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忠波

龙图腾是在中国汉族的民族图腾基础上，历经数千年的传承发展，逐步形成的融入全国各民族、社会各方面的一种文化积淀，最终成为中国的象征、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文化的象征。

一

中国早期的龙车射猎出现于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其龙形马车为龙文化与马车实器的结合，充分反映了古代图腾意识与现实生活的融合。

驾龙车御犬射猎所展现的精彩场景，表面上看是习武健身、获取生活用品的行为，实际上是古时贵族祭祀礼仪的重要内容，也是士大夫阶层身份的象征。虽然春秋战国是历史上的“礼崩乐坏”时期，但由于孔子有一心恢复周礼的愿望，加上诸侯国百家争鸣的趋势日盛，因此，士大夫的阶层意识不断觉醒，于是，刻纹铜器的日常使用和以器传世成了他们文化拯救和记忆传承的实际行动，礼乐文明也因此得以继续发扬。

长岛王沟鎏金刻纹铜鉴出土于1973年开始挖掘的东周墓群M2墓。考古认为，这些大墓的墓主具有较高的阶级地位，有的或许是康公（姜齐末代国君姜贷）的宗室成员，有的可能是负有监视职责的卿士。大墓的随葬品很多，铜器和仿铜陶礼器较为丰富。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考古学报》1993年第一期中便有这样的文字：“其中的刻纹铜器和错铜铜器，是较为罕见的珍品。虽因质薄而残碎不全，但其刻纹描绘了乐舞燕（编者注：通宴）饮和车马田猎的生动情景，为研究当时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宝贵的形象资料。”“春秋战国之际的刻纹铜器，至今发现为数不多，这三件刻纹铜器（包括长岛2鉴1匜）与江苏六合程桥春秋末期出土的一件，同属于珍贵的早期刻画艺术品。”

东周刻纹铜器图像是中国早期刻画艺术品，有专家认为其“堪称汉画像石艺术之先驱”，在中国古代美术史上有一定的地位。长岛王沟东周墓出土的鎏金刻纹铜鉴（残件），有专家推断其入土时间在战国早中期阶段，也有专家认为其器物制作“时代应在战国早期偏早，甚至接近春秋晚期”。

从刻纹的细节看，点式虚线刻的出现时间远早于短线拼成的实线刻。据《江苏六合程桥东周墓》一文，从春秋晚期开始，吴越地区就出现了多件虚线式画像铜器，武红丽撰写的《东周画像铜器研究》中做了详细描述：“人物形象和树木完全用点构成，构成外轮廓的点较为细密，有的接近于线条，内部填满用点构成的斜线。与之类似的还有江苏谏壁王家山出土的3件线刻画像铜器和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椭杯。”而长岛王沟鎏金刻纹铜器，《考古学报》描述其“内壁除囗沿外刻满花纹后鎏金，花纹为针刻。”“刻纹为针刻，线条连贯流畅，局部简刻为虚线。”“它的图画内容，特别是针刻技法，都与六合程桥春秋末期的刻纹铜器残片图像接近。”

从以上描述能看出这些铜器在时间上的相近性，这为判定长岛王沟鎏金刻纹铜器属于早期年代奠定了基础。

二

长岛王沟铜鉴上所刻画的龙车射猎图像，与其他地方出土的铜鉴（盘）上的类似图案相比，如江苏淮阴高庄战国墓、河南辉县赵固村M1及山西长治分水岭M84的铜鉴（盘），时间都要早，内容相对丰富，形象更为逼真。

该刻纹铜鉴的几块残片的图案，勾勒出了宴饮狩猎的场景图像。其中保存较好的一片，完整地刻画出了独辀马车的射猎图像，另一残片则显示了同类马车的局部画迹。

将其残部补全，一前一后组合起来，便有了两辆龙车同行的阵势。龙车配有三匹马，后有三幡旌旄飘扬。根据《逸礼·王度记》“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一”的礼仪，三马驾车应为大夫一级的贵族乘用。《考古学报》中的描述为：“为一龙首鱼尾形车，车尾似拖三长幡。车单辕，驾三马。车上立二人，前为御手，执一鞭操五缰。后为射手，一手持弓，一手捉矢。车周围猎犬猎鹰相随。车后一人挑袋，二人抬鹿（存疑）。车前二人，一持棒，一持筚，作击兽状。”

笔者根据刻纹铜器的残部推测，后车应有类似的图案。该车车舆是龙舟形状，前面似昂首的龙头，后面翘起为鱼形尾翼，而中间则是车舆部分。

有趣的是，同属于该墓群的M10墓里出土了车舆一辆。在墓中，车体被拆开，分别放置在四周。南北各放两个车轮，车衡位于墓道口，有单辕。东部有车舆、后椅、车伞，东北角的木杠为车轴。至于车舆的形状是否与刻纹铜器图像一样，也是龙头鱼尾，但考古报告未予说明，只看考古现场的绘图难以做出判断。但是，若按后发现的江苏淮阴高庄墓铜器图和实物器同为龙车来看，此车应该是龙形车舆。

战国早中期的江苏淮阴高庄墓刻纹铜盘，也有残缺的龙车射猎图。其龙车形状与王沟铜鉴上所刻画的龙车射猎图像大致相同。不同的是，王沟车中有驾车人和武士二人，而高庄仅一人，且持剑背矢；王沟车前驾为三马，高庄是二马；狩猎人员，王沟为便衣简从，高庄是着装持械武士。

可喜的是，高庄墓与王沟墓一样，既有铜盘（鉴）图，又有同出于此墓的龙形车舆器件，而且两者极为相像，这就证明当时是有龙车实物存在的。

据研究，“这种龙舟形车舆在战国时期比较流行，《楚辞·九歌》中的‘驾龙辀兮乘雷,载云旗兮委蛇’，当是这种车舆的写照”。《史记·礼书》有“弥龙以养威也”的描述，《后汉书·舆服志》也有“乘舆金簿缪龙，为舆倚较”的叙述，这些都从古籍记载上证明了龙车的存在。

当然也有说龙车不是实用器的。如艺术史家、芝加哥大学教授巫鸿认为，“被描绘为龙形或舟形的车厢也证实了时空领域整体均为想象的空间”。

三

长岛铜鉴龙驾的车轮，与其它所有铜器的图像一样，看似一侧为两轮、两侧共四轮，但这不符合古时一般为二轮车的规制。而从铜鉴图上三匹马的刻画看，下面的两匹马是正向刻画的姿态，上面的第三匹马则是反向刻画如卧倒之状，这或许说明了古人不掌握透视原理，处理不好角度和空间的关系。

若按此理，车轮便可看成是车的左右两边各置一轮，即为两轮车，而绝非是四轮车。卢中敏的博士论文《东周青铜器叙事性画像研究》中就曾指出：“由于中国古人多使用二轮而非四轮马车，刻纹铜器上表现的四轮车是想象的图像。”

长岛王沟鎏金刻纹铜器上的龙车射猎图，上半部分刻画着箭靶和林间野鹤，下半部分为主体部分，六马奋力奔驰，驾车人、狩猎者操辔举箭，狗、鹰跟随。猎人执器捕捉动物，后勤人员担包裹、挑猎物，描绘出惊心动魄的狩猎场景。弓箭手执弓搭矢、满弓发射，还有两人递矢于射者。众人各司其职，以尽飨宴射礼之兴。

四

笔者以东周叙事性刻纹铜器，特别是出土于烟台长岛王沟东周墓群刻纹铜鉴（残器）为创意蓝本，将中国早期的龙车射猎标识图分离出来，加以文创赋能，希望能为甲辰年献上一份讲好龙年故事的礼物。

此龙舟射猎图文创，根据原鉴的圆形，将局部截取成扇面玉璜状，刻画主体内容；附图部分，拆解原鉴元素，上面以树鸟边纹镶嵌，下面用缠蛇图（小龙）横置、以三线三角纹贯穿，做成传统纹样边饰，从而使龙车射猎内容与形式交融、叙事与装饰结合，不仅深化主题、美化构图，而且达到传创互补、相得益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