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日报》,我的写作“老师”

2025年03月17日

戴发利

我与《烟台日报》结缘三十多年。这是我踏足社会、参加工作的全部时间经历,从青春到中年的一路行程。我也相信,这结缘和陪伴会一直继续下去。

我的工作始终与文字写作密不可分,先是在宣传部门从事新闻报道,后在其他多个岗位上都与公文打着密切交道。近些年,我又利用业余时间写作散文,成为一名文学爱好者。

如果说我熟悉一些文字写作,那是与《烟台日报》有着莫大关系,她是我的写作“老师”,如一盏明灯,一直指引、鼓励、陪伴着我,照亮我的前行路。

我为自己能与《烟台日报》结缘和不离不弃感到幸运、温暖。经过岁月长河的洗礼,我对《烟台日报》已“酿”出了醇厚、芬芳、悠远、深沉的“不了情”。

我从事新闻报道工作时,最重要的工作目标之一就是在《烟台日报》上发表新闻稿件。《烟台日报》既是权威的地市级党报,又离基层和群众相对较近,接地气,所以,对我来说,在《烟台日报》上发表新闻稿件,并非遥不可及,既“跳起来能摘到桃子”,又能被工作单位和领导重视,成就出好的工作业绩。

我在撰写新闻稿件时,始终坚持一个简单、明了、有效的标准,那就是能被《烟台日报》采用的稿件就是好稿件、成功的稿件,没被采用就说明我的稿件达不到标准要求,或需要重新修改,或只能弃之不用。

于是,那时候我整天都在思考:《烟台日报》近期需要什么题材、什么形式的新闻稿件?在时效性、灵活性、现场性、鲜活性等方面有什么要求?从什么角度入手?每天我都盼星星盼月亮,伸着脖子看窗外等着《烟台日报》被投递员送到单位。我第一时间把报纸打开,急切而认真地阅读刊发的每一篇稿件。先把每个版面的大题目浏览一遍,然后再细细品读。在每一期版面上,我逐字逐句地看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看省、市的工作部署,看各个地方创造的新鲜经验,看那些来自基层一线的典型。每一篇稿件,都有我需要学习的方面,都启发着我、影响着我。有时候白天外出工作,晚上回来,要先去办公室把当天的《烟台日报》看一遍,再踏着夜色回家;如果连续几天出差,回来后一定要拿出专门时间把积攒的《烟台日报》全部看完。那散发着墨香的报纸,令我沉醉其中。

当然,最高兴的便是我撰写的新闻稿件见报了。因为我的关系,我父亲同样成了《烟台日报》的忠实读者。有一天,他兴冲冲往我办公室打座机电话,告诉我在一期《烟台日报》上发了我三篇稿件。其实我已经知道了,那期报纸,一版发了我的一篇几百字的消息,后面两个版面分别发了两条“一句话简讯”。我知道,父亲放下电话后,还会把报纸再端详半天,然后再收藏起来。那些年,他每天看《烟台日报》,连报缝都要看仔细了,就是为了能及时看到署着我名字的稿件。

我把稿件(从手写、到打印、再到电子版)通过或邮寄、或传真、或邮箱、或上门送到编辑部后,我先是有一些忐忑不安,等待编辑老师审阅我的稿件,生怕被认定为不合格稿件而不予采用。如果见报了,我一定会拿着见报稿和我的原稿一个字一个字对照,看修改了、删减了哪些地方,通过对照,我总是心悦诚服,对编辑老师更加佩服了。

除了自己动手写稿外,我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陪同《烟台日报》的记者到现场采访。记者的采访活动,有的是报社策划的题目主动来,有的是地方报送的题目邀请来,有的是走基层寻访题目随机来。我主要负责联系、协调、带路,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学习“采访”的过程。

那些记者老师们,到了现场,便调动起全部热情,通过与采访对象互动交流、现场四处观察,每发现“新闻点”,便双眼放光、神情兴奋,甚至在采访“计划内”题目时,还会经常发现“计划外”题目。一次现场采访,总是满载而归,回去后,很快一篇或鲜活、或厚重、或观点新颖、或贴近百姓的新闻稿件就见报了。而且,每位记者都会在见报稿中很正式地把我的名字一并署上,甚至把我的名字排在前面,令我既感动又惭愧。

《烟台日报》刊发的这些署着我的名字的稿件,都被我悉心地剪了下来,贴在专门装订的剪报本上,一年一大本,成为了珍贵的时代见证。

当年的编辑、记者老师们,与我好多年都没有见面了,有的已经年事很高。但他们在我的心里打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我也会经常想起当年一起采访、指导我写作的情形。这些名字很多很多,随口吟来,诸如,门洪智、吴殿彬、丛培俭、王福生、汪玉春、孙为刚、李玉明、姜爱敏、房新民、大李波(因为有两个李波,年龄大的昵称大李波)、孙德宝、王崇和、慕寿珍、姜同川、兰培喜……还有当年的一批“新生代”,今天已是报社的领导和中坚力量。这些人,都是我人生中的良师益友。

工作中撰写公文,与新闻写作也是相通的,诸如要有“干货”,要选准角度,要有亮点,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要有严密的逻辑关系,语言要平实,不能假大空。有了新闻写作的历练,公文写作也就水到渠成了。

无论在什么岗位工作,《烟台日报》还是我及时了解政治经济、国际国内、社会民生的重要媒体,包括网络时代的“水母网”,让我耳聪目明,始终保持与时代的紧密相连。

令我敬佩的是,《烟台日报》诸多记者编辑退休后,依然没有放弃文字,转而开始了文学创作,写散文、小说、诗歌,屡屡见诸报端。八十多岁的老一辈总编辑王永福,至今读书、笔耕、发表不辍;吴殿彬创作的《红苹果》成为烟台苹果的“代言书”;孙为刚的散文作品成为了课堂教材……他们影响着我、带动着我,我也开始进行散文写作,并争取在《烟台日报》和《烟台晚报》文学专版刊发,让我在文字的世界里得以继续徜徉流连。

对待文字的态度,就是对待人生和世界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烟台日报》既是我的文字“老师”,也是我的人生“老师”、精神“老师”。

(作者为烟台市蓬莱区政协学习文教委主任、区作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