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云强

妻子的瓷器情结，似乎与生俱来。

她几个月大的时候，只要看见小柜上的那对帽筒，就会不由自主地笑起来。一岁时，姥姥外出买菜，没人照看她，只好用被子横一道竖一道地把她圈在炕上。谁知她为了靠近帽筒，竟拆了围档，爬到了靠炕的小柜边。对于外孙女自导自演的这部“惊险故事片”，姥姥回家后吓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严格地讲，妻子喜欢的是有色彩的瓷器。小时候，看到街上别人扔的碎瓷片，只要是带彩的，她都会捡拾起来，藏在床底下。四五岁时，妈妈带她去大连亲戚家。亲戚家有个年事已高的老爷爷，好喝茶。他用的是一个小盖碗，分碗盖与碗体两部分。盖为圆口，有个可供手捏的疙瘩把手；碗体高七八公分，直径不足十公分。盖碗为粉彩，碗边镏金，整个盖碗图案清晰，纹饰柔和典雅，颇具层次感。临走时，她一点儿也不给妈妈长脸，又哭又闹，非要把那个小盖碗带走。妈妈十分尴尬，亲戚倒是爽快地答应了。这是妻子人生中第一次干“掠人之美”的事情。

岳父母家那对帽筒上是贴画工艺的釉上彩仕女图。仕女们个个凤冠霞帔、身材婀娜、貌若天仙。她们轻移莲步，或桥上观鱼，或驻足赏花，或嬉笑打闹，画面艳丽，细节感满满。在妻子的要求下，岳父母将那件帽筒作为结婚嫁妆，送给了我们。

人的爱好，是通过一些具体的东西体现出来的，且爱好在亲人间极具传染力，很快我也喜欢上了瓷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毓璜顶每年正月初九举行庙会，我俩常去参观。有一次，我们发现了一个卖瓷器的摊位，专卖动物形状的瓷器。那些形态迥异、活泼可爱的小动物，让妻子挪不动步。那天，她一共挑选了包括马、大象、老虎、猴子、牛等在内的二十多件瓷器。其中还有一只通体白釉、底部露胎，容长脸、长角、四肢呈蜷卧状的小羊。这只小羊虽然线条简单，却神态安详、憨态可掬，成了我们的心爱之物。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烟台出现了一些文化市场，其中以大庙花鸟市为大。我家就住在附近，抬腿就到。有个原烟台瓷厂下岗的徐姓科长，在那儿开了家经营瓷器的商店，妻子成了那里的常客。在那里，她买了一对双耳龙纹花瓶、一个手绘荷花鱼缸、一对米黄色的镂空花瓶、一对豆绿色的刻瓷小口瓶、一对色彩斑斓的唐三彩马和骆驼。妻子喜欢热闹，买了不少充满童趣的婴戏花瓶，另外，窑变瓷器也上了她的“菜单”。

2000年左右，不断有景德镇陶瓷商人组团来烟台推销瓷器。他们在现今的文化中心，即烟台博物馆前面的广场上做露天展销。妻子几乎天天到那里打卡。对瓷器的喜欢，也使她变成了土专家，瓷器着的什么彩、属于哪种器型，她张口就说出“一二一”（发音为“牙二腰”）来。在所有的瓷器中，她对国瓷——青花瓷情有独钟。她买了不少青花瓷器，这里边包括两个大青花瓷瓶。两瓶皆高2.2米，一个花瓶的图案为松鹤延年图，一个为孔雀开屏图，这也是我家迄今为止最大的花瓶。两个花瓶的图案均为手绘，胎质细腻，釉色均匀，线条与色调搭配谐调，给人以白如碧玉、青如宝石之美感，被我们当作镇宅之宝，放置于客厅两边。

在这个略感纷繁嘈杂的世界里，瓷器让妻子找到了可以放飞与休憩自己心灵的港湾。她购买瓷器，有别于以收藏为目的买家。她从来不买古瓷、名人名瓷，那样花钱多、幌子多，易对我们工薪一族的生活造成困扰。另外，在力所能及的情形下做到面面俱到，也是她的原则之一。样式不同的瓷器都买一件，妻子自诩此为“一视同仁，雨露均沾”。

兴趣的代价，是爱了这个，必然伤害或冷落了那个。家里一下子添了这么多东西，就变得十分拥挤，于是，我们在市郊买了一套大房子。装修完毕，欲找搬家公司。但事物的发展，有时不在于事物本身的规律与逻辑，而是一些神奇的心理暗示和力量。当妻子看见那几个五大三粗、光着膀子的小伙子后，立即改变了主意，下决心自己把瓷器搬过去。

家里大大小小的瓷器有近二百件，除了那十几件“身宽体胖”的大件瓷器是搬家公司在搬家具细软时一块拉走的，其他瓷器都是我俩人拉肩扛自己搬的。这些瓷器有的重二三十斤，有的重四五十斤，体积与器型亦各不相同。我们的工作，首先是用布把它们包好，捆到一个四轮小拖车上，从我们住的四楼搬下去，然后一个人在前面拖，一个人在后面扶，拉到几百米远的公交车站，搬上车，待公交车到达三十里以外的目的地后，再拖行一段距离，小心翼翼地抬至新家，这些环节一个也不能少。这不光对体力有要求，精神亦需高度紧张。如此，我们采用“蚂蚁搬家”的方式，一天运两次，一次运一件，断断续续忙了两个多月，居然毫发无损地让这些瓷器完成了一次梦幻般的“天方夜谭”式的迁徙。

有人说，人的爱好受情结影响，而情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的审美活动与美学取向，我亦如此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