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至圣先师”，人们自然晓得是孔子，而有“南季北孔”之称、与孔子齐名的圣贤季札，却少有人知。季札是南方第一位儒学大师、“南方第一圣人”，是先秦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外交家、艺术评论家，他因礼仪诚信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先驱。

季札（公元前576年—前485年）不姓季，姓姬，名札，是周文王姬昌的后代。他生于春秋时期的周朝吴国，是吴王寿梦四个儿子中的“老么”。

因父兄三次授王位而不受，公元前547年，季札被他的二哥、吴国第21位国君余祭封在延陵，即现在的江苏省常州市境内，史称“延陵季子”，又称季子、公子札、吴季子。他是吴姓开氏始祖、开国国君泰伯之后、吴氏的得姓始祖。

季札是政治家，也被人们贴上了思想家和教育家的标签。他与孔子同时代，但比孔子年长25岁，其思想明显带着“启圣”的痕迹。孔子以仰望的眼神看才华横溢的季札，对其超人的学识和见解评价极高。孔子敬佩季札在政治、道德和艺术方面的卓越成就，尤其在学识和品德方面，季札是孔子最敬仰最钦佩的圣人。

季札博学多才、仁义贤德，俨然是孔子未行拜礼的老师。季札之所以能成为连孔子都推崇的礼仪诚信的先驱，笔者认为是因为其有“四至”品格。

至让至德

“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诸华。”季札继承先祖遗志，三次让国美德扬名于天下。《战国策》云：“昔周太伯三以天下让，延陆季子辞国而不处，遂化荆蛮之方，与华夏同风，二人所兴。”

季札从小熟读《诗经》《尚书》，聪明过人，懂得仁礼，颇受父亲寿梦喜爱，因此“季札贤，而寿梦欲立之”。虽然前面有周太王废长立少，后来泰伯也传王位于兄弟，但季札坚决不受。他说：“礼有旧制，奈何废前王之礼，而行父子之私乎？”（《左传纪事本末》）这是他第一次让国位。

但寿梦主意已决，嘱咐长子诸樊，把王位从兄弟依次传递下去，直至季札。

到了诸樊元年，孝顺的诸樊脱下孝服就要让位于季札，但季札还是不受，并以曹宣公“将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之典搪塞，弃室而耕，这是他的第二次让位。

诸樊死后，王位先后传到二弟余祭及三弟余昧手里。余昧死后，王位本该由季札接手，但他还是让位了，并趁着出使外国的机会，躲避了起来。

季札的祖先泰伯让王位、创吴国的“至德”和功业，以及他个人礼让贤德、诚信担当的品格，赢得了司马迁《史记》的高度评价，他称吴氏家族为“天下第一世家”。《史记》中描写季札的篇幅最大、绝无仅有：“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时其闳览博物君子也！”由此可见季札在吴国历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

孔子也曾评价季札说：“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季子维护周礼、数让王位的品格，让孔子心怀敬意，还说他“主忠信，徒义，崇德也”。

在孔子眼里，季札是妥妥的“崇德”典范。周群在《季札评传》写道：“孔子对于季札的赞佩，本质上是对其以德义为本、礼为用的道德人格的全面认同。”

至艺至美

季札富于才学、厚于修养，其美学观点对儒家美学思想有重要影响。

吴王余祭四年（公元前544年），季札出使各国。他先在鲁国观赏周乐，对诗乐进行了精深的分析，同时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对周代的经典音乐、诗歌、舞蹈予以鉴赏和品评，从而使此行产生了深远影响。

季札结合各国民风民俗，评述《诗经》风、雅、颂各部分的风格特色，欣赏其美学价值。如在齐国有“季札闻齐歌。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

通过深刻品评各国音乐、舞蹈和诗歌，季札继承和发展了周代的雅乐审美观，提出“中和之美”，开启了儒家的中庸思想。他注重诗乐的社会功能，提倡诗乐反映政治风俗，对社会进行教化。季札观乐而知政俗兴衰，正是以乐、诗观政的功利文艺观的体现，对儒家文艺观的形成有启发意义。

季、孔二人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孔子的求学时期。据记载，孔子曾经不止一次向季札请教过学问，包括政治和文学的问题，重在推崇礼仪、道德和人文教育。季札的教诲指点，让孔子受益匪浅。二人的相知相交，共同促进了儒家思想的孕育和发展。

季札的学识和洞察力，对孔子后来的学术发展影响极大。孔子在晚年整理《诗经》时，明显受到季札音乐观点的影响。孔子的思维和话语，与季札完全吻合。孔子论乐，与季札观周乐后的评价如出一辙。周群认为，就儒家文艺思想来看，“季、孔”并称似乎比较符合历史事实。

至睦至和

季札是伟大的预言家，是和平的使者。他出使、斡旋各国，高屋建瓴，指点江山。他审时度势、针砭时弊、倡导贤德。他关注和点评之事，件件精准、处处应验。他的外交思想和实践，为促进各国和睦相处、和平发展、建设礼仪之邦，作出了突出贡献。

为了帮助新立的国君通好各国，吴王余祭四年（公元前544年），季札奉命出使鲁、齐、郑、卫、晋五国。他同齐国的晏婴、郑国的子产及鲁国的孙穆子（即叔孙豹）、卫国的蘧瑗、晋国的赵文子等政治家会晤，评判时势，劝稳促和，既展现了自己的远见卓识，也促进了他所在国家与中原各国的互相了解和政治友好。

季札的政治理想，不为君主，不为疆土，唯以安民为期。夫差在位期间，楚、吴争夺陈国。吴王夫差十一年（公元前485年）冬，楚师伐陈。年逾九旬的季札，临危受命救陈，以“务德而安民”为由劝楚将子期撤兵。

季札体恤百姓的仁心让人动容。他靠一己之力、一言之辞，平息了吴楚之间的战争，既展现了自己的为民之心，又维护了本国利益，体现了大智、大公和大仁。季札这种民超君、民重疆的思想，比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要早200多年。

相传孔子所作《春秋》中，专门记有季札访问鲁国之事。孔子肯定了季札的出使之举，赞赏了他的贤能德行，由此改善了中原对吴国的偏见，也抬升了其在诸侯国中的地位。

至礼至信

季札为人高风亮节、光明磊落，是中华文明史上礼仪和诚信的代表人物。

季札出使各国北行时，造访了颇为仁义的徐国国君。徐君喜欢季札的宝剑，但不好意思讨要，季札因自己还要遍访列国，当时也未相赠。待出使归来，再经过徐国时，徐君已经去世，季札解下宝剑，挂在徐君坟头的树木上才离开。侍从不解，季札解释说：“我内心早已答应把宝剑送给徐君，难道能因徐君死了就可以违背我的心愿吗？”

季札挂剑酬心，乃“忠信”的典范。此事反映了他谦让、守礼、仁义、诚信等美德，诠释了他至诚至信的品行。朱熹说：“此季札之高义，千古知之矣。”

季札诤言孙林父，乃“徒义”的例证。公元前544年，季札出使中原结交各国才俊，唯独在戚邑，将国君丧期仍歌舞升平的孙林父排除在外。此举让孙林父幡然醒悟，促其余生不近琴瑟，致力于建设戚邑，验证了“过而能改，善莫大焉”的名言。无怪乎孔子评价“季子能以义正人，文子（指孙林父）能克己服义，可谓善改矣”。从中也可以看出季札的人格魅力。

公元前515年，孔子听说季札在嬴博葬子，就对学生说：“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于是率学生前去参加葬礼。当学生嫌葬礼简单不知是否合周礼时，孔子曰：“延陵季子之于礼也，其合矣乎。”

据传，孔子留下两处墨宝，其中一处就是给季札题十字碑文“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

季札的这些事迹，既为孔子的礼乐精神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事实，也为后世儒家文化的日臻完善提供了现实表率。季札推崇与践行礼乐文明，对吴人吴地起到了教化和开化的作用，同时也为吴文化反哺中原文化、共同构建先秦文明，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启蒙作用。

难能可贵的是，季札虽为春秋时期的吴国贵族，却能在政治取向和生活态度中展现出谦让有礼、以和为贵、仁爱诚信的品格，与当下文明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毫不违合，实在令人敬佩。季札以“贤”出道，具备卓越的政治眼光、超然的贤德智慧，闻名于古今，也定将传扬于后世。

2024年，恰值季札诞辰2600周年。年末，偶然有机会接手整理砣矶岛吴氏族谱，欣见家族之人秉承先人遗志，勇于开海拓岛，凸显仁义诚信、文艺礼乐等方面的基因传承。愿季札礼仪诚信之品格得以发扬光大，孔子所倡“仁、义、礼、智、信”不被忘却，从而融入新时代烟台精神文明建设的倡树中。

□吴忠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