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云强

小姨夫到烟台，都是骑自行车。

初进家门的小姨夫，面部会有些许不自在。作为大姨姐的母亲，热情地把沏好的茶水端上桌。不管谁先开口，他们的第一句话总谈天气：“天真热，亏没下雨。”“广播里的天气预报讲得挺准。”“路冻得梆梆硬，夹河都结冰了。”“这么冷，风又大，你是怎么蹬来的？”英格兰有句古老的俗语“不知道聊什么就聊天气好了”，看来母亲与小姨夫领会了其中的真谛。而对答之间，我怎么听怎么觉得有点像地下党接头的范儿。但不管怎样，这些有关天气的无关痛痒的话，迅速冲淡并消融了他们初次见面的不适与尴尬。此后，谈话切入正题，介绍和打听彼此家庭的情况与变化。这几乎成了小姨夫来了的一种定式。

现在的小姨夫皮糙肉厚、头发灰白、衣衫不整，简直糟老头子一个。很难想象，正是因为他年轻时高大英俊，才打动了小姨的芳心。小姨夫与小姨结婚不久，双双去了青岛，在那里做小买卖。两个人年轻，再加上肯出力，日子逐渐有了起色。现代人笃信“孩子在那儿，那儿就是家”的理念，但在旧时，老一辈人似乎更接受“父母在，不远游”的伦理道德的桎梏。姥爷生了重病，为了照顾他们，两人返回老家，当起了农民。

我去过小姨家。他家卧室的墙壁上挂了不少相框，几乎每个相框里都有小姨的留影。由于照片摆放不甚规正且尺寸较小，我通常会拿下来细看。不知怎的，身材高挑、俊俏灵动的小姨那些穿碎花裙子、无袖连衣裙的照片，总会让我想起《飘》中的那个叫郝思嘉的浪漫多情的乡下女孩。其中最显眼的是一张两人的合照：小姨头戴白纱巾，身披一袭拖地白色婚纱，小姨夫则穿一套西服，脖子上打一黑色领结，戴一副细腿的金丝眼镜，站在小姨的右后侧。这应该是他们在青岛补拍的婚纱照。照片中小姨朱颜红唇、端庄秀丽，小姨夫则像一个知识分子，志得意满而气质儒雅。

小姨夫是福山吴阳泉村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交通尚不发达，村里既不通公路，也没有长途客车。从吴阳泉到烟台，首先要走一段乡间土路。到福山城后，有两种选择，一是可乘长途汽车，但那几毛钱车费，几乎是小姨夫干一整天的工分钱，他不舍得。他骑着自行车，顺着通往烟台的细得像羊肠子的沙土公路，开始往烟台蹬。生产队太忙，他又不愿耽误挣工分，一般一天打个来回，差不多一百里路。

小姨夫一年至少到我家三次。一次是麦收后，送小麦粉、孩子们爱吃的焦面以及瓜果李桃。三秋过后，也要来一次，送地瓜、花生、苞米以及新推的苞米面、地瓜面等，样样数数都有，让我们尝尝鲜。最重要的无疑是春节，那时候是蔬菜淡季，他会把冬储在窖里的萝卜、白菜，送一些给我们。春节是大家最看重的节日，而人们的习惯，是将所有好东西统统留到春节吃。此时，小姨夫还会捎几只他们家自养的鸡鸭，内中包括一只可以打肉冻的大公鸡。那时，农村过年都要杀年猪，小姨夫还会带一些猪肉及猪下货给我们。另外，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零碎东西，例如用秫秸扎的盖帘、软箅子及苞米叶等。这些东西虽不值钱，但做饭、蒸饽饽都离不了。姨夫的大国防自行车座位狭小，带不了多少东西。他手悟亮（手巧的意思），将一块四四方方的厚木板，铆钉在车座上，使面积至少增加了二三倍，这样一来，放一个驴骡的驮篓都是妥妥的。

改革开放之前，老百姓生活不富裕，按票证供应的粮油肉禽蛋等不但少，且十分紧张。从某种程度上说，城里人比从土里刨食的农村人还要难一些。父母都说，小姨夫是我们的恩人，别看一年就来这么几趟，却实实在在帮我们度过了那个特殊时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这些外甥也都逐渐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小家。小姨夫也给我们捎些好吃的农产品。他平日节俭，不舍得花钱，对自己吝啬有加，但对我们这些孩子是有求必应。我们爱喝高梁面打的稀饭，这种饭不但浓稠好喝，据说还有消炎撤火的作用，烟台人将这种稀饭称为坯（音）饭。兄弟姊妹们也有人爱吃豇豆。那时是人民公社，不让种自留地，小姨夫就找没人的地方偷偷开点荒地，专门为我们种上高粱和豇豆。俗话说“两好轧一好”。小姨夫爱吃包子，常开玩笑说有了包子就有了一切，他来了，大家就变着花样包各种馅的包子给他吃，还领他到苟不理、蓬莱春等烟台以做包子著称的饭馆吃。他酷爱海鲜，每次父母都给他买，也会买点心以及布匹、衣服送给他。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小姨夫骑自行车到烟台，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坚持了三十多年。我认为，任何一种行为都是有原因的，而血缘关系推进与支撑的交往，是一种不以功利性为目的的社交活动，昭示的恰是亲情的巨大力量。他在骑行路上曾发生种种不测，在一次冬夜返村途中，摔进一条积雪的深沟里，腿摔坏了，无法动弹，多亏被一个马车夫发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还有一次，自行车半路爆胎，他步行好长一段，把自行车放到福山一个车铺去修理，自己改坐长途车到了我家。尽管如此，这个执拗而倔强的老头儿依然没停下骑行的步伐。

小姨夫最后一次骑自行车来我家，是他72岁那年。离别时，外甥们踏雪远送。那一幕极具仪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