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成明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登州府各州县在经历了一个无雨的冬春之后，接着又遭遇了多年罕见的夏季大旱。农历七月七日，老天又大翻脸，“蓬莱、福山、文登等县异风暴作，大雨如注，经三昼夜，庐舍倾圮，老树皆拔，禾稼一空”“大半民畜多怖死”。过了两天，老天再降大雨，且发生海啸，各州县沿海地区居民被淹死者无数。此时，遭遇严重自然灾害的登州大地满目疮痍，哀鸿遍野，饿殍载道。就是在这样的关口，34岁的陶朗先奉旨出任登州知府。

重灾之下 积极作为

陶朗先（1579年—1625年），字元晖，浙江秀水（今嘉兴）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考中进士，授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因政绩突出，四年后他开始执掌芜湖关税收，旋即升任南京工部屯田司郎中。

陶朗先刚刚踏上登州府大地，老天就给他来了个下马威。不过，骨子里就有那种刚毅秉性的陶朗先，不畏惧任何困难。他决心迎难而上、积极作为，与登州百姓一起战胜这场天灾。

走马上任后，陶朗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深入乡间察看灾情。他所到之处，“但见父抱子而痛泣，妻曳夫而长号”。他问百姓为何如此，人们告诉他，“卖妻鬻子”只是为了换口饭吃。其实，这些人往昔都是“输租纳税之人”。他见牢狱中关押的人“号怨呼天”，有的甘愿死在狱中。他问：“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狱卒回答说，这些人都是“强窃盗贼”，但他们原来并非盗贼。再问之，则回答说，这些人只是想，在饥寒和苛税重压之下可能很快就死掉了，但铤而走险去偷盗抢劫，被抓进监狱却能多活几天，于是他们就从良民变成了盗贼。面对此情此景，陶朗先感受到巨大的主政者责任压力。他说：“如此年景，如此人情，有地方之责者方如厝火积薪，日夜危惧。”他要求各州县官府尽一切可能多开办粥场赈济灾民，尽量减少因饥饿而死的人。

各州县的赈饥粥场开办起来之后，确实使很多灾民免于一死。但陶朗先在乡间巡查时却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饥民住居有稠密辽阔之不同，往来道里有远近平险之不一”，只用这一个办法不行。他说，有些州县地广人稀、民居分散，有的地方远隔几十里才有星星点点几户人家；有些村虽同属一社，但村与村之间却相隔好几座山。如果规定只在一个地方设粥场，让远在几十里外的饥民翻山越岭到官府办的粥场吃一顿饭，太辛苦了。而且有些人不能行走，或没有人能扶携他们，这样他们不是只能坐在家里等着饿死呢？既然如此，不如在居民稠密的村集设置粥场，赈济附近的饥民；而对那些居住得偏远的饥民，则适当送给他们一些粮食，让他们自己安排，这样可以使那些饥民免除跋涉之苦，一家老少以及残疾者也都能得到官府的恩惠，从而使官府的赈济能惠及更多的饥民。为了确保这些措施真正落到实处，陶朗先曾多次“单骑稽查”，核实各地落实这些措施的具体情况。陶朗先的赈灾办法，充分考虑到更多灾民的需要，更有实效，受到广大民众的普遍欢迎。

也许是老天爷故意同陶朗先和登州百姓作对，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至四十三年（1615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又接二连三地袭击登州府。万历四十二年夏季，登州府遭遇旱灾，各州县小麦、大麦全部枯死，几乎颗粒无收；秋季又“霪霖月余”，民居半数圮毁，市场上的粮食价格打着滚儿地往上涨。万历四十三年，各州县春夏持续大旱三个月，“千里如焚”，庄稼枯死。夏季天气异常炎热，道路上有很多被热死的人。农历七月九日下了一点雨后，又连续三个月无雨，并且发生了大面积的蝗灾。绝大部分百姓家中粮草一空，人们只好到山上去剥树皮吃，各地市场上已经见不到卖粮食的了。登州大地，很多人活活饿死了，暂时活着的人也天天在死亡线上挣扎。

为了保护大批面临死亡威胁的灾民，陶朗先在要求各州县继续开设粥场的同时，紧急奏请朝廷免除登州府各州县万历四十二年、四十三年的全部赋税。由于连续几年遭遇旱涝灾害，登州府各州县的农田所收寥寥无几，民众根本无力缴税了。

陶朗先在上奏朝廷的《异灾亟救议》中说，“登地之税，则派之地亩，包之人丁”，官府若要收取田税，“必地有升斗之获、丁有喘息之存”才可行。然而“今问之地，地荒芜矣；问之人，人流亡矣”，他们哪里还有能力缴税呀！如今灾民连饭都吃不上，如果我们一方面全力赈饥，一方面又追收赋税，这无异于左手给饥民一口饭、右手再立即夺出来。如此这般，为官者何以忍心！其爱民之心，可见一斑。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已经连续三年遭遇严重自然灾害打击的登州府，再遇罕见大灾，百姓生活可谓雪上加霜。明泰昌《登州府志》记载：“（万历）四十四年春，山东阖省大饥，人相食。登州为甚，计粟千钱。”清康熙《登州府志》记载：“（万历）四十四年春，山东大饥。时阖省荒，至人相食，而登州尤甚。”清光绪《增修登州府志》记载：“（万历）四十四年春，各属荐饥，至人相食，饿殍载路，盗聚夜劫，市卖子女。”从上述记载看，当时登州的饥荒已经不是百姓吃树皮、啃草根的情况，而是到了人吃人的地步。由此可知当时登州府各州县之灾情是何等的严重。

在巨大的灾情面前，陶朗先不得不向上级求援，请求朝廷给银两支持。朝廷根据登州府的灾情，从国库拨付白银十六万两、调运漕米十二万石。后来，朝廷特遣御史过庭训奉旨来山东赈饥时，又赈济登州府库银一万两、漕米四千九百余石。

就这样，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登州府这次史上罕见的饥荒总算是勉强渡过了。

然而，“屋漏偏逢连阴雨，船迟又遇打头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秋季，登州府各州县又瘟疫大作，使大批刚刚从饥饿死亡边缘走出来的民众，又遭遇了瘟疫的侵袭，再次被推到了因病魔而死亡的境地。陶朗先组织各州县官府“备药饵，设局疗救”，从而使数万患者死里逃生。

大胆改革 实施新政

陶朗先是一个很有开拓精神的人。他善于以改革的方式实施新政，解决问题。

登州府管辖七县一州（蓬莱、黄县、栖霞、福山、招远、莱阳、文登和宁海州），人口众多。经过连年大灾，各州县所存粮食已经寥寥无几，根本无法解救处于饥饿中的数万灾民，唯一的出路就是迅速从外地大量采购粮食，以解燃眉之急。据了解，当时距离胶东半岛较近的地方，只有辽东半岛和江苏淮阳、徐州地区还有余粮可售。

辽东半岛与胶东半岛只有一海之隔，当时朝廷为了严防走私、抵御海盗等，实行“禁海”政策。就是说，在辽东半岛与胶东半岛之间禁止任何船只通行。显然，朝廷不改变政策，要将粮食从辽东半岛通过船只运抵胶东半岛是不可能了。怎么办？为了使灾民能活命，陶朗先紧急上奏朝廷，请求暂时开放海禁，允许登州府组织船只过海购粮赈灾。朝廷批准了陶朗先的请求。

要尽快从辽东和江苏购进大批粮食，钱从哪里来？由谁来办？如果动员当地商人参与，他们却没有那么多钱；官府有些库银可以动用，但又没有那么多人来干这件事。怎么办？陶朗先提出一条新政策——“委籴平粜”，调动社会力量，使用官府部分库银从辽东和江苏淮阳、徐州大量采购粮食。具体办法是，官府委托当地世代贤能、富有之家负责采购粮食，并将官府的库银借给他们作为流动资金。这些家族都是当地名门望族，实力较雄厚，不会将所借钱款卷走，可以确保官府库银安全。粮食从海上运回来之后，在确保承办者有适当利润的情况下，以大大低于市场的价格卖给灾民。粮食卖完后，承办者留下所得利润，将本金如数还给官府。这个办法类似于当今的政府财政无息贷款。这一措施实行后，很快有大批粮食源源不断地从辽东半岛和江苏运回登州府各州县，使严重的饥荒迅速得到缓解，收到了民众、官府和承办者三方都受益的良好效果。

陶朗先推行的另一新政就是“募兵屯田”。

陶朗先深知赈灾是一时之举，要彻底解决饥民的温饱问题，得有长治久安的高招。登州人特别是男人较为强悍，有的是力气。但当时正值灾荒，无田可种、无工可做，男人闲在家里没事干，肚子又饿着，时间久了很可能铤而走险、偷盗抢劫，为害一方。同时，登州沿海有很多海岛，当时一些大岛如南长山岛、北长山岛和庙岛、隍城岛等，已经有军队驻守，但有些小岛因受交通等条件限制，民众一直无力开垦。其中有一些岛屿，如蓬莱县的黑山岛、钦岛和威海卫的刘公岛等，长期被海盗所占。他们既不向官府缴纳赋税，也威胁附近地区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陶朗先认为，应该开发利用好这些岛屿，使之为国家创收、为百姓造福。为此，他实施了一项“募兵屯田”新政，招募本地少壮等能耕种者到海岛做“屯田乡兵”。这些招募来的乡兵，由军队派人组织管理，农忙季节开荒种地，农闲季节讲武操演。对那些已经被海盗占据的海岛，先派兵将海盗从海岛上赶走，然后派屯田乡兵进驻。这些人既能常年在海岛上开荒种粮，又能在必要时出海打击倭寇。这实际上是一支能耕种、能打仗的民兵队伍，类似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在西北、东北垦荒而组建的生产建设兵团。当时由于连年旱涝灾害造成严重饥荒，大量家庭人多粮少吃不上饭，很多人都踊跃参加“屯田乡兵”活动。

陶朗先的“募兵屯田”计划实施后大获成功。据陶朗先在《登辽原非异域议》中的记载，两年时间，屯田乡兵就在蓬莱以北海上的黑山岛、小竹山岛、庙岛、钦岛、井岛等处开垦农田八千多亩，在威海卫的刘公岛开垦粮田一千多亩。这些新开垦的土地收获了大量的粮食，其中除了上缴赋税外，“一半存留以为屯兵口粮，一半分收贮仓以抵别营兵饷”。陶朗先的这一“募兵屯田”计划，既解决了大批农民吃饭的问题，又稳定了登州沿海边防，还大幅增加了官府的税收，可以说是一项利国利民的重要举措。

助学兴教 德化民众

登州府各州县历来非常重视教育，府和州县都各有一所官办学校，称为府学、州学、县学。金元明期间，府和州县官府多次对学宫进行重修和扩建，入学的寒门学子数量不断增加，考中举人、进士者数以千计。按照规定，府州县学经费主要靠学田收入、官府拨款、百姓义捐和学子交缴束修米谷，其中学田是府州县官办学校所拥有的田地。

陶朗先到各州县巡查时发现，由于连年遭遇大灾，一些府学、州学、县学的经费严重不足，影响了学校的教学和学子们的学习、生活。他知道，给这些府学、州学、县学一点钱，只能解决他们的一时之需，无法解决他们的长期困难。于是，他捐出自己的俸禄，帮助经费不足的学校购买了一些学田，并要求学校认真经营，以保证学子们能安心读书。

据明朝泰昌版《登州府志》记载，万历四十一年，陶朗先为招远县学置学田一百亩，年收获粮食二十石（一百二十市斤为一石）。万历四十四年是陶朗先为各地学校购置学田最多的一年。这一年，他先后为登州府学置地一百零一亩五分，年收获粮食四十石二斗二升（十升为一斗；十合为一升）；为蓬莱县学置地二百三十四亩，年收获粮食四十六石八斗；为黄县县学置地一百二十亩，年收获粮食二十四石；为福山县学置地三十亩，年收获粮食六石；为宁海州学置地一百二十亩，年收获粮食二十四石；为文登县学置地一百二十亩，年收获粮食二十四石。另据康熙《栖霞县志》记载，陶朗先为栖霞县学购置学田八十亩（在杨础）。在任登州知府四年多时间里，陶朗先共为登州府学和各州学、县学购置学田九百零五亩五分，是明代登州府六十多位知府中为学校购置学田最多的一位。

陶朗先任职登州府知府四年多，创造了不凡的政绩，获得了登州百姓的好评。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他以山东全省六知府考绩第一而升任山东按察司副使（从四品）。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陶朗先任山东按察司副使兼登莱海防道，加兼海运按察使，明天启元年（1621）六月擢升首任登莱巡抚（正四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