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潜

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山东布政使贡璜遭已故官员亲属呈控。案由是前在登莱青道任内，科索署寿光知县潘运第致送节、寿、季规银六百余两。状告人为潘运第的儿媳、孀妇潘黄氏，她于六月朔日趁巡抚阎敬铭往祭龙神祠回衙途中，径直拦舆呈递讼状及证据。阎敬铭接阅后深感诧异，因牵涉大员、关乎吏治，非一般民告官案，当即批交按察使丁宝桢查究。经丁宝桢传唤潘黄氏讯问，并核验相关证据，结论是供词游移无据，所交凭证不能指证贡璜确有收索陋规，并认为该案起端缘由，乃是省内州县清查亏空交代，贡璜查出了潘运第任内亏空银两且数额很大。潘黄氏之所以呈控贡璜，意在挟制。

行事谨慎的阎敬铭于六月十五日上《查办潘黄氏呈告藩司贡璜折》，另附《陈吏治积弊并潘黄氏呈告藩司贡璜片》，原告呈词以及证据的抄件也咨送军机处备查。清廷对该案十分重视，当月回折著饬阎敬铭悉心彻查。山东抚院试图尽快结案，但原告不肯罢休，遣抱告家人黄荣赴都察院京控，以阎敬铭徇私庇护、丁宝桢代为弥缝为由，吁请朝廷简派大员来山东查办。因此八月底又有上谕，特别指出“阎敬铭系朝廷封疆大吏，于特旨交审之件，谅不敢袒护属僚，蹈向来官官相护恶习”，交由阎敬铭亲提人证卷宗，秉公详查，据实具奏。至此，案子升级为朝廷特旨、巡抚亲审、都察院督办的京控要案。

一

这起案件看似偶发，实由整顿吏治、清理亏空导致山东官场震动而触发。阎敬铭于同治二年四月到任之初，奏报朝廷称：“山东地方拱卫京师，水陆冲要，时值捻逆、教匪、土寇、盐枭不靖，边警频仍，将才缺乏，练兵筹饷，察吏安民，均属不易措手。”山东政局积弊已久，吏治败坏，上下欺瞒，财匮民乱，以致民间聚众抗粮、拒官滋事层见叠出。但阎敬铭认为“其致乱之故，其弊不尽在民，上无道揆，故下无法守，连年土寇煽聚，动连数郡，有渐积使然也。今幸大乱甫平，民生已蹙，臣细验物情，虽莠民尚未尽除，而善类实多安分，惟吏治政刑俱失，遂觉德威皆无。今欲安民，必先察吏”。他在处理军情急务的同时整顿吏治，不少勤勉任事的官员得以举荐任用，地方州县的一些庸劣失职者受到严厉惩戒。钱粮财赋的整顿也渐次展开，自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山东办理交代清查，迄今已有十七年仍未结清，积压愈来愈多。同治三年初，布政使司临时设交代局，订立规章，专责办理“交代亏欠”，规定对及时完缴、拨解者，不咎既往；期限内不能完解的，革职论罪，查抄抵赔。从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起，至同治三年四月前为旧案，本年五月初一之后为新案。第一期截止于咸丰五年，便查出六十五宗，涉及五十一名知县（含已故），核定后短交银六十余万两。第二期涉及州县官员九十六名，亏欠情形更为复杂，短交银超过一百万两。除少数官员或已完缴、或已拨清，尚有八十五名列入追缴范围。同治三年五月间，贡璜及交代局委员在第三期清理交代时，查出潘运第寿光任内亏空银多达三万余两，加上前在临朐、海丰（今无棣）两地均交代未清，其短交银并入寿光亏案办理。潘黄氏呈控贡璜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该案初审是由按察使丁宝桢亲办，经讯问潘黄氏，堂供与原呈大致相同。所提交证据，一是寿光县衙库账的抄录件，一是已故掖县知县许乃恩的信函。丁宝桢查验后认为：库账簿系本署自行登记账目，他人从不稽查，随时都能捏造，当初潘运第明知亏空，难保未与呈内提到的家丁、库书勾连串通，以图掩饰。许乃恩函并非原件，且信中多有不近情理之语，人殁无从对质。丁宝桢还当堂诘问潘黄氏，因何不遣抱告，不依常规呈控？明清规定，妇人以及老幼、残疾等在诉讼时，除特定案件，均不可自己诉讼，须由他人代理，是为抱告制度。潘黄氏辩称：家中翁、夫均已病故，儿子潘明湘因案候审，患病取保，不便前来。至于未交许乃恩原函，是为京控时呈递。潘黄氏虽拿不出贡璜收受字据、书信等直接证据，但坚执控词，不肯退让。阎敬铭根据按察使司的初审，在向上奏报的同时，批饬丁宝桢提调寿光县库簿、库书人等来省质对。他深知州县官吏于钱粮侵挪捏冒比比皆是，大小官吏层层纳受敬银也是司空见惯。本案事由时过境迁，却在查出潘运第亏空之际，不早不晚，呈控清查的主事大员，绝非偶然，其挟制阻挠之意明显。本省自去年冬天宣布即将办理“交代亏欠”后，一批在职或离任的州县官员，惶恐不安、阴施伎俩者大有人在。因此，阎敬铭断定，该案背后必有不肖之官员主使。

二

阎敬铭还有一层隐忧，那就是贡璜是他的“年兄”。他们同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进士，一同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贡璜一等授职编修，阎敬铭次等授职户部主事。阎敬铭赴任山东，贡璜是唯一有交谊的同僚。阎敬铭上任不到十日，便收到军机处转来给事中征麟经手的一件匿名公启，以及据此奏参山东十数名官员的折。上谕要求阎敬铭按原信所陈各款逐一严查，其中就有对贡璜的举报。这封由山东投递到都察院的匿名信中说：“藩司贡璜识见本极浅陋，自代办监临并主试武闱以后，即俨然以巡抚自居，遇事任性，举动乖张，纵容妻叔陈象铭、妻弟陈小楼在外招摇撞骗，无恶不作，凡有府厅州县署事补缺，无不经此二人之手。”并详列具体人为佐证，称贡璜所作所为，物议沸腾，贻误地方。被匿名举报的众多官员经阎敬铭多方查证，大多捕风捉影。阎敬铭在回折中为贡璜辩诬：“查藩司贡璜，谨慎精详，遇事认真，同治元年奏委代办文闱监临，并主试武闱，关防严密，弊绝风清，彼不肖之徒，无所使其伎俩，遂不免任意簧鼓。而该司年日实为秉公办事，举止有方。其于署事补缺，尤为缜密，每遇应署应补缺出，禀商谭廷襄定后，先行牌示，再令办稿，以防书吏作弊。署中官亲从不与谈公事，亦不准与外人往还，焉能招摇撞骗，实系任意捏造。”匿名信风波刚刚平息，实名呈控又接踵而来。

贡璜于咸丰六年（1856年）四月外放，补授济南知府，随即转任武定府，开始了地方官生涯。京官时期久在翰林院，历任实录馆纂修官、提调官等职，外放前为日讲起居注官。咸丰六年春充任丙辰科会试同考官，状元翁同龢出自贡璜阅卷本房。据浙江《汤溪县志》，知府任内大清河泛溢，武定府属被灾严重，贡璜每日乘小舟往来灾区，疏通河道，筹款救济灾民，奏免应征钱漕，颇受当地百姓称赞。咸丰八年三月，补授登莱青道道员，特旨帮办全省团练事宜。志书载：“璜乃周历各属，简练乡兵，立寨筑圩，保卫闾里。”郡内东莱书院的院田常年由一典史把持，所产百余石粮被侵吞殆尽，贡璜督同府县官绅严行追究，归还书院，士林称快。1859年，郭嵩焘到烟台试办厘局，过路莱州，贡璜赠送所绘登州海口图为助。咸丰十年十月，贡璜擢升山东按察使，次年十二月补授布政使缺，同治元年正月，特旨兼办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大营的粮台。贡璜外放山东后的仕途之顺畅，在晚清官场鲜见。

三

江西举人潘运第的生平不详，从原籍武宁县的零星记录，仅知他在县学读书时，于嘉庆十七年（1812年）奉母丁氏之命，重修了毁于火灾的看鹤桥。他在山东的宦迹，光绪十年版《临朐县志》及稍后

的《无棣县志》和《寿光县志》职官表中均有载。潘运第于咸丰元年至三年，署任临朐知县；于咸丰六年至八年，署任海丰知县；于咸丰八年至十年，署任寿光知县。任职寿光与贡璜任职登莱青道正好交集。敬银陋规盛行于清代官场，作为官员的一项灰色收入，并不被朝廷在台面上认可，但久治不愈的吏治腐败，使这一陋规相沿成俗，见怪不怪。向各级上官的馈送，是州县官员很重的支出负担。州县出现交代不清、钱粮亏空，往往与此有直接关联。县官握有把柄，上司心存忌惮，上下交结、官官相护，形成共同“分肥”的利益共同体。上司对下官的“笑纳”是不会留下授人以柄的凭证。贡璜究竟有无接收六百两银的馈送，随着潘运第的亡故，实际上就成了无头案。

潘黄氏不服山东地方的初审判决，甘冒风险赴京呈控。此番京控不仅列阎敬铭、丁宝桢于呈状，还把一些道听途说的贡璜罪状上达天听，在证据方面也有所补充。她将一省位居前三的大员一并呈控，可谓当朝前所未有。都察院接到呈状不敢怠慢，对原告是否意图挟制、贡璜是否有不法之事无法定论，只得上奏御览。朝廷仍著阎敬铭亲自审理，为体现公正，排除干扰，以贡璜“奉旨来京、另候简用”的名义，交卸藩篆，暂时留省候质。布政使则由丁宝桢接任。没有另派钦差前去山东查案，显然不是呈控一方想要的结果，围绕人证物证进行角力成为关键。

阎敬铭来山东前，以不惧权贵、素有直声闻名朝野。在湖北各任内声誉甚佳，胡林翼向朝廷举荐称他“公正廉明，实心任事，为湖北通省仅见之才”，继任巡抚严树森也评其为“湖北贤能第一”。此次奉旨与新任按察使恩锡审理特旨要案，

岂能不慎。提交二审的证据有三：一是潘运第私簿所记的提银账目，二许乃恩写与潘运第的信函，三是当时的经送人范成。从寿光县调来的库款流水簿和存提簿共二十册，系一账登记两簿，同时饬令该县库书王连升、王绪堂到省，与私簿库账所记的七条“敬银”账目进行三方质对。经查证，寿光县库账簿未记提银账目的有三条，有提银账目而不注用途的两条，有日期、银数不相符的一条，库账只查到咸丰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炭资银五十两一条，是日流水簿有提银数且旁注送登莱青道炭资，提存簿只记提银数未记用途。再诘问库书王连升等人，供称潘县官账房，日有提项，不记其数，均不知其何用。流水簿内注送登莱青道炭资系账房吩咐注写，存提簿未注系账房未经吩咐。至于是否提银致送登莱青道，以及上官是否收受，库书王连升等人均不知悉，不能指证。故潘运第私人库账不足为证据。

许乃恩是潘运第任职海丰的前任知县，两人私函往还，应属合情合理。函中谈及的向贡璜送银之事，丁宝桢初审时即怀疑信函作伪。二审中传来许乃恩之子许台身辨认笔迹，许台身称此信绝非其父手书，也不是幕友的笔迹，故不敢指证。潘黄氏所称的家人范成，系致送敬银经办

人，本是重要证人，历城县多次查传，范成

不知去向。潘黄氏也不能说明行踪，三项证据均不被采信。阎敬铭、恩锡也质询了暂在济南的贡璜，贡璜称前在登莱青道任内，决无收受潘运第致送的节、寿、季规、炭资等银，并根究收受的确据。潘黄氏赴京呈控时加码的贡璜“劣迹”，阎敬铭、恩锡也进行了核查。如贡璜在布政使任内克扣平余，辱骂库大使齐云布，买历城县年少民女白二仔为妾，或子虚乌有，或张冠李戴，纯属毁谤。

呈告人潘黄氏对虚诬官员缄口不认，京控案延至当年底结案。阎敬铭于同治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上《潘黄氏京控藩司贡璜系虚诬折》，结论是“均经查讯明确，该氏所控皆无确据……其为意图挟制，阻挠政令，异常刁健，不肯承招。然众证已明，毫无确据，未便任其恃妇狡展，致兹拖累，应即拟结。”依“蓦越赴京告重事不实者，发边远充军”例，拟发边远充军：系妇女，照例收赎。抱告黄荣讯不知情，应毋庸议。潘运第亏案另折参办，并将堂审供词封送军机处。《清代官员履历档案》载：“四年正月奉上谕，贡璜既查无收受陋规确据，著毋庸议等因，钦此。二月经山东巡抚阎敬铭，以粮台既未承管银钱出入，现在并无未了事件，奏奉谕旨著照所请，贡璜著即行来京钦此。”大概是为了安抚贡璜，他到京后受到皇帝的接见。同治六年（1867年）贡璜在直隶赈灾时，积劳成疾病故。

四

透视这起特殊的“民告官”案件，可以看出在封建专制社会里，个人对利益群体“潜规则”的挑战，都被视为对现行政治秩序的威胁。潘黄氏为保全家族财产而犯险告官，是否如阎敬铭的揣测，还是被不肖官员所怂恿指使的？山东对该案的审理和定性，先入为主掺入了法律之外的因素。阎敬铭在奏折中也不讳言，“惟念讦告之事小，挟制之事大；挟制一人之事小，阻挠全局之事大。”阎敬铭说的全局，指的是山东的清厘交代。此前山东数任巡抚，不是半途而废，就是敷衍不办。始自咸丰七年的清欠，竟拖了八年，亏欠官员逍遥事外，久成积弊。阎敬铭认定改善山东财用空虚，非从交代亏欠入手不可。

潘黄氏后来的情况不明，京控案的败诉，让她付出“拟发边远充军”的代价。律例有“凡老幼、废疾、笃疾、妇人犯徒流等刑者，准其以银赎罪”，照例收赎，可能是她最好的结局了。与京控案同时上奏的《已故知县潘运第历任亏欠抄家备抵折》，查实亏空银计三万八千三百余两。其在省内的资财、衣物均在查抄之列，因数额巨大，不足备抵，潘运第历任县所、原籍是否另有隐匿财产，饬令严查，一经发现，予以罚没。该案还牵连到潘运第各任内的经手书吏等人，这些权力底层的“衙役”被饬提到省严讯，恐怕也难逃薄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