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行方

禁忌是一种原始而古老的文化现象。《礼记》里说：“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可见禁忌自古即有，而且形态多样，各地有别。过年的禁忌，是另一种年俗，或者说，是年俗的另一面——年俗是导引，提醒人们应该做什么；禁忌则是限制，提示人们哪些不能做。过年的禁忌，或许和年的历史一样悠久，它们源自古代先民的生活经验，经过世代沿袭、演绎、总结，最终积淀为鲜明的地域文化印记。那也是一个地区关于特定年代的集体记忆。

在胶东，过年的禁忌很多，首先是言语上的忌讳。一到春节，言语里便多出一些禁区——有些词语，平时说没问题，过年时就成了忌讳，要用相应的词语来替代。譬如：饺子煮破了不能说“破了”，要说“挣了”；饽饽蒸出裂纹不能说“裂了”，要说“笑了”；东西不小心打碎，要赶紧说“岁岁（碎）平安”；不能说“吃完了”“喝完了”，也不能说“吃光了”“喝光了”，要说“吃好了”“喝好了”；等等。还有“死”“病”“饿”“穷”“烂”“坏”等，为了避凶趋吉，都要小心绕开。

晦气话和丧气话自然更不能说。老辈人认为，正月里祭祀事多，各路神灵都请到了家里，举头三尺有神明，必须把好语言关。大年初一是最重要的节点，要说吉利话，最起码不能说不吉利的话，以防一语成谶。

这个要求，对黄口小儿是一大考验。因为少不更事，嘴上无遮拦，一不小心就会说错话。记得小时候过年，初一早上被母亲叫起来，睡意蒙眬间听到的第一个叮嘱就是“要少说话”。

然而童言无忌，“说错”总是难免的。一旦嘴里冒出“不吉利”的话，大人会立即嗔怪，认真加以纠正。但也并非真生气，责备的话其实是说给“神”听的，心里自然还是偏袒孩子；同时暗暗祈求“神”宽宏大量，不和小孩子一般见识。

缺衣少食的日子，最忌讳说“没有”二字。记得小时候过年，母亲一听我说什么东西没了，就认真纠正：“有！什么都有！有的是！”胶东沿海有这样一个故事：某渔民家里过年，儿媳妇不小心摔碎一摞碗，慌乱之下脱口便说：“坏啦！打啦！”婆婆一听，马上大声说：“好！你能打我就能腌！”儿媳妇没反应过来，又自责：“打了很多……”婆婆继续大声说：“好！打多少腌多少！”儿媳妇见婆婆如此紧张，终于明白过来，原来婆婆说的“打”是打鱼：过去渔民打到的鱼，主要靠腌制来保存，鱼腌得多代表大丰收，自然是越多越好。“打”的语义被巧妙转化，“失言”就变成了吉利话。

谨言的同时，自然还要慎行。行为方面的禁忌就更多了。以胶东为例，大年初一这天，不能扫地，不能泼水，不能倒垃圾，不能动刀剪，不能洗头洗衣服，不能吃药，不能打骂孩子，出嫁的女儿不能回娘家，等等。老辈人谆谆告诫，老规矩要遵守，否则会招致破财、倒运、灾祸、疾病、家庭不睦等后果。这些禁忌，多属繁文缛节，仪式感大于内容，却对年味的营造和烘托起着重要作用。

而一旦犯了禁忌，禳解的办法，往往就是烧纸。

过去在农村，烧纸是祭祀先人、驱除邪祟的重要程序和仪式。在我的老家，春节期间，烧纸不叫烧纸，叫“发纸”；一天要“发”数次，同时焚烧豆秸、麦穰、秫秸等，满院烟雾氤氲，老辈人谓之“沤狼烟”。那年在西藏，曾见藏族人家“煨桑”——家家户户院里设桑炉，逢藏历新年烧松柏枝祭天地诸神——我马上就想起老家的“沤狼烟”。小时候，家里这些事都是由父亲完成的：父亲将买来的烧纸，用一个类似邮戳的木刻钱模仔细“印”过之后，分成若干份，再抓几把豆秸和麦穰，选择特定时辰，到特定的方位点燃，在袅袅青烟中沟通天地，完成某种虔敬的仪式。倘若犯了禁忌，同样是烧一叠纸，以求心安。现在农村过年仍有烧纸习俗，但讲究似乎已经没有那么多了。

毋庸讳言，各种过年的禁忌中，有不少是陈规陋习，有的则属于封建迷信和无稽之谈，正随着科学精神的普及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而趋于消亡。但也不能一概而论。禁忌中也有积极合理的成分，有的还充满正能量。例如，过年期间不能打骂孩子，这样的禁忌显然有利于遏制家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与家庭和睦。再如过年期间不能向人讨债，这是对债权人的约束，也给了欠债人缓口气的机会，对避免激化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无疑大有裨益；若再往深处思考，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中庸、和谐的处世智慧：凡事不可做绝，要留有余地，得饶人处且饶人。

更多的禁忌是贯穿全年的，不但春节期间要讲究，日常也要遵守。比如：上菜不能上单数，吃饭时不能出大声，不能在别人背后吃，筷子不能插在碗中，坐席不能乱坐，倒茶忌倒满，倒酒忌半杯，和长辈碰杯杯口要放低，小孩子不能玩火，上坟烧纸要远离草木，不捅燕子窝，春天不砍树，等等。这些禁忌，关乎生活礼仪、待客之道、用火安全、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属于细节管理和个人修养范畴，已经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各种禁忌背后，其实是人们的敬畏之心。对传统文化的敬畏，往往暗合了人们对自然规律的遵循。

禁忌也并非一成不变的，不遵守的人多了，禁忌也就破了。譬如各地有“正月不剃头”的习俗，年前理了发，年后再理须等到出正月之后，而且最好是二月初二——“二月二，龙抬头”，人们为了图吉利，都选在“龙抬头”这天理发，“羊群效应”导致理发店人满为患。近年来，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正月不剃头”的禁忌已被打破，虽然二月初二依然是理发高峰期，但与过去相比还是缓和了很多。

打破禁忌的过程，也是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千百年来，人类就是这样，在价值观念的不断创立与解构中，从历史深处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