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潜

孙金彪家世与早期生平

孙金彪字绍襄，生于1844年，吴江（今属苏州市）盛泽人，隶籍元和。其父亲孙七是盛泽一带的枪船首领。1853年太平军攻克南京后，当地官府曾引用孙七为团练头目，招集各赌局枪船人员为练勇，其势力得以快速扩张。最初的枪船为太湖水乡住民猎鸟谋生之用，后来演变为水上武装。太平天国时期的枪船成分复杂，是以无业流民为主的水上匪帮。太平军进据苏南、浙北开拓地盘时，他们有的助清抗拒，有的归顺太平天国攻城略地。枪船组织因无明确的政治目标，与官府和太平军均若即若离，但劣性难移，经常在乡间干一些好勇斗狠的勾当。盛泽孙七一支势力颇大，或许因日后孙金彪的发迹，地方志书为尊者讳，只说其父“屡在乡里行善，故里中不论贫富对他均有好感”。实际上，太湖一带大大小小的枪船帮会，邀集不法之徒，私造枪弹刀剑、开设赌场，横行乡里。1858年孙七病故，遗子3人。孙金彪为幼子，虽年仅14岁，但已“入武庠为诸生”，与其兄被众枪船推为头领。

1860年，太平军东征苏、浙，占据江苏南部地区。这一时期，孙金彪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向归附于太平军的盛泽巨商王永义输诚。而王永义与太平军虚与委蛇，只是表面合作而已。是年，孙金彪与王永义联合行动，活捉巨匪朱法度兄弟，消灭了这个霸踞盛泽的外来枪船团伙，后又拿获为害地方的枪匪翁镐迁。他由此声名大噪，在官军与太平军的夹缝中得以扩张。太平军先是对各路枪船加以利用，封官拜爵；当不能为其所用后，又设法予以剪除。1862年，太平军清剿了太湖部分区域的枪船武装。1863年，太平军在苏南颓势尽显。进入6月，吴江地区成为主要战场，孙金彪被迫作出抉择。据陶煦《贞丰里庚申见闻录》记载：“孙少襄来镇谒见陈镇军（总兵陈东友），为嘉兴贼胁之使降，故帮家逃出，带有炮船四号、枪船百余号，自愿投效陈营。”8月，孙金彪成功脱离嘉兴荣王（太平军地方头目封号）廖发寿，携家眷及枪船、枪勇在周庄接受淮军改编，编为魁字副营，驻扎同里，同太平军作战。

孙金彪受淮军节制时期未获重用，仅酬以千总职，其中原因除自己军功较少外，主要还是李鸿章对投效清军的各路“反贼”心存忌惮。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孙金彪部与许多勇营武装被裁撤和遣散。其后北方捻军日益壮大，孙金彪投入张曜创建于1866年的嵩武军。他因作战勇敢脱颖而出，获授巴图鲁勇号，成为张曜的得力部将。这支名不见经传的河南地方勇营，在数年剿捻中异军突起，转战苏、浙、皖、豫、陕、甘，逐渐发展为继湘军、淮军之后的清军劲旅。西捻军失败后，嵩武军随左宗棠用兵西北，先是平定回民起义，再远征新疆。这时，孙金彪已是独当一面的将领，在收复新疆的诸次战役中，积功赏头品顶戴，迁升嵩武军分统。他不仅勇冠三军，也颇有政治谋略。攻占连木沁台时，“城中缠回甚多，跪地乞抚。孙金彪受之，并将所获牛马发给抚回，张贴告示，令其安业”。此举深获左宗棠赞赏。至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被视为百战精锐的嵩武军奉命入关，警戒直隶。1886年嵩武军入山东，孙金彪统领驻烟嵩武军。直到1900年，他被调入武卫右军先锋队，并受到重用，出任右翼翼长。

嵩武军在烟台的主要活动

烟台作为近代海防重地，是随着辟为开放口岸而确立的。在此前漫长的天然港湾时期，附属于以登州为中心的海防体系，编制为经制外委1员、马步兵14员。开埠使烟台跃身为山东半岛口岸城市，成为进入山东腹地的咽喉，其海防地位逐渐凸显。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之后，认为“烟台北对旅顺，海面至此一束，若能两岸同心扼此要隘，则津沽得有锁钥”。因此，他对北洋海防战略进行了调整与筹划，清政府也派要员巡查山东海防。

嵩武军进驻烟台时，北洋海军尚未正式成军，但已具有相当规模和战力。威海作为北洋水师永久驻泊地，烟台为其后路，驻扎能征惯战之师以为后援，应是题中之义。此前，烟台的常备军只有练军营，兵力单薄。以往边地海疆有事，清政府均临时征调兵力以备战时之需。就烟台而言，先后有旗营兵、绿营兵、勇营兵云集烟台及其周边。如：1880年中俄交恶，由曹州镇总兵王正起统带振字军6个营，部署于黄县至烟台一线，并临时招募勇丁数千人；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山东沿海奉旨戒严，李鸿章委派金祖凯率广武军8个营驻守烟台周边。这些临时征调的清军，事毕则返回原防。

嵩武军自成军之始，即因战力强悍被视为精锐，清政府一直将其作为重要军事机动力量使用。张曜率军进入山东至中日甲午战争的8年间，内外环境相对和平，因而该军由野战为主转换为守备要地、安缉地方、弹压民变，以及遂行军工设施修筑等任务。1886年春夏之交，也就是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设立的次年，醇亲王奕譞、直隶总督李鸿章奉旨巡阅北洋水陆各军，由大沽出海，先后到旅顺、威海、烟台，历时近一个月。这次史无前例的巡阅海防，影响并加快了海、陆军建设。随后，孙金彪部入驻烟台，增强了这个重要口岸城市的兵备力量。在没有外力威胁的和平时期，驻烟嵩武军足以应付裕如。随着威海海军基地建设的快速推进，威海卫相继调入绥、巩军各营，山东海防格局为之一变，也标志着海防重心由登州东移至威海。嵩武军各营在烟台的驻地多有变化，早期分驻只楚、珠玑、通伸岗、金沟寨等处，前期使用旧有营房。后来因修建归岱山炮台，中营、左营就近移住，中营位居炮台。据冰心先生回忆，烟台海军学校为嵩武军左营旧址，两营驻军位置靠近。

嵩武军驻守烟台后的主要活动，因缺失原始档案，后人知之不详，相关史料散见于奏折、函电、实录、日记等文献中。

先述嵩武军应对民间变乱的表现。1887年7月，招商局轮船“保大”号在成山头触礁搁浅，乘客和船员登岸脱险，轮船装载解京的制钱和光绪大婚所需布匹等大宗物品，被附近村民捞抢私分。荣成知县李文柄带领吏役前往现场勘验，并派团勇百余人试图收缴被抢财物，遭乡民千余人围殴。团勇20余人受伤，3人被殴毙。李文柄被挟制出具印结后方得脱身。直隶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张曜分别电示登莱青道盛宣怀，要求对涉事人犯严拿重办，以儆效尤。先是盛宣怀饬令登州府处置此事，所派多名要员畏首畏尾，因牵涉一些士绅而不敢予以追究，既不能拿获人犯也无法收回赃物。而成山头附近的8个村群情汹汹，纠集民众拒捕抗官。为防止激起更大民变，盛宣怀会同孙金彪亲率嵩武军精兵百余，另有登州知府焦宗良带大批营兵，于7月29日乘“超勇”“扬威”两兵舰及“泰安”运输舰驶抵成山头，发布告示，进行最后通牒。在武力威慑下，涉事村民在僵持两日后屈服，陆续缴回赃物，仅海保王永祥一家就搜获红白洋布80多匹。除个别涉事乡民畏祸潜逃外，共缉捕“赃犯”31人。经初审释放20余人，要犯则由勇丁押解烟台。

嵩武军“稍示兵威”，强力镇压，虽弭平了这桩突发事件，但余波未平。盛宣怀和孙金彪以“派员带队搜查，逼毙多命”，被都察院御史联名参劾。又有人奏孙金彪“平日驭下无方，不知训练。该营勇丁有开设烟馆、放荡抢夺情事；宁海、福山等州县铺户被劫各案，获犯具系营勇；当年农历六月间，该营调赴荣成成山头大肆抄掠，请饬查办”。朝廷下旨，命巡抚张曜确查覆奏。核查自己的部署，结果可以想见。当年年底，上谕：“提督孙金彪、道员盛宣怀被参纵勇扰民各节，既据查明，并无其事，承审各员亦无妄拿拷问等情，即著毋庸置议。”而荣成知县李文柄“实属庸懦无能，著即行革职”，成为替罪羊。大批剽悍善战而纪律不良的军人移防胶东半岛，给乡间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清末时期民变频发，尤以民间抗粮抗税、拒官违令等事端不断，官民矛盾成为社会安定的重大隐患。清末实行新政之前，军警不分，一旦发生较大规模的动乱，驻防军就成为官府的主要依恃。德国强占胶州湾后，修筑胶济铁路时占地毁坟，激起沿路乡民的不满与抗拒。始端于1899年6月的“高密阻路事件”，冲突持续近一年。其间胶澳德军多次用兵高密，杀戮民众，犯下种种暴行。在地方官府、高密民众与德国殖民者的多方博弈中，军队是彼此重要的棋子。当年春，德军曾一度出兵日照，清军随后进行了一系列调动：青州旗营兵二营和夏辛酉带登州镇三营前赴日照，另从驻烟嵩武军拨出一营移驻潍县。德军退出日照，与大批清军调往日照及周边有相当关系。中德在高密较量之初，胶澳总督叶世克粗暴强势，而地方官府处处委曲求全，助长了德国的气焰。他们对高密乡民提出的修铁路应“分段开涵洞，以资宣泄”的要求，根本不予理会。1899年末，山东巡抚易人，袁世凯接替毓贤。袁世凯具有灵活的政治手腕，擅长与外国人周旋。他在对德交涉过程中讨价还价，争得了一些权力；又以保护铁路名义，派兵千余人进入高密，其中有驻烟嵩武军1个营。登莱青道李希杰、嵩武军统领孙金彪奉命亲往查办。袁世凯既利用军队镇压聚众抗争的高密乡民，也向德国人展示出敢于武力对峙的态度。1900年3月，《胶济铁路章程》正式签订，中德达成和议。

驻烟台嵩武军在军事工程修建方面颇有建树。从1894年5月李鸿章上奏《校阅海军竣事折》中确知，嵩武军在甲午战争前修筑了两座炮台：归岱山炮台和通伸岗旧炮台下方新建炮台。两座炮台由德国人汉纳根设计督建，炮台主体建筑至今基本完好。奏折记载：“孙金彪统带原驻海防之嵩武四营承办两台，现已竣工。并于中营（归岱山炮台）东面临海加修长墙一道，于后营（通伸岗炮台）旧垒修护墙一道，于响水湾、通伸岗两处各修药弹库一座，归岱山下修石码头一座，山顶建设学堂一所。”由此可知，两座炮台的附属设施相当完备。李鸿章禀报朝廷：“臣等察看所修炮台，纯仿西式，曲折通灵，与威、大两处台工一律坚固。西国兵官尝称中国将领近年于西洋工作研究愈精，所作台垒有后起争胜之意。”李鸿章的自我夸耀很快被打脸。在随后的甲午战争中，这次校阅海军就像是最后的告别。他此时怎么也不会想到，自诩固若金汤的旅顺、威海两处基地以及铁甲战舰，很快就要灰飞烟灭了。

驻烟嵩武军与威海的绥巩军共同整修了烟台至威海的驿路。这项费工费时的工程，嵩武军负责烟台至上庄段，沿90里山路修建木桥、石桥53座；绥巩军负责上庄至威海段，也有90里，所修桥梁更多。嵩武军的工程营造能力极强，远征新疆时，曾在哈密兴屯垦荒，修造5道水渠，种田所获能供应本军5个月的军粮；进入新疆腹地须翻越天山，便凿山开路，在险峻山道上立石贯木，修整的路面宽达一丈半，左宗棠为该军勒石记功。嵩武军在烟台建炮台、修驿路，都是其所擅长。

关于嵩武军日常操练的情况史料记载很少，但从参加校阅和同日军作战的表现看，尚可称“能战”之师。咸丰、同治年间创办的地方勇营，均仿效湘、淮军练兵方法，军械装备也随时代的变化得到换代升级，逐渐超越旗营兵、绿营兵而成为清朝的国防中坚。甲午战争前夕，烟台所驻陆军为向李鸿章展示“军威”，制订“烟台海防大阅章程”，迎送仪式场面宏大，“座船进口时，嵩武军四营、练军一营自东山咀起，向西沙滩，一律站队。归岱山炮台升炮三门，通伸岗炮台亦升炮三门。各站队先放三排枪，此放三连环，又放三排枪。座船停泊，各营营官、帮带、哨官依次分班禀谒……”。繁文缛节，不一而足。李鸿章巡阅烟台时来去匆匆，烟防各营步队以军事工程建设正忙为由，并未操演阵法。清军普遍存在忽视实兵野战训练的痼疾，一旦战争来临便吃大亏。甲午战争后，朝野痛定思痛，开始编练新军，军事训练与实战脱节的状况才稍有改观。

孙金彪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

1881年5月，烟台防务划归北洋大臣节制，自此纳入北洋海防体系。1891年8月张曜去世，嵩武军遂一分为二：驻烟台的4个营拨归李鸿章直接统辖；另外7个营则由继任巡抚节制。在甲午战争期间，山东战场的军事指挥权未能统一，驻扎威海的水陆各军由李鸿章节制，威海防区之外军队调遣则交给刚刚上任的巡抚李秉衡。军事指挥的不统一，造成作战防务的相互掣肘、情报隔阂和行动混乱，这是甲午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日双方正式宣战后，李鸿章依据威海守将的建议，电示孙金彪速调两三个营移扎乌龙口、酒馆一带，为绥巩军后援。孙金彪当即派分统孙万林率嵩武军7哨，前往威海鹿道口驻扎。当获知候补道李正荣统带省队4营东援后，孙金彪致函津海关道盛宣怀，表示亲率两营赴威海双岛、鹿道口等处。称：“威海既为水师根本，舰攻不利，或以陆队潜攻汊港，从后抄袭，则我全台俱难为力，非得大枝援兵扼要屯扎。”他认为，“烟、威比挈轻重，自以商口防务较松”。其对威海卫的重要性有清醒认识，并提出与李正荣对调一两营留驻烟台。嵩武军除留守炮台的勇丁外，全队开赴威海，请求盛宣怀转呈李鸿章、李秉衡。盛宣怀在甲午战争中地位特殊，本兼北洋行营翼长，战时又充任“总理后路转运事宜”，是李鸿章办理军务的主要助手。深谙官场之道的盛宣怀并未及时回复。孙金彪于9月初再次去函请命，并提出能否让登州防军“分拨两三营移扎烟、威之交”。盛宣怀的回复闪烁其词，称自己不便出面，建议让登莱青道刘含芳禀报新任巡抚李秉衡为妥。这反映出李鸿章、李秉衡以及北洋衙门、山东抚院之间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对于山东战区的兵力部署、调遣，李鸿章只能与李秉衡委婉商议，无制衡之权。李秉衡接篆后，孙金彪加强威海防御的建议最终不了了之。从作战的实际进程和结果看，这种“分片包干”的指挥体系，已不能适应当时的作战需要。

日军登陆后，李秉衡将驻守荣成的东军5营拨归孙万林指挥。这些缺乏训练和实战经验的新募营兵，战力远不及老营。孙万林率军与日军接战数次，虽有拼死一战之勇气，但整体表现与取得的战绩乏善可陈。然而在李秉衡看来，他麾下的前线将领孙万林进退得宜，曾感叹“前敌敢战之将仅一孙万林”。清军作战向来有夸大战果的流弊，后人治史当具慧眼以辨伪存真。由于李秉衡援威不力，节节后退，不仅李鸿章及北洋将领极感失望，清廷也予以质疑。对山东上奏的战报，丁汝昌曾有质问：“孙、刘获胜，不知从何而来？与探马见面则有之。”事后朝廷也查明：“孙万林、刘澍德各军连日虽小有斩获，而未能鏖战。”

1895年1月20日，日本“山东作战军”在荣成湾登陆，迅速击溃了在龙须岛驻防的清军，而派驻荣成的东军5营，在县城失陷后望风而退。李秉衡急派孙万林拔队驰援。这支仅千人（嵩武军7哨、福字炮队300人）的孤军，自宁海州酒馆东行。1月22日，他们从自荣成溃退的山东5营、威海绥军3营处获悉，日军正向威海进逼，遂在石家河一线扎营设防。在威海即将被合围之际，李鸿章急令北洋防军调整部署，加强南岸防御，又直接电示孙金彪：“酌拨老营，挟利器往助北岸，以顾大局。”李秉衡虽向朝廷表态应援威海，但口惠而实不至，孙金彪率部进至宁海即被叫停。李秉衡告知威海守军统领戴宗骞：“西路各营暂止开拔，防北岸正可以保威海也。”只守自己防地而罔顾大局，这种自扫门前雪之举实有可议之处。

孙金彪虽未亲率部属与日军交锋，但在烟台防务、战时保障、溃军收容等方面都有积极作为。修筑数年的归岱山炮台和通伸岗炮台，直到中日正式宣战尚未完备。孙金彪开具军火清单，请求盛宣怀速将各型后膛炮、枪支、弹药等拨发给嵩武军，以备作战之需。1894年8月8日，他致函盛宣怀：“此间通伸岗台炮早经安就，惟归岱一处尚经十日之工，都因阴雨迟阻。现在防口巡察，昕宵轮班。彪叠次水泄，仍躬亲督察，所虑者炮未竣工。”带病督工，可见其焦虑心情。孙、盛二人同在烟台为官4年，一文一武，交谊匪浅。盛宣怀很快就将这批军火运至烟台。

日军在威海得手后，向宁海、烟台派出小股武装袭扰，另有日本海军舰艇驶抵烟台海域，清泉寨、午台等处皆有敌军踪影。以嵩武军为主的守军并不怯战，在市区以东与日军有多次小规模交火。日军出于作战、外交等多重考虑，攻占宁海后未派重兵攻击烟台。正是通商口岸的特殊地位，使烟台得以保全。在不明敌方企图的情况下，孙金彪曾奏报：“烟台商民逃徙一空，市无食物，彪与芳当尽力御守。若援兵不至，不但岛舰莫救，即台已在旦夕。”他对守御烟台并无信心，急盼援兵，但与烟台共存亡的信念不曾动摇。英国领事、东海关税务司等西方人士，数次要求登莱青道和烟台守军自动撤防，让日本失去用兵动武的借口。刘含芳与孙金彪二人，一为守吏、一为守将，对外人的要求予以回绝。他们知道不战而走的后果，故宁可以死殉国。

威海战事失利后，陆续有大批难民与溃兵涌入烟台。孙金彪与刘含芳一道，收容绥巩军及其他勇营的溃军两千余众，保持了烟台的相对安定。英国人撰写的《双龙记》一书中，记录了孙金彪求助教会医院救治伤兵的史事。孙金彪找到与他熟识的传教士达尔斯维特，在烟台以红十字医院的名义进行伤兵救治。书中叙述：“孙将军同意把自己的会客厅作为一处红十字医院，条件是只允许在里面治疗中国伤病员。”“孙将军自己出资对医院进行设备配置，行政长官也慷慨解囊，并组织筹集食品、衣物，以备伤病员用。”仅这所医院就收治了160名伤员，其中只有4人死亡。以伤员病情与手术条件而论，这样的存活率是惊人的。战后，孙金彪带着军乐队来到医院致谢；并赠送亲笔题写的匾额，上题“西国扁卢”。达尔斯维特等人还获得清廷授予的双龙勋章。

孙金彪对这场战争的失败心中耿耿，虽未受战事失利的责任追究，但对个人与嵩武军的前途未卜而忧虑不安。他在给盛宣怀的私人信函中说：“此次创巨痛深，苟能矢志振兴，亦未尝不可洗此耻恨，是在当轴者一意主持，不稍颓丧。若金彪职在行间，除战守外别无事事，亦惟殚心竭力而已。”甲午战后，清廷着手对军队进行整理，陆续裁撤了一批勇营，孙金彪因此忐忑。当嵩武军得以保全后，孙金彪禀请直隶总督王文韶，建议嵩武军改归山东节制。“寻常军营事件，就近秉承东府；关涉海防，仍有北洋兼辖。”在军饷难继和海防糜烂的情势下，孙金彪之筹划可谓深谋远虑。

最后略述驻烟嵩武军建制变化。1891年8月张曜病逝后，清廷将嵩武军析分为两部：孙金彪的驻烟台4个营，拨归北洋大臣节制；分驻于曹州、兖州的7个营交由山东巡抚节制。甲午战争后，驻烟的4个营再转归山东。1899年冬，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其武卫右军开赴山东，随后整顿山东勇营。他创立了一支新军——武卫右军先锋队，编制为20个营。1900年4月，嵩武军中营、左营调入武卫右军先锋队，孙金彪出任右翼翼长。驻烟嵩武军的右营、后营，分别改编为沿海防军右营、后营，并颁发刊刻关防。自此，嵩武军之名不复存在。

↑1895年1月20日下午，日军以首批登陆的步兵占据荣成县。1月25日，日军司令官大山岩在荣成设立指挥部，次日兵分两路：第二师团沿荣烟大道西进，为左路纵队，直插威海南帮炮台以西，切断清军退路；第六师团沿荣威大道西进，为右路纵队，直扑南帮炮台，形成两面夹击之势。图为完成登陆的第二师团之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