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为刚

楔子

“滴滴答答”“答滴滴答”……

1941年8月13日，延安的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一条来自胶东抗日根据地的电讯——《我胶东部队再次解放蓬、黄之间重镇——黄城集》。

“太好了！”“太好了！”收到这条电讯，位于胶东抗日根据地某山村的大众报社的工作人员们顿时欢呼起来。

“同志们，原来我们只有耳朵（收报机），今天，我们终于有了嘴巴（发报机）了！”听着身边同事尽情的欢呼声，站在发报机旁的电台台长李达眼含热泪，激动不已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为了这一天，他们不懈奋斗了3年。

脱下长衫 投笔从戎

1932年夏天，招远中学（今招远一中）校园内，一位身着长衫、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的青年教师走上了讲台。他就是天津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的肄业生于伯贤，招远市金岭镇中村人，原名于希增，后化名李达。站在家乡最高学府的讲台上，他以自己渊博的知识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

1934年，于伯贤的身影又出现在长山县（旧县名，位于今邹平市区东部和淄博市区西北部）中学的讲台上。此时，他应北洋大学同学、长山县中学校长马耀楠的邀请，出任长山中学教务主任一职。二人同为大学校友，在校时志同道合，毕业后决心为“教育救国”做一番事业。

然而，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打响，偌大的华北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李达迅速将妻子儿女疏散回原籍招远，只身留校与师生共同开展抗日活动。1937年冬，日军飞机轰炸了长山中学，忧愤中的马耀楠毅然举起抗日大旗，组建了一支抗日武装队伍——长山县保安大队，李达作为马耀楠的重要助手积极参与其中。同年12月27日，共产党人姚仲明奉党组织之命在长山县太平庄汇集各方抗日武装力量，宣布武装起义，建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马耀楠率领的长山县保安大队位列其中。1938年4月，李达跟随整编后的鲁东抗日游击第七支队和第八支队东进胶东，被分配到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政治部下属的联合出版社工作。在出版社工作期间，他充分利用自己的特长，油印小报向群众进行抗日救国宣传。由于工作认真、成绩显著，李达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胶东特委决定，以第三军政治部领导的联合出版社为基础，创办特委机关报——《大众报》。同年8月13日，《大众报》在黄县（今龙口市）南部山区创刊。因为具备北洋大学机械工程专业肄业的学历背景，再加上参加过南京无线电训练班的学习经历，李达被任命为大众报社电台首任台长。曾在船上担任过报务员的葛次元担任副台长。

白手起家 组建电台

战争年代，电台对于报社来说至关重要。报纸上的稿件，大部分来自电台。而刚刚创立的电台连一台像样的收音机都没有，更不要说收报机、发报机这些电台必需的设备了。

电台在今天已不是什么高科技设备，但在战争年代，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不要说现成的收发报机，就连组装收发报机所需的最基本的零部件也难以弄到。面对一无所有的局面，李达提出了三项措施：取于民（到民间收集）、取于敌（到敌占区采购）、取于己（自己动手解决）。没有电表，就用小灯泡代替；没有绝缘子，就用破罐子代替；没有胶木板，就用木板代替；没有刻度盘，就用纸和木板自己做；没有电键，就用竹板代替。

关键部件，实在无法自制，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李达和葛次元化装潜入敌占区，几经周旋，历尽艰难，终于买回一些杂牌的无线电零部件。

回到报社后，李达和葛次元一头扎进驻地的小草屋，经过几昼夜的组装试验，一部只有3只真空管的收报机终于组装成功。尽管设备简陋、功率不大（收报时若有人从旁边经过，信号就会受到干扰），但是，从无到有，电台终于有了自己的收报机。

《大众报》创刊后，由于孤悬敌后、偏处海隅，稿件来源十分匮乏，无法让读者看到全国各地八路军、新四军英勇作战的正面报道，更无法让读者及时听到党中央的声音。听说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了新华通讯社，在不知呼号、波长和播发新闻时间的情况下，李达和电台工作人员日夜守候在收报机旁，从天空中数不清的稍纵即逝的电波中，耐心、仔细地搜寻新华社的讯号。1939年9月的一天，电台终于收到了新华社的讯号。

“我们终于有自己的耳朵了！”电台的同事们兴奋不已，奔走相告。

收到新华社电讯的那一刻，全报社沸腾了。能够直接听到来自党中央的消息，胶东区党委也感到十分振奋，认为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鉴于李达和葛次元的突出表现，胶东区党委给他们记功表彰。区党委宣传部部长林一山一行特地带着一头杀好的肥猪和部分钱物，到报社慰问、嘉奖。

电台初建，人员匮乏。为了迅速建立属于自己的报务队伍，在报社领导的支持下，李达和葛次元先后举办了4期报务训练班，20余人参加了培训，一支训练有素的报务队伍初步建立。为了训练这批报务人员，李达用一只30型真空管组装成振荡器，供训练之用。设备不够用时，李达还安排人嘴里念着“滴滴答”“答滴滴”的电讯信号，让学员们用这种模拟信号练习抄报。平日里，李达是一位待人宽厚的兄长，但在训练班里，他则变成了颇为严厉的老师。他反复强调：要把练习抄报当成真实抄报，不能漏掉一个电码，否则就会铸成大错。由于他的严格要求，训练班的学员个个表现优秀。这4期学员结业后，迅速成为电台的骨干，除满足报社电台的急需，还支援了军区电台和其他兄弟单位。

有了自己的发报机和报务员，可以收听新华社和其他通讯社的电讯，这只能算是有了耳朵。而没有发报机，不能及时对外发布胶东抗日根据地的信息，就等于没有自己的嘴巴。作为台长，李达暗下决心，必须组装自己的发报机。

1941年8月，新华社胶东大众社成立，李达又被任命为新华社胶东大众社电台第一任台长，这让他倍感责任重大。当年的8月13日是《大众报》创刊3周年，在这个重要纪念日到来之前，报社领导号召电台，争取在创刊3周年之际建成发报台，并以新华社胶东大众社的名义向新华社发报。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作为台长，李达深知肩上担子的分量。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时局动荡，报社地址频繁更换，日军对电讯器材的封锁更加严密。时间紧迫、任务艰巨，李达和副台长葛次元发扬电台初建的精神，再次投入采购零部件、组装发报机的战斗。他们日夜加班，反复试验，终于在《大众报》创刊3周年前夕试制成功发报机，正式建立了发报台。

发报台建立后，首次播发的电讯《我胶东部队再次解放蓬、黄之间重镇——黄城集》，立即被新华社向全国播发。消息传来，报社全体同志欢欣鼓舞。

历尽艰辛 确保畅通

战争年代，报社长期在敌人的包围中周旋，离敌人据点最近时不过十几华里。有时编辑部和电台驻地不在一起，电台的同志经常化装成卖豆腐的、赶集的、拾粪的等，去编辑部送电讯稿，险情随时可能发生。在李达的周密安排和全台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虽然遇到过风险，但均化险为夷，确保了电讯稿的安全传输。

电台在报社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单位。由于形势严峻，敌人频繁扫荡，突袭随时发生，其他单位转移时负担相对较少，而电台转移时要背负沉重的设备，行动多有不便。李达经常告诫大家：“我们虽然是电台人员，但要有军事化作风，不论白天黑夜，要做到说走就走，坚决不拖报社后腿。”

1938年冬天，为坚持长期抗战，胶东区党委决定，从蓬（莱）、黄（县）、掖（县）的平原地区，向平（度）、招（远）、莱（阳）、掖（县）的山区转移。在这次历时一个多月的大转移中，李达带领电台工作人员背负沉重的收发报机、手摇发电机，昼伏夜行、跨越千余里，胜利完成了转移任务。

在日复一日的艰苦转战中，眼睛高度近视的李达和大家一起，轮流身背电台，艰难转移。转移途中，寒风刺骨，夜无定宿，有时就露宿荒野山洞。情况紧急时，他们只能借着月光，坐在石头上抄收电码，或者在山洞里和自己挖的地洞里收发电讯，吃住都在其中，只有晚上才能出来透透气。

为了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敌情，李达逐渐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经验。晚上睡觉时，大家按照分工，将天线、收报机、发报机、电池等器材分别装好，放在每人铺位的头顶处。一遇到紧急情况，按照事前分工，不用点灯、无需呼叫，大家互相推一下，背起自己的设备立即出发，养成了一支不是部队却有部队作风的新闻队伍。

1940年2月的一天，李达接到上级指示，新华社即将播发毛主席的重要文章《新民主主义论》。由于电讯稿篇幅较长，接收时间大约需要四五个小时。就在李达带领大家有条不紊地接收新华社电讯稿时，突然接到情报，敌人已经出动，准备突袭电台驻地。情况十分紧急，李达冷静地分析了敌军与电台的距离，作出三条决定：一是继续接收新华社电稿，因为中断抄收，意味着明天的报纸将无法刊登这篇重要的文稿；二是与收报业务无关的部门和人员、物资立即转移；三是做好最坏打算，请求部队派人阻击敌人，迟滞敌人的袭击，为收报争取时间。

敌人逼近的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危急时刻，李达沉着地告诫大家：不要慌，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要沉着稳健地接收每一个电码。收完最后一个电码后，在李达的指挥下，大家立即抬着收发报机、手摇马达、天线杆等设备，紧张有序地撤离驻地。当他们爬上驻地北面的小山时，敌人的机枪已经在后面向他们开火了。

翌日，《大众报》全文刊发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孤悬敌后、远离延安的胶东根据地军民，和全国根据地的军民一道，同时看到了这篇重要文献，深受鼓舞，倍感振奋，但是，为了接收这篇电稿而发生的惊险历程却鲜为人知。

不畏艰险 以身殉国

战争年代，形势严峻，危险和牺牲随时可能发生，时刻考验着共产党人的忠诚。

1939年12月，日军以掖县（今莱州市）三元乡为重点进行扫荡。10日凌晨，《大众报》报社和胶东区委党校的300多人在河南村与日军遭遇。在这场遭遇战中，两个单位共有61名同志壮烈牺牲，其中报社有包括社长阮志刚在内的34人牺牲。这就是胶东抗战史上闻名的“河南村突围战”。一家地方党委机关报社，一次牺牲34人，这在我党的新闻史上是史无前例的。面对如此巨大的牺牲，敌人扬言，共产党的报纸短期内将无法出版。在上级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李达带领电台的同志们擦干了眼泪，掩埋了烈士的遗体，重新架设起电台设备，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两天后，《大众报》又与读者见面了。

就是在这次艰险的突围战中，李达也险些遇难。突围中，一颗流弹突然击中李达的脚后跟，鲜血直流，他一下子跌坐在地上。周围的枪炮声不绝于耳，流弹横飞。正当人们惊慌失措时，李达做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的举动，他忍着剧痛，用手指奋力挤出了嵌入脚后跟的弹头，顾不得包扎，立即跟上队伍，继续突围，终于脱离险境。

用手指硬生生挤出嵌入脚后跟的子弹，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魄力！这是只有共产党人才具备的意志和品格！

1940年7月初，报社在招远坡石山遭遇敌人阻击。李达和电台的同志们身背机器，冒雨前进。因佩戴高度近视眼镜，雨水遮挡镜片，眼前一片模糊，李达不慎失足跌入深沟。头磕破了，渗出了鲜血，身上也摔得青一块紫一块，但他和同志们始终紧紧地抱着机器，确保电台设备未受损失，最后胜利突围。

1942年11月，日寇集中重兵对胶东解放区发动“拉网式”大扫荡。电台随报社转移至牙前县（抗战期间，为适应战争环境设立的新县，辖区包括栖霞、海阳、牟平、乳山四县的部分区域）的北阁子村隐蔽待命。为适应反扫荡的斗争形势，李达立即调整了电台原来的建制，将全台20余人编成几个反扫荡小组，并在敌人到来之前安排各小组到村里烙烧饼，作为反扫荡时的口粮。烧饼还未烙熟，他们就接到了敌人逼近的消息。李达立即将半生不熟的烧饼分发给大家。见一些年轻的同志有些紧张，李达就鼓励大家：“不要慌张，要沉着、机智、坚定、勇敢、互助、友爱，争取反扫荡斗争的胜利。”随后，各小组便分散到山上事先踩好点的茔盘、山洞、灌木丛等处隐蔽。

敌人开始搜山，敌情愈发紧张。敌人有时就在距离电台人员十几米的地方，伪军还虚张声势地大声吆喝着：“看见你们啦，快出来吧！不出来开枪啦！”空气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形势颇为严峻的一天终于过去，晚上，敌人撤走了，大家又聚集到事先约定的地点，取出隐藏的收发报机，继续工作。

1988年4月，原电台工作人员刘常源在《忆李达同志等五烈士》的回忆文章中写道：“记得当天正是明月当空时分，老台长李达同大家稍进饮食之后，便取出临时藏下的收报机，组织几个人到北阁子村的北山，借着月光抄收新华社电稿。我和其他几个同志被派到附近适当的地点去放哨警戒，老台长李达陪伴在机旁，协助徐科（收报员）抄收新华社电稿。他们为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实在感动人。”

就在大家以为这次扫荡就要结束时，狡猾凶残的日寇在制造了“马石山惨案”后，又拉了一个“回头网”，再一次突袭根据地。刘常源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当天傍晚，我回到北阁子村，与同志们等啊等，一直等到反拉网时藏在老百姓柜子底下被日寇放火烧坏了腿的姜琪爬着回来了，也不见李达和徐科回来。”

就在这一次的“回头网”扫荡中，一颗炮弹击中了李达等5名同志隐蔽的地方，他们心中的“老台长”李达（时年37岁）和电台其他4名同志壮烈牺牲，再也没有回到这个战斗的集体。李达实现了他入党时的誓言：“为了革命，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李达五烈斗志刚，抗日救国威名扬；白手起家电波灵，新华电讯见报章；为了粉碎敌扫荡，抄收电报借月光；李（达）徐（科）侥幸渡‘拉网’，反‘回头网’殉他乡。”40多年后，刘常源以这首小诗表达了他对牺牲战友深深的怀念。

尾声

1944年8月24日，八路军胶东军区部队一举攻克了日军盘踞多年的胶东重镇——牟平水道据点。在清点缴获物资时，他们发现了一台发报机和一根银管制成的天线，遂将发报机和天线移交给了报社的电台。

这就是那台向新华社发送第一条电讯的发报机。后来，在一次扫荡中，这台隐蔽在山洞里的发报机和银管天线被日军发现并掠走。看着这台熟悉的发报机和银质天线，3年前的一段往事又浮现在电台同志们的眼前……

1941年夏秋时节，为响应报社“创刊3周年建成发报台”的号召，李达和葛次元开始组装一台发报机。其间适逢译电员尹树琪回老家招远，他看到父亲（一名乡间银匠）的作坊里有一根筷子粗细的银管时立刻想到，银管做天线肯定比其他金属导电性能更好，就央求父亲把这根银管给他。回来后，他把这根银管献给了电台。李达和葛次元立即将银管绕制成天线，经过试验，发射效率果然比铜线更好。

冥冥中，这台发报机和这根银质天线与电台有缘。3年后，这两件物品又物归原主，回到了报社。只是已经牺牲的台长李达，再也看不到他亲手装配的发报机和天线了……

补记：2021年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李达烈士被列入中国共产党烟台100个历史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