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严峰

我的第一部散文集《行板如歌》即将付梓。这是继《新闻的律动》《何处归鸿》之后，我的第三本书。

从新闻美学、记忆文学到散文结集出版，这些年来，我不曾停歇地奔走于“翻晒人生”的旅程。

（一）

《行板如歌》收入的50多篇散文，是从近年来写作发表的近百篇散文中遴选的，主要发表在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草地”、《湖南日报》“湘江”、《齐鲁晚报》“青未了”、《长沙晚报》“橘洲”和《烟台日报》“半岛”等报纸副刊，以及湖南的《芙蓉》、山东的《烟台散文》等文学刊物上。其中尤以《烟台日报》“半岛”副刊发表得最多，缘由也简单：烟台是我的家乡，那里有我儿时的记忆，也有能够唤起我儿时记忆的亲友。

书名《行板如歌》，来自我少年时代与音乐结下的不解之缘。我在散文《如歌的行板》中写道：“如歌的行板实际是一种音乐陈述结构，一种徐步而行的音乐演绎方式。岁月如歌，有激情炽烈的快板，有洒脱自如的中板，有厚重矜持的慢板，也有安之若素的行板。人生的‘行板’，没有悲怆，没有彷徨，有的是随心所欲、从容不迫，有的是神闲气定、泰然自若。”这段话，契合了我退休生活的心态，也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我对人生“行板”的思考和理解。

有意思的是，这些随心所欲写下的散文，在报纸副刊发表，并被许多报刊和网络媒体转载转发后，有的被评选为报纸副刊优秀作品，有的获得了地方媒体专题征文特等奖或一等奖。这也是对我多年散文写作的一种认可吧。

在媒体从业几十年，从山东出发，一路“闯关东”“下江南”，写作发表的新闻作品多不胜数，但极少涉猎散文写作。《偶识溥杰》《品读黄河口》《感受严冬》《翠翠的边城》等仅有的几篇，也是工作之余，兴之所至写下的。

或许正是因为记者出身，对新闻的真实性有着与生俱来的执拗，所以写作散文时，我绝不允许自己有任何的“合理想象”或是“二度创作”——说实话，我对自己的想象力也从来没有估计过高。现在看来，我写作发表的这些散文，似乎每一个细节都能够还原。

（二）

新华社老社长穆青早年就曾大力倡导新闻的散文化写作并身体力行。从抗日战争时期的《雁翎队》，解放战争时期的《月夜箫声》《狂欢之夜》，到和平建设时期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历史的审判》《风帆起珠江》《格尔木在召唤》，这些从标题就能感受到浓浓诗意的新闻作品，真正成为了历久弥新的名篇佳作。

1992年仲夏，我有幸陪同穆青踏访胶东。在长岛，穆青命题并亲自采访并指导写作的长篇通讯《耕种大海的人们》，使我有机会直观地了解到这位中国新闻界泰斗散文化新闻的阔达风范，并自此开始了散文化新闻写作的尝试。

当年新华社国内分社的文字报道主要有对内、对外两大块。1989年在山东分社工作时，我主动要求到对外新闻采访室当了一名对外记者。当时有一个挺“功利”的想法：对外报道要适合境外读者的阅读习惯，就必须告别日常的“新华体”，把稿子写得平实清新，可读性强。《船走黄河口》《天鹅戏雪“天尽头”》《“七仙女”人代会上寻“董郎”》《“城市语言”改走温情小调》《江南夏夜听吴歌》，这些发表了30多年的对外新闻稿，叙事记人不落俗套，现在读起来也还满是那个年代的味道。再后来，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首倡了“还原感性”的新闻写作方法，要求记者讲好中国故事，增强新闻作品的感染力，“散文化”就此根深蒂固。

当然，散文化新闻本质上还是新闻，即便借用了某些散文的写作手法，也不能偏离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更不能“舍其意而求其形”，颠倒了本末。就像我在一篇文章里说的，散文与新闻不仅有着文体的不同，更有真实性、时效性和记叙要素等方面的本质差异，尽管至今还有人把新闻和散文喻为一对“兄妹”。

作别新闻工作岗位后，写作散文成了我的一种爱好，一种修身养性的生活方式。当然，于我来说，写作与其说是一种“营生”，不如说是一种“仪式”——一种心存敬畏且心怀感恩的仪式。

（三）

2015年，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属于自己的时间宽裕了，精神也从冗繁的事务中挣脱出来，生活中那些本该有的闲情逸致复又回归。这些感受，在散文《乐待写作如“初恋”》一文中，有翔实的表述。

我在这篇散文中写道：“一天清理书房时，抬头看到父亲生前挂在书橱边上的那把二胡。二胡已然蒙上一层薄薄的尘埃。只有那铜的琴轴、蟒的琴皮，还闪着旧时的磨光，看上去也还是那么的熟悉、亲切……”散文《父亲的琴》，娓娓地记叙了父亲与这把二胡的故事。这也是我在家乡媒体上发表的第一篇散文。

于闲适的生活中找寻愉悦和乐趣，于琐碎的家庭事务中舒展旷达的心境，这就是我“初恋”般乐待写作的缘起和初衷。

类似于新闻报道，有些散文也是有时效性的，比如《速写张璇》《散淡“湘人”叶选宁》，都是即时成篇的。《速写张璇》，是在看了张璇出演虞姬的京剧《霸王别姬》的当天晚上交稿的；《散淡“湘人”叶选宁》，则是惊悉叶选宁先生逝世消息当天赶写的，四个章节一气呵成。得益于做记者时倚马可待的功夫，这些文章及时在报纸副刊上发表，也就不会成为“昨日黄花”。

我笃信，散文写作要“发乎情”。2017年，退休后写的第一篇散文就是《父亲的琴》，第二篇《文债》也是写父亲的；一家散文刊物约稿，我洋洋洒洒写了近5000字，写的还是父亲。《我的“时政”老妈》等则是写母亲的。每当我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母亲都会用一个大信封仔细收藏起来，说：“看看，都攒了这么多了！”年逾九秩的母亲那赞许和勉励的眼神，也是我撂不下笔的一个缘由。

（四）

“借一缕明媚的阳光，翻晒自己人生的旅程。”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想法挥之不去，那就是怎样挽住那些虽然平凡但却值得回望和珍惜的日子。在《挽住日子》这篇散文中，我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把光阴重又缝缀起来，要靠文人的情怀，要靠叙事记人的那支笔；流年似水，去日苦多，挽住逝去和眼前的日子，也离不开写作。如果说子孙血脉是生命的延续，那些能够挽住日子的文字，不也是一种生命的延续？”

一个懵懂的“想法”，一个单纯的“答案”，就是我写下这些文字的原始动力。当然，阳光下“翻晒”的，不仅是自己在人世间的匆匆步履，还有对社会、对人生新的感悟和认知。

我在记忆文学《何处归鸿》的“后记”中曾写道：“当一扇记忆的大门，从40多年前的一个傍晚徐徐开启时，我知道，等待我的，是一段掺杂着寂寥、欢乐和忧伤的旅程。”这本书的责任编辑胡艳红女士在她的书评里说：“这种方式是我最喜欢的方式，普鲁斯特的方式——‘整个贡布雷从一杯马德兰点心中浮现出来’的方式。”我想表达的是，从一个“资深”新闻人到一个散文写作者，所要跨越的，不仅是不同文体之间的鸿沟。

法国著名作家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揭示的“普鲁斯特效应”，是一种被熟悉气味激发出来的熟悉记忆的效应。当然了，散文写作不一定必须“意识流动”，也不一定必须“普鲁斯特效应”。我更为膜拜的，还是老舍、朱自清、杨朔等老一辈文学大师留下的那些历久弥新的文学珍藏。

在《饺子的人文意象》中，我引用了老舍先生的一段话：“母亲总会说：‘咱家饺子菜多肉少，可是最好吃……咱家饺子会使咱们的胃里和心里一齐舒服呢’。”《小院那片天》说到养花种菜，也把老舍先生养花的“诀窍”顺手拈来：“没有一种珍贵费事的，只求昌茂多花。”

散文写作当然不能“言而无文”，但更重要的是语言清新明丽、简洁质朴、自然流畅；不论叙事还是抒情，都应是情之所至的真切表达。镂金错彩、无病呻吟，那才“行之不远”。

我想，在漫长而又短暂的人生中，用心“翻晒”那些给人启迪且不可复制的旅程，激励自己“活在当下”，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