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纪红

1988年冬日的霜花还未爬上玻璃，我缩在烟台港三号码头的工棚里，指尖触到一张垫在搪瓷缸下的《烟台日报》。1987年12月23日的头版右下角，《长岛灯塔二十年》的标题被茶水洇出淡褐色的云纹。文中那位守塔人王炳交，让我在柴油机的轰鸣中听见了潮汐的韵律。

报道里说，王炳交1976年接任长岛灯塔主任时，塔灯还是煤油时代。他带着三个守塔人，每天攀爬137级螺旋铁梯，在玻璃罩上呵气擦拭。最震撼我的是他写在值班簿扉页的话：“灯器是眼珠子，灯塔是命根子。”那天傍晚，我望着货轮桅杆上摇晃的雾灯，忽然想起父亲弥留时塞给我的帆布包——里面装着1978年全套《烟台日报》，捆扎的麻绳早已朽成暗红色。

父亲是印刷厂的老排字工。记得十岁那年，他带我去报社车间，铅字架在日光灯下泛着青灰的光。“每个字都有斤两。”他拈起一枚五号宋体字模压在我掌心，“你看这‘灯’字，火字旁要烧得旺，丁字底要站得稳。”临终前三个月，癌细胞已吞噬了他大半肝脏，他却执意让我把帆布包里的报纸按日期排好。“留着，比存折金贵。”他枯槁的手指划过1978年5月4日青年节特刊，《烟台山下的追光者》标题下，油墨在他指甲缝里积成弯弯的月牙。

“小诸，三号泊位的货单！”队长的吆喝惊落了报纸。当我抱着本子冲向调度室时，裤兜里那张报纸沙沙作响。装卸工老赵正蹲在龙门吊阴影里啃烧饼，瞥见我怀里泛黄的纸页嗤笑道：“大学生又挖到金矿啦？”三个月前我刚到码头时，他就对我随身带书的习惯嗤之以鼻。那日我在货轮底舱发现一叠泡烂的《烟台日报》，他故意踩住报纸一角：“破纸片能当饭吃？”

自那以后，我总在码头废纸堆里翻找往期报纸。1989年早春，我在1985年4月12日的《烟台日报》上读到整版通讯《海岛园丁》。文中乳山籍教师王广贞扎根大钦岛三十八年，用牡蛎壳当粉笔，在礁石上教孩子演算潮位公式。报道配图中，她正弯腰为学生系紧红领巾，背后的黑板上写着：“知识是永不沉没的船。”

那天收工后，我攥着装卸记录本绕道烟台山。暮色里的领事馆建筑群沉默如铅字，观海路报刊亭的老板娘突然喊住我：“小伙，最新《烟台日报》有王老师后续报道！”我摸出兜里仅有的五毛钱，换回1989年3月8日妇女节特刊，头版赫然是《大钦岛上的第1000次升旗》。回到工棚时，大刘正给我的搪瓷缸添热水：“念段报纸吧，比收音机里评书实在。”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92年深秋。我在码头阅览室读到1991年10月25日的《烟台日报》，二版头条《冰心：烟台是我灵魂的故乡》让我如遭雷击。原来这位文学巨匠1903至1908年随父驻防烟台，她在散文中写道：“看灯塔是一种最伟大、最高尚、最有诗意的生活。”当看到冰心亲笔题写的“《烟台日报》惠存”字样时，海风突然裹着咸腥灌进肺叶。

那天夜里，我翻出父亲留下的帆布包。在1979年6月儿童节专版上，竟真有冰心寄语烟台小读者的手稿影印件：“亲爱的小朋友，倘若你在海滩上捡到贝壳，请记得每道螺纹里都藏着大海的日记。”泛黄的纸页间突然滑落半张卷烟纸，上面是父亲歪扭的字迹：“1982.3.15 晴 今日排冰心文章，手抖废了三个字模。”晨光微熹时，我蘸着机油在货单背面抄下这句话，英雄牌钢笔的墨囊早已干涸。

1995年春，当我揣着夜大录取通知书路过虹口路时，老教堂的紫藤花开得像报纸上连篇累牍的《烟台老建筑》系列报道。在码头告别宴上，老赵塞给我一本缺角的《新华字典》：“当年笑话你，是我不对。”大刘默默把捆好的《烟台日报》合订本放进我的行李，那是他们从废品站论斤称回来的惊喜。队长破例给我半天假，站在装卸区铁门前突然转身：“去了夜大，别忘了给弟兄们念报纸。”

在夜大图书馆的合订本里，我触摸到了更广阔的光：1996年《从失业到助人——“小红帽”送报队的温暖征程》的追踪报道，让我在食堂打饭时多给了卖报大娘两个馒头；1999年澳门回归特刊中，《烟台籍澳门渔民的乡愁》里那句“浪再大也冲不走船锚”，成了我毕业论文的题记。

2015年冬，我在烟台山下的胶东革命纪念馆做志愿者时，意外发现1947年《烟台日报》的影印件。发黄的报眼处，《海军接管崆峒岛灯塔》的简讯仅有百字：“昨日，海军某部于崆峒岛灯塔举行接管仪式，确保解放区南北海运畅通。”讲解员告诉我，王炳交正是从这批战士手中接过了长明灯。

去年重阳节，我在烟台日报社旧址改造的博物馆里，看见创刊初期的报纸被恒温玻璃封存。展柜旁的电子屏滚动播放着王炳交2006年接受《烟台日报》采访的视频。当镜头扫过他珍藏的1978年值班日志时，我忽然捂住嘴巴——那扉页上的字迹，与四十年前我在码头读到的报道一模一样。

海风从朝阳街尽头的钟楼掠过，带来印刷车间特有的油墨香。此刻我终于懂得，父亲留下的不是旧报纸，而是一盏盏穿透迷雾的灯。它们照亮了一个装卸工走向讲台的路，也将继续照耀着这座城市奔向星海的航程。

（作者为江苏省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散文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