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振贤

张巨烺（还有一种写法为“张榘琅”），即张剑辉，是驰名中外的烟台张裕葡萄酿酒公司的创始人、著名爱国华侨张弼士先生的第六个儿子。张巨烺曾是张裕葡萄酿酒公司的监理和代理人，为烟台张氏豪门望族的主要成员之一。抗战时期，张巨烺一家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勇敢地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为烟台的解放作出了不少贡献，特别是他妻子和女儿的许多动人事迹，人们至今称颂不已。

铁蹄踏入 遭遇巨变

1937年，芦沟桥畔的烽火拉开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帷幕。1938年2月3日，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入了美丽的海滨城市烟台，开始了长达7年的日本法西斯统治。

日军占领烟台后不久，就以张裕公司有中国银行的投资为借口，将其资产全部查封军管。除经济上的掠夺外，日军还企图将酿酒改为生产酒精，以补其军用汽油之不足。为了隔断张巨烺一家与公司厂院的联系，日本人在他的房屋外面修起一堵围墙，强迫他由走公司南北大门改为走院西的小门。其全家的生活费用，日军也只是每月象征性地供给一点（有资料称，张巨烺的资本被强行没收，只在张裕公司挂个虚名，每月工资仅30元），这使得张巨烺全家的生活陷入十分困窘的境地。面对这残酷的现实，张巨烺徘徊过、愤怒过，甚至大骂过，但都无济于事。渐渐地，他开始把自己的遭遇与国家的忧患联系在一起。

张巨烺的妻子李德贞（即李淑贞）是贫寒家庭出身的女子，小时候跟家里人一起信仰耶稣教。当她与张巨烺结婚由穷变富后，真的以为这是主的旨意，虔诚地感激上帝的恩赐。可现在面对这破败的家境，她多年的信仰渐渐淡漠了、消失了，开始用自己的肩膀挑起沉重的家庭担子。到1942年时，全家九口人的生活，主要靠她日夜给人家织毛衣挣几个钱来维持，全家人的主食主要是豆饼、花生饼和橡子面。就在这一年，因家庭生活所迫，刚上初中不到半年的大女儿张世禄被迫辍学了。李德贞四处奔走，先是通过一位邻居的介绍，让张世禄到烟台中华发绳厂做手工活，后来日本人控制的芝罘电报电话局招收长途电话生，张世禄无意中被录取了。这时，张世禄还不满16岁。

张世禄负责看管接转的是烟台伪警察局通往各县警察机关的长途电话线路。开始，由于技术不熟练和心慌打怵，她经常因接错线路而遭到对方的辱骂。每次挨骂，她都对着送话器伤心落泪。很快，她领悟到，自己从事的工作是在为日伪敌人服务。为此，她后悔过、动摇过，甚至想过逃离，但由于生活所迫，她还是忍气吞声地干了下来。山河破碎，国土沦丧，家境败落，个人屈辱……这一切都在张世禄那小小的心田里埋下了复仇的火种。一次，她听老师傅讲，在机子旁喝水时要特别注意，若是将水撒进塞子眼里，线路就会发生故障。她听后心中暗暗高兴：“嘿，谁敢再骂我，我就这样报复谁！”后来，她在值班中，趁身边无人时，故意放慢动作，一旦耳机里传来骂声，她就拿起杯子往塞子眼里滴几滴水，骂声立刻就消失了。时间长了，这引起了管理人的注意，而且她看管的机子也出了故障。上面追查下来，按规定她本应受到严厉的惩罚，但管理人见她年纪小，只说她不会爱护机子，便把她解雇了。

张世禄被解雇回家，对她自己来说是一次胜利，然而对她的家庭来说，却又是一次打击。父母的斥责声越发多了，她整天愁容满面、寡言少语，身上的少女风采几乎不见了。

后来，母亲出于无奈，让张世禄领着几个妹妹到公司后院垃圾堆拾煤核儿。当时，工厂的一些工人不满日本法西斯的统治，上班消极怠工，锅炉里的煤尚未烧尽就被当成煤渣倒掉，要是认真翻拣，一人一天可拣几箩筐。这既可自用，又可卖一些钱。然而，这种既脏又累的活儿对大小姐张世禄来说，简直是一种耻辱。因此，每当她背起箩筐领着妹妹们向垃圾堆走去的时候，她总是使劲地低着头东躲西闪，生怕被同学和熟人看见，心里还不停地痛骂日本侵略者，因为她认为正是他们把她置于如此难堪的境地。每次走到后院广场，她总是先让妹妹去捡，自己却躲到没人处暗自流泪，羡慕着别人家上学的孩子，祈望着有一天自己能够重新背起书包，回到学校生活中去。有时她独自来到海边，对着大海哭泣、呼喊，倾吐内心的烦闷。她上小学的时候，经常背着老师看一些武侠小说，书中劫富济贫、扶正驱恶的英雄好汉，这时越发成为她心中仰慕的楷模。她幻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精通十八般武艺，杀尽所有辱我之敌，以振中华民族之威。后来，当她听说在胶东的许多地方出现了抗日的八路军、打得日本侵略者无处藏身时，八路军的英雄形象，很快取代了她心中的那些绿林豪杰。她连做梦也在想着八路军，渴望有一天能够冲出日伪统治区，驰骋疆场，成为一名抗日英雄。她曾多次产生离家出走去寻找八路军、参加抗日活动的念头，但因找不到领路人而未能成行。

春风引路 走向新生

张巨烺虽是张弼士老先生的儿子，海外亲友较多，社会影响较大，但由于日伪军的封锁，他成了苦海孤舟。到1942年下半年，一家人的生活几乎处于无法支撑的境地。李德贞只好找邻居求援。正巧，这家邻居是胶东区党委秘密派到烟台开展党的统战工作的牟德海建立的一个地下联络点。女主人是牟德海的姨母，思想比较进步。当她把张家的诉求转告给牟德海后，牟德海心想，张家是名扬海内外的资本家，在工商界中很有声望，如能把张家争取过来，将会对抗日产生很大的政治影响。于是，他立即安排跟张家母女会面。当他们见面后，牟德海愣住了——名门巨室的张家太太，这时竟成了一个面容憔悴、唉声叹气的穷苦妇女，大小姐也无异于衣衫破旧的贫家少女。见此情景，牟德海便以商人的口气说：“城里人心惶惶，恐怕一时难以找碗饭吃，而在乡下比较有把握，你们是城里人，不知愿意不……”没等他讲完，李德贞立即说：“只要能谋生，解决燃眉之急，去哪儿都行！”张世禄也连连点头表示同意。

事后，牟德海马上向上级党组织作了汇报，组织立刻同意把张世禄带到根据地。当牟德海再次见到张世禄并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上级党组织的安排后，张世禄高兴得泪流满面，激动得拉着牟德海的手，连声称舅舅。

1942年初冬的一天，牟德海化装后带着年仅16岁的张世禄走出烟台市区，迈上了通往根据地的山路……

张世禄到达根据地后，受到我驻地党政机关干部和战士的热烈欢迎。胶东区党委统战部部长于谷莺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接待了她，并表扬了她的爱国行动，鼓励她学习其祖父张弼士老先生的爱国精神，积极投身到抗日活动中去，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自己的国土作出贡献。开始，组织上把她留在区党委统战部（对外亦称情报部）工作。不久，因敌人扫荡频繁，组织上又将她送到栖霞县铁口附近的一个山村小学教书。后来，为了让她在革命道路上进一步成长，又决定送她到胶东公校学习深造。在公校期间，她不仅刻苦学习，而且不论是学校组织宣传队下乡配合开展减租减息和生产支前运动，还是转移行军、组织抢收、帮助老乡推磨、拉车等，她都样样带头，从不叫苦。党的关怀和培养使张世禄亲身体会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每当她秘密回烟台探亲或向家里写信的时候，总嘱咐父母不要忘记共产党的恩情，一定要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决不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

共产党的关怀和统一战线政策，给陷入绝境的张巨烺一家带来了新的生机。每当收到大女儿的来信，夫妇俩捧在手上，心里像燃起了一团火。他们心中对共产党的感情与日俱增。时隔不久，李德贞与丈夫商量后，又托邻居找到了牟德海，提出自己也要到根据地去，做些力所能及的抗日工作。当她的要求被批准后，她忍痛把最小的孩子送到孤儿院寄养，自己带着两个较大的孩子，很快到了根据地。胶东区党委有关部门的领导对她的爱国行动非常支持，把她安排到张世禄任教过的那所小学当教员，并把她当作抗日家属。这越发使她加深了对党的感情。于是，每当她听说根据地缺花生油等物品时，总是及时写信或回烟台让丈夫帮忙解决。这时，在烟台的张巨烺带病照顾着留在家里的几个孩子的生活，日子过得很拮据。但在妻子和女儿抗日爱国热情的影响下，他总是千方百计地完成后方支援的任务。

1943年8月，张巨烺愉快地接受了胶东区党委有关部门的邀请，来到根据地参加了“八一”庆祝活动，参观了部队的军事表演和战利品展览，并受到驻地军队领导同志的热情接待。最后，在进行篮球比赛时，他还兴致勃勃地担任了裁判员。这次活动，使他亲眼见到了我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和壮大，认清了胶东的抗日形势，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他表示，共产党不拿他当外人看待，他也一定为抗日战争尽力。

出生入死 报国有心

1945年4月，张世禄在胶东公校学习结业后，又被调回区党委统战部工作。就在这年的5月1日，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开始从事党的情报工作。

当时，抗日战争胜利在望。胶东的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只剩下青岛、烟台、威海等几个城市的日伪军还在孤守挣扎。特别是烟台，地处京津门户，又是连接东北的海上交通要道，对我党运兵北上，向北发展十分重要。因此，除了加强军事围攻外，我党开始向市内派遣地下工作人员，加强情报工作，巩固和发展内应力量，争取尽快解放烟台。就在这时，区党委获悉烟台伪警察局正在招收一批女警察，于是，组织根据张世禄家在烟台、了解当地情况、又是张裕公司资本家的小姐等有利条件，决定把她派回烟台，打入敌人内部。

面对党组织的信任，张世禄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并立即做好装扮，办好了一切假证件。临行前，组织上再三嘱咐，让她从党的利益出发，处处小心谨慎、机智勇敢，独立冷静地处理问题，并不准与任何人发生横向联系，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当叛徒；除了想办法窃取敌人的情报外，还要注意监视伪警察局中一个叫梁淼（曾是我党的一个妇救会主任，后叛变）的女特务及其丈夫等人的破坏活动；嘱咐她没有组织的指示，决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张世禄肩负重任，以在外地读书毕业回城就业的名义，只身回到烟台，跟父亲和几个妹妹同住在家里。没有人对她产生怀疑，就连父亲和妹妹也不了解内情。

经过伪警察局的考试和审查，张世禄与其他七个人被录取了，并被分配在特务科工作。这里聚集着一批为虎作伥的民族败类、汉奸特务，专门刺探共产党的地下活动情况，搜捕镇压抗日爱国人士。这个科的科长叫陈一鸣，他的老婆是日本人，也是个很有名的日本女特务。还有个特务叫邱泽，曾是我党某地的领导干部，叛变后改名为夏一侯，是叛徒梁淼的丈夫。另外，梁淼也在这个科里，主要负责组织和训练女特务，打入我解放区进行破坏活动。这种虎狼群居的环境，给张世禄的工作带来很大困难。特别是邱泽和梁淼，开始时对她有所疑忌。张世禄牢记党的教导，强压住心头怒火，小心谨慎，与敌人巧妙周旋。后来，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抗日战争的顺利发展，烟台日伪机关内部人心惶惶，混乱不堪，邱泽和梁淼放松了对张世禄的警惕，而且安排她抄写特务搜集来的情报和通报等，这就为她的工作提供了方便条件。为了安全起见，她每次得到重要情报，都先用脑子记住，晚上回家趁父亲、妹妹睡熟后再写下来，然后想办法送出去。不久后，就连科室值班表上的特务人员姓名、人数、家庭住址，以及枪支、电话密码等情况，她都一一搞到手。张世禄开始是在办公室外屋值班，后因前来密报的特务整天不断，互相影响，当官的就让她搬到里屋保密档案室去。这对她窃取敌人的重要情报更为有利。她经常趁屋里没人，把有关密件拿出来放进自己的布包里，下班时带回家抄录下来。有的情报，特别是军事情报，对我军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每当情报到手，她就利用星期天，一大早就往城外送。通常的办法是拿个饼干桶，底下放情报，上面装奶粉，借口给市郊的亲友小孩送吃的东西。出城时一旦遇到岗卡，她就把事先准备好的钱或食品递上去，便能获得放行。万一遇上狡猾的岗哨不肯放她通过时，她就干脆亮出王牌——特务身份证，使敌人无可奈何。

张世禄刚进伪警察局时，曾受过不少委屈。每当熟人问起她在哪里工作时，她总感到耻辱，难以启齿；遇到别人的指责也只能忍气吞声。她刚上班时，有些男性伪职人员经常调戏、非礼她，开始时她沉不住气，不是跟他们大吵大闹，就是偷偷地流眼泪。后来，当她想到自己是共产党员，是在为党工作时，也就不介意了。

1945年8月11日，山东军区发出进攻大城市的命令，命令胶东部队进攻胶济铁路线，收复青岛、烟台、威海等城市。17日，我八路军东海独立团、乳山独立营、昆嵛独立营、牟平独立营和烟台大队等，以2000余人的兵力，从东、南、西三个方向直通烟台。这时，根据工作需要，牟德海和张世禄的组织关系，也由胶东区党委统战部转到烟台工委，李德贞也从栖霞随牟德海回到烟台市区，配合搜集敌人的各种情报，为解放烟台做准备。

李德贞接受任务后，带着两个孩子和一些小麦，与牟德海装扮成粮食贩子，骑着自行车很快赶回了烟台。这时，烟台市内的日伪军见大势已去，个个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回城后，没顾得上休息，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中。李德贞的主要任务是向外传递情报。不论是漆黑的夜晚，还是敌人到处乱窜的白天，只要情报一到手，她就毫不犹豫地挎上篮子，领着女儿，以去南山给看苹果园的亲人送饭为名，及时将情报送出去。特别是在烟台临近解放的前夕，敌人封锁很严，枪炮声接连不断，但她全然不顾，有时一天往返好几趟，每趟都能顺利地完成任务，因而受到了领导的表扬。

在那些不平凡的日子里，为了迎接胜利的到来，张世禄和她的母亲在各自的战斗岗位上，接受着严峻的考验。特别是在八路军攻城部队控制了南山等制高点后，组织又把尽快摸清日军的逃跑时间和伪军兵力部署等任务交给了张世禄。面对这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她不分昼夜地四处奔波。除了在伪警察局内部搜集情报外，她还一天几次地到海边观察日军的海上活动情况。8月23日晚，当她看到日军纷纷登船、伪军开上毓璜顶从日军手里接防的情况后，便意识到日军要逃跑。她立即回家，拉着十几岁的妹妹就往南山八路军阵地跑。在通往南山的途中，除了要穿过敌人的岗哨和架设的铁丝网、木栅栏外，她们还要跨过许多沟坎，穿越片片树林和高粱地。年仅19岁的张世禄带着妹妹，在那漆黑的夜晚，巧妙地绕过敌人的道道岗哨，拼命地向南山方向奔跑。当她们跑到南山脚下时，八路军先头部队正在跟伪军交火，子弹不时从她们头上飞过。为了躲避枪弹，张世禄拉着妹妹钻进高粱地，可没跑出多远，就被敌人发现了，子弹嗖嗖地朝高粱地里射来。她俩没有被吓住，仍是拼命地向前跑。来到八路军指挥部时，姐妹二人的衣服已被铁丝网和树枝划得稀碎，腿上、手上好几处流着鲜血。部队首长、工委领导同志亲切地接待和表扬了她们。根据张世禄提供的情报，我八路军于8月24日上午向烟台市区发起了总攻。经过10小时的激战，当天晚上就胜利解放了烟台。

烟台解放后，张巨烺一家获得了新生。张巨烺热烈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积极参与张裕公司恢复生产的工作；李德贞被推选为市妇救会名誉会长，投入了建设新烟台的行列；二女儿张世青在父母和姐姐的影响下，进一步提高了政治觉悟，也参加了革命工作；张世禄被任命为市公安局侦察组副组长，为肃清残余敌人、保卫烟台市而紧张地工作着。不久，烟台市委调她到市妇救会任宣传委员（资料显示，之后，张世禄还在青岛、北京工作和生活过，1962年在北京去世）。

张巨烺一家的抗日爱国行动，像张裕名酒一样，受到人们的广泛赞誉。

（本版图文来源于《老年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