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美花

老家有俗语说，过了腊八就是年，进入腊八这一天，就开启过年的程序了。腊八节的晚上，家里包了牛肉馅的饺子。一个个滚圆的、香味扑鼻的饺子，并没有激起我更多的食欲，那氤氲的香气却勾出了我心底的陈年旧痕。那些浸着苦楚的年味记忆，总在岁末时节浮上心头。

我的老家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小时候，一到腊月初八，喝完腊八粥，小孩们就开始数着天数盼过年了。因为在那个生活艰难的年代，只有过年那一天的中午，才能吃上大米和着小黄米蒸的米饭和香喷喷的大白菜、豆腐、粉条烩猪肉的大锅菜，晚上还能吃上心心念念的肉馅饺子。

除夕的前一天，按照当地习俗，家家户户一般是要去赶集的。因为这是当年最后一次赶集了，再不去，就买不到年货了。

老家集市距我村有十华里，来回要两个多小时。从没赶过集的我，争着要跟父亲去赶集。父亲坚决不让我去，劝道：“路老远了，你去了是走不回来的。”母亲见我噘着嘴生气，就对父亲说：“带她去吧，从来没出过门，出去开开眼界也好。”父亲只好带上我。到了集市上，父亲买了一块豆腐、一匝粉条，在肉摊前沉思了好一阵子，才从口袋里摸出一大叠的毛票，数了半天，割了二斤红白相间的鲜猪肉，又买了一炷香和两只蜡烛。我看到父亲手里还有点钱，就央求他给我买挂小草鞭。父亲呵斥说：“小孩子不能放鞭。”看父亲不肯花钱买鞭，我索性一屁股坐在地上耍起赖皮，结果引来一堆人围观。父亲可能感觉丢不起这个人，最终还是给我买了挂一百头的小鞭。这是我第一次有自己的小鞭，拿在手里如同拿着宝贝，一路上蹦蹦跳跳地回了家。

年三十到了。母亲对我们说，今天要过年了，说话声音要小一些，不要生气吵架，更不要讲不吉利的话。我们就哼哼地答应着。千叮万嘱后，母亲就开始办年夜饭了。她先把数量不多的大米和小黄米洗好淘好，浸泡在那里，用来蒸米饭。父亲主要做力气活。他下狠心地把养了两三年的一只老母鸡杀了，然后开始贴春联。我在炕上按计划分配着一百头的小鞭——年三十上午放几个，下午放几个，晚饭前放多少，除夕夜放多少，脑袋摇晃了好一阵儿才分配好。晌午，大锅菜的香味弥漫开来，我赶紧到院子里放鞭炮。开始的时候我只敢把小鞭放到地上用香点燃，放了几个后胆子就大了，干脆一手拿鞭一手用香点燃后朝空中抛，小鞭便在空中炸响。那得意扬扬的劲儿，如同考了一百分。“妮儿，不放了，该吃饭了。”母亲喊我。我心里想着要回屋吃饭，又想把最后一个鞭放了，匆忙中手里的鞭还没扔出去就炸响了。“哇！”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传进了屋子。父母闻声从屋里跑出来，握住我的手一看，一只干瘦的小手已经炸成了乌鸡爪。我知道自己惹了祸，强压着哭声，只敢抽泣着抹眼泪。大过年的，也不能发火啊，父母也只好低声安慰我了一番。这要是赶上平时，一顿揍是躲不去的。手被炸肿了，我拿不了筷子，只能让父母喂着吃，在痛苦和泪水中吃了午饭。

年，就这样在轰轰烈烈的鞭炮声中走来，又在人们的恋恋不舍中匆匆离去。这个年没给我带来喜悦，反倒留下了痛苦和难以忘却的记忆。我也对鞭炮产生了阴影，再也不像以前那样钟情它了。

小孩子的岁月永远是在对年的憧憬中度过的。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生产秩序慢慢恢复正常，夏秋两季粮食的收成也有了保障。生产队卖了果园里的苹果和从山上砍伐来的楸木，赚了不少钱，也根据情况分给了农户。加上生产队兑现的工分，我家那年分到了300多块钱。领到钱那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父母那么高兴，第一次看到过年办了如此多的年货。没等我要求买鞭炮，父亲就买了五挂一百头的大鞭炮。可惜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望着一堆鞭炮在那里发呆，却再也不敢放了。

那年三十晚上吃的是驴肉水饺，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驴肉水饺。水饺刚端上桌子，我就迫不及待地狼吞虎咽起来，吃了将近20个。母亲看我吃得不少了，就不让我吃了。可我经不住驴肉水饺的诱惑，又吃了5个。除夕夜，村里的鞭炮声此起彼伏。我从梦境里被震醒，起来后不仅肚子疼还恶心，喝了半碗凉水后就开始呕吐，感觉肚子里翻江倒海，要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了。一直折腾到天亮，又开始拉肚子，直到两天后才止住。

而今，我离开故乡有50多年了。现在的孩子不再痴迷鞭炮，他们喜欢的是高档礼花；更不用对水饺垂涎欲滴，只要他们想吃，父母可以随时包，满足他们的食欲。他们不会懂得，50多年前的某个寒夜，曾有个少年在茅草屋里，得意扬扬地数着父亲为她买的第一挂百头鞭的兴奋之情。那些浸着泪水的年味，终是酿成了岁月的陈酒。半生辗转方领悟：真正的年味不在爆竹与佳肴里，而在苦涩记忆映照出的当下这份触手可及的温暖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