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是探亲访友的日子，也是人们思亲念旧的时光。笔者随手从书架上取下已故作家汪曾祺的《文与画》和《昆明的雨》两部作品文集和有关的剪报，随意浏览，对已经离世几十年的老作家的怀念被深深地勾起。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当年刊发在《人民日报》上的汪曾祺故居的一幅照片和文字说明，题目是《汪曾祺故居：尽请随遇而安》。作家手里夹着一支香烟，云雾缭绕中，他睁大如虎的眼睛，沉思中透着笑。这张《纽约时报》记者拍摄的汪老生前最喜欢的照片，挂在汪老故居的墙上，照片中的笑脸，彰显了作家的人格和行文风格。

回望人生路，笔者虽然本职工作是新闻，一直在新闻战线打拼，却始终暗恋着文学，结交了不少作家朋友，拜读了一些自己偏爱的作家的作品，尤其对沈从文和汪曾祺师徒二人的作品情有独钟。《沈从文小说选》上下卷、《沈从文自传》及文学评论专集《沈从文九讲》等作品，虽然早已摆在笔者的书架上，至今未及开封，却充分体现了笔者对沈从文这一现代文学大家的崇爱之情。

但相比之下，我倒是对沈从文的信徒和得意弟子汪曾祺的作品接触较多，热爱有加。

虽然上个世纪末汪老就离开了世界和文坛，但他空灵含蓄的美文却跨越了几个时代，深受后辈作家和广大读者的崇拜。汪老为文，侧重写凡人小事、花鸟鱼虫，善于从小视角切入现实生活，娓娓而谈，从中透出自己的达观情怀，彰显恩师沈从文的创作风格，平淡中见新奇。他拥有独特的文学魅力，在当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

汪老的作品“畅销不衰”，文学魅力有增无减。笔者案上的《文与画》和《昆明的雨》，就是进入新世纪，笔者退休赋闲在家，才从书店购来放到书架上的。

摄影家狄源沧曾有言：“喝茶爱喝冻顶乌，看书只看汪曾祺。不是人间无佳品，稍逊一筹。”汪曾祺的研究者王干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读汪曾祺近10年，越读越喜欢，今后大概也会读着汪曾祺老去吧……”

笔者读过《文与画》与《昆明的雨》，切身感受和体味了汪曾祺的超凡脱俗、独树一帜。他是当今文艺界少有的多面手，既擅长写小说，又是写散文的高手，并且涉足绘画，多才多艺，影响深远。

在《文与画》一书中，汪曾祺以“书画自娱”，曾写了几句有关“作家画”的诗，言称这是给人间送一点小温暖，表明了自己的写作态度和艺术追求。他的画同他的散文一样，线条流畅、笔法飘逸、韵味无穷。正如其女儿在《文与画》一书的“代跋”中所言：“父亲把作家的手法融进了小说与散文写作，他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不喜欢繁复浓重。他画的是对生活的喜悦。有的评论家说，‘父亲的小说里有画意’。”

有人说汪曾祺身兼二美——美文家与美食家，他自己也说，写字画画、做饭是他的“业余爱好”。有人说汪曾祺为文隽永自不必言，而书画之飘逸，也尽可从书中细细体悟。笔者每每阅读汪曾祺先生的散文佳作，有如欣赏轻歌曼舞，心情轻松愉快，悠然自得。

《昆明的雨》是汪曾祺文字与摄影合璧的游记作品，包括《初访福建》《泰山拾零》《湘行二记》以及北京的《胡同文化》等，以“昆明的雨”命名，足见作家对这篇游记格外看重。

人们知道，昆明是一座四季如春的城市，景色诱人。而昆明的雨，是明亮的、丰富的。尤其在雨季，昆明是浓绿的、明亮的，美不胜收。有的评论家说汪曾祺写过不少耐读的散文，笔者特别喜欢他写昆明、写云南的篇什，在阅读时感同身受。汪老将昆明的雨人格化、性情化，而雨中卖杨梅的小女孩娇娇的叫卖声，脆脆的、甜甜的，声情毕现，有如影视特写镜头，让读者过目难忘，亲切感挥之不去。

汪曾祺当年的短篇小说《受戒》获全国奖项之后，应邀在《小说选刊》上发表了一篇创作体会文章。他在文章中特别指出“我写的是美”，认为“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人们都说，文艺有三种作用：教育作用、美感作用和认识作用。是的，我承认有的作品有更深刻的、更明显的教育意义，但我希望不要把美感作用和教育作用截然分开甚至对立起来，不要把教育作用看得太狭窄（我历来不赞成单纯化娱乐性的文艺这种提法），那样就会导致题材的单调。美感作用同时也是一种教育作用，美育嘛。”汪老特别强调，“一个作家，有责任给予人们一份快乐。”诚哉，斯言。

汪曾祺的观点，充满了辩证思维，既是他晚年艺术实践的切身体会，也是有的放矢，富有针对性和指导意义，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解读他的作品的艺术追求和风格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