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玉生

入夏后，下过几场雨，便有蝉鸣了。先是“麦吱”，然后是“知了”，再是“得乐”，最后是“乌有哇”。麦吱是一种体型较小的蝉，比知了小很多，也比知了出得早。麦子熟了的时候，麦吱便出来了，趴在柳树叶中，一枝独秀地鸣叫着，提醒人们盛夏就要来临了。

麦子收完，农民便接着忙晒场。又下过一两场雨，知了便出来了。知了是蝉族里的一支大军，数量多，叫声亮。小时候盛夏的中午，村子里的蝉鸣简直可以用“如雷贯耳、压倒一切”来形容。晌午天，又闷又热，人家房前屋后的柳树上、槐树上、香椿树上、梧桐树上，一丝风也没有，只有蝉鸣。蝉像比赛似的，在村子上空织出一张巨大的蝉鸣的网，把村子牢牢罩住。

在知了叫得正兴时，得乐出世了。它的鸣叫夹在知了单调的呜呜声里，格外悦耳：“得——乐！得——乐！得——乐！”得乐的体型也比知了小，但比麦吱要大一点。比起知了，它们的数量也很少。在知了铺天盖地的叫声里，得乐好像是一个另类，显得那么的独立而出格。

乌有哇是在立秋前后，蝉族日趋衰落的时候才出来的。那时，天也有些转凉了。“乌有乌有——哇！乌有乌有——哇！”一声声哀怨而单调的鸣叫，的确让人觉得有点凄凉。可不是嘛，秋天来了，一场秋雨一场凉，蝉的末日真的快到了。

小时候，我有一个同学叫金红，是一个很朴实文静的女孩，长得白净，只是嘴巴大点，平日很爱笑。她曾给我讲过这样一个关于蝉的故事。她说，麦吱是一个漂亮的小女子，被先来的知了娶去为妻，两个幸福地生活着。后来来了一个得乐，把知了的妻子麦吱给抢去了，所以，它总是唱着得意的歌：“得——乐！得——乐！”而知了失去媳妇，只有呜呜悲哭的份。乌有哇是一个迟到者，它什么都没捞到，所以也悲哀地抱怨：“无有无有哇！”

我曾懵懂又好奇地问她：“你讲的这些是真的吗？”她说：“不知道，我妈是这样讲的。妈妈说，她是小时候听姥姥讲的。”

夏天的晚上，我有时还会跟着父亲或较大的孩子，提着马灯去照蝉。我们把马灯放在路中间，然后用力摇晃路旁的树。树上的蝉就会叫着寻光而来，落到马灯旁边，扑着翅膀乱叫乱跌。这时，你就可以提着书包满地捡捉。捉完一棵树再去摇另一棵树，一夜间可以捉到几十只。

记得有一天上学，我把头天夜里照蝉的收获讲给同学们听，他们都一脸的羡慕，金红却眨了眨眼，想了一会儿，对我说：“你们每次都杀死那么多生灵，这样好吗？我妈妈说人不可以过度杀生的。”哦？在这以前我从没听人这样说过，也没往这方面想，突然听她这么一说，我有点发懵，也不知自己捉那么多蝉是好事还是坏事。

直到今天，我好像也没想明白，每年捉那么多蝉，能像渔民捕鱼一样吗？到底算不算杀生呢？

关于蝉的故事，我记忆里还有一桩，几十年了都不曾忘记。那是我上小学二年级时的一个星期天。那天下午，我和几个同学到村东的中学大院去玩。校园里所有教室都锁门了，唯独联中的一间教室没有挂锁。我们走过去一看，第一排课桌间，有一位女老师正坐在那儿写东西。这位女老师我们认识，她是联中七年级的语文老师，姓周。周老师当年有三十几岁，全校都知道她是一个不曾嫁人的老姑娘。听村里熟识她的大人说，她是一个大学生，本来应该留在县城的师范教学，也不知什么原因就来到这个乡村的联中了。

周老师是一个文雅的知性女人，戴个眼镜，平日说话都是慢声细语的。那天，她见我们立在门外，就主动邀请我们进屋，并温柔地问我们是哪个班的。我们一一告诉了她。又说了几句话后，金红便问她：“周老师，您怎么星期天还来学校呢？”周老师迟疑了一下，面露难色，可最后还是说了：“今天，上级让我在这儿写检查。”“为什么要写检查呢？”我们跟着问。周老师悲伤地摇摇头，有气无力地说：“你们还小，跟你们说了也不懂。”周老师还告诉我们，她早晨和中午都没有吃饭，现在很饿。说着说着，她的眼睛就湿润了，竟流下泪来。我们几个同学一看老师哭了，有些慌张，不知咋办才好。忽然，我想起自己临出门时往兜里装了四只烧熟的蝉，连忙从衣兜里掏出来递给周老师，说：“老师您吃这个吧。”周老师先是犹豫了一下，后来还是接过纸袋，说了声：“谢谢你，小同学！”她从纸袋里拿出一只蝉迅速填进嘴里，飞快地咀嚼了几下就咽到肚里了。接着她又拿出第二只，也是几口就下肚了。然后，第三只、第四只……我记得第二只蝉上还有半块翅膀，周老师也没顾得摘掉就放嘴里了。她本是一个挺文雅的人，平日里是不会有这种吃相的，可见真是饿极了。看着周老师吃蝉的样子，金红的眼圈红红的。她也从自己兜里掏出两块奶糖，递给了周老师。周老师双手接过糖，又流下了眼泪。金红也跟着哭了。

后来周老师调走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如果今天她还在世的话，也应该是八十几岁的耄耋老人了。

金红则是在我们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转学去了她爸工作的地方，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联系。她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孩，平日很爱帮助同学，好像从没和人吵过架。如今的我，可能是年岁渐大的缘故，每到夏天，听着蝉鸣，便会想起儿时的一些往事，也会想到她，想起我们曾谈论的一些话题，特别是关于捉蝉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