈为舅母。

她是我妈妈姨表兄弟的妻子，我称她表舅母。每年她都要来我家给姥姥拜年。表舅母似乎天生跟小孩子有缘，幼时，我只认姥姥和母亲，谁都抱不走，但舅母是个例外。她来到我家，先把身子背过去，然后猛地转过来，冲我“呀”的一声，我立马被她逗得笑出声来，乖乖的被她抱走，手法娴熟如探囊取物。

表舅母住在蓬莱农村，每次来都带两个大篓子。一个篓子装花生和芋头等，另一篓子是大花饽饽。她的手很巧，做的花饽饽简直像艺术品。姥姥把花饽饽归置到一个大瓷缸里，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重要的日子或是有客人的时候，才舍得拿出来，能沥沥拉拉吃一正月。我们不能让她空着篓子回去，就给她买些海产品，或给她做身衣服，也会给她点钱。

我没见过表舅，只是听大人说过。表舅长得很帅，是家中独子。1947年，年仅18岁的表舅与小一岁的表舅母结婚。新婚不久，表舅就被国民党抓壮丁离开了家，从此没了消息。

表舅母的卧室里，有一个紫红色的小柜，上面是一台上了年纪的机械摆钟，钟两边一边一个帽桶。听说这帽桶是他们婚前一块到蓬莱城买的。那是一对手绘粉彩帽桶，画面上方是如黛的锯齿般的山脊线，画面中间，一位高发髻、身着绫罗紫衣的妙龄仕女，含情脉脉迎接衣锦还乡的官人。或许是出于某种冥冥中的意念，表舅母很高贵（方言，意为喜爱）这对帽桶。

表舅走后第二年，儿子李栓子诞生。而年迈的公婆受不了打击，相继病倒。儿子尚处于襁褓之中，家中只有表舅母一个劳力。那时农村靠挣工分吃饭。为了养活一家人，舅母学会了农村所有的活。推小车最出力，女人没有干的，而她推小车比男人都棒。打场也是男人的营生，但表舅母吆喝牲口打场的场景，已固化成我头脑中的风景。她家是草房，她是全村唯一敢在风雨天冒险上房，用绳索捆绑被掀翻麦秸草的女人。表舅母命比黄连还苦，她好像是专为了吃苦才来到这世上的。艰苦劳作，让原本清秀的她皮肤粗糙，双手伤痕累累。有一次，我为给她什么东西争犟起来，她使劲把我的手攒在她手里。她手劲很大，我被她手上的老茧硌得生痛。

日子艰难还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精神方面的折磨。表舅母身边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很难想象，孤灯下，她是如何度过漫漫长夜的。那时，家中有海外关系，一般会遭人歧视。李栓子因此变得内向，性格孤僻而敏感，初中没读完就辍学了。

表舅母从18岁开始守寡，有人说她是“大闺女上吊——死心眼”。很多人劝她再走一步，甚至公婆也松了口，但是表舅母不干，她担心自己一旦改嫁，公婆没人养，儿子受委屈。但我认为，在表舅母的潜意识中，表舅或许某一天会突然出现在她面前。这点，从过年她总去蓬莱阁上香，保佑表舅平安就可以看出来。

后来，表舅真的回来了，而且回来过两次。

1989年，是年龄一甲子的表舅首次回老家，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人老到很老后，模样基本相仿了。他除了穿着时尚外，其他与普通老人并无不同。他乡音未改，头发早被异乡的大雪染白，毫无风雅。在酒桌上，我听他平静地谈那些过往。他去了中国台湾，后来又去了韩国，由于音信隔绝，回家无望，他在韩国重组家庭并有了后代。表舅母与我母亲手扯手坐在椅子上，我原本想象她见到表舅会激动，甚至会痛哭流涕，但她没有，苍老而木讷的她只是表情稍稍有些羞涩、恍惚，动作略显局促笨拙。虽说我的血缘与表舅更近，但我的内心却同情身为弱者的表舅母，甚至对表舅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怨恨。不过，从理论及更大时空维度上来说，这场割裂是家恨，更是国殇。

三年后，表舅又回来了一次。他来的主要目的是游说孙子去韩国，如果孙子在韩国站稳脚跟了，就可以把全家带过去。但舅母果断行使了“一票否决权”。她说年纪大了，哪也不去，他们不是一个圈子里的人。我为表舅母的自知之明点赞，这种自知之明乃是她一生价值之所在。

在表舅母身上，我看到了大多数中国女性不畏苦难、独立隐忍的生活态度。她们对爱情执著而长久的信念往往会使她们偏执于以身相守，而少数以“理智”自诩的男人则更偏重于“识时务者为俊杰”“小心驶得万年船”等功利方面的盘算。这也是男女之间的不同之处。

如今，表舅和表舅母已先后作古。一个客死韩国，一个葬在家乡，一场人间悲剧终化作红尘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