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志祥

高吉波《雪地里的红棉袄》一文原发于1998年10月25日《齐鲁晚报》副刊。自2001年以来，这篇文章主要作为中小学语文教育读写范文，以及综合用于学生社会、品德、艺美等方面的课外教育、培养和训练，连续24年入选各地学校义务教育阶段教辅用书，编入各种教案、课件、试卷等相关配套材料。最近的收录，是2025年1月山东教育出版社“伴我阅读”丛书之《黄河之水天上来》（七年级下册）。但作为文学作品和美的艺术，这篇短文所取得的成就，则远远超出了中小学教育的目标要求层面。本文注意到散文中“红棉袄”这一中心意象的红、蓝、黑三种颜色的转换，不仅仅是对主人公嫂子年龄变化的写实。作为作家兼画家的高吉波，他在思考文学的主题意蕴及表现形式的同时，可能更进一步地综合考虑了视觉和造型艺术的美学表达，例如康定斯基的所谓艺术精神及其色彩理论。为此，本文从红、蓝、黑这三个维度或者三个层次试做分析探讨。

一读：红色的“红棉袄”。红色的“红棉袄”出现在第一部分。红色即热烈，是黄色的暖色调发展过渡的极致，在这里代表有温度的家庭亲情。当时的情况是，“母亲不在了，一群孩子挤在父亲的脊梁上，讨吃求穿”。其中“我”叫“阿九”，上面有一个姐姐、8个哥哥（据《胶东文学》2022年第7期同名文学剧本），加上父亲、嫂子本人和当年出生的侄女，家里共有13口人。在30年前那个青黄不接的春天，这个23岁的农家闺女嫁过来做了长嫂，即这个家庭的女主人，也是父亲下面年龄最大的晚辈，比大哥大1岁（据散文《笑给亲人看》），比姐姐、二哥分别大了5岁和6岁（据剧本）。散文共780个字，有三个情节，动作简单：铁锅里给“我”留米饭，冰河边给“我”暖手、给“我”鸡蛋，外出读书给“我”送站，抱着柴草给“我”烧炕，还跟“我”说了三次（句）话。需要注意的是，三个情节贯通30年，意指嫂子的一生；“我”不是我一个，而是13口人的家，具体是大哥以下的10个孩子，特指“我”；相应的，留米饭、给鸡蛋、洗尿布、剃头、送站、读书、暖手、抱柴、烧炕等，以及三言两语的暖心暖怀，指长嫂在那个贫困年代对这个家庭，特别是对这群孩子的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以及成长教育所承担的责任。结局是，“我”成为作家、侄女出国读博，剧本里另外8个孩子中，姐姐成为公办教师，二哥及下面4个哥哥均读完高中并成家立业，二哥还当上村支书，七哥和八哥参军入伍。因此，父亲和大哥临死时都跟她说：“真有来世，我变把椅子，让你坐着歇歇。”最后嫂子老了，耗尽了心力，所以“我”记下：“嫂子是弓，我们是箭，弓因箭而弯。”

山东教育出版社的编者总结说，作品“通过讲述嫂子对主人公‘我’的慈爱以及她在贫寒大家庭中一生的付出，展现了嫂子的善良、慈爱的品质以及她对‘我’人格的影响，呈现人性之纯美与大善”。这里应该说，嫂子付出的是母亲一样的爱、善和情感，因此，嫂子就是嫂娘，就是母亲。“红棉袄”象征着母亲，它的“火焰”就是母亲的一颗大心，是母爱的精神象征。最亲不过母亲，她无私无我，棘心夭夭、母氏劬劳，爱到疼痛、疼到心肝——这也就是红色，尤其是朱红和大红，如康定斯基所说，所代表的是“内在的坚定和有力的强度”和那种炫目、炽热和狂放的效果。但他又说，这个红色总不免缺乏深度，“没有很深刻的感染力”，而“深度可以在蓝色中找到”，蓝色能“把眼睛引向无限的深处”。这似乎是说，嫂子的家庭亲情固然强烈，但要获得深刻，就必须过渡到理性。

二读：蓝色的“红棉袄”。红和蓝是对立的两极，红是热的发散，蓝是冷的收缩。康定斯基认为，跟黄色的大地（尘世）不同，蓝色是天空（天堂）的颜色，它给人以超自然、超世俗的宁静，象征一种“精神实体”，人必须“从尘俗（黄色）中升华到高贵的天堂（蓝色）”。所以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画家使用蓝色时都极为谨慎，只有圣洁崇高如圣母玛利亚，才配得上青金石高贵的深蓝。蓝色的“红棉袄”出现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这个部分最短，仅100余字，其中写道：“20年前，我18岁。嫂子给我剃个新头，然后背着行李送我到小镇的车站上。‘阿九，咱家你最有出息，外出读书要学会自己疼自己。’”这是整篇文章的隐喻性诠释，“送站外出”4个字为其核心，指孩子们离开娘怀走出家庭，成为国家的公民。黑格尔说：“一个人只有作为公民才是现实的和有实体的，如果他不是一个公民而是属于家庭的，他就仅是一个非现实的、无实体的阴影。”孩子必须长大外出，干事创业，为国家、民族和社会作贡献，窝在家里啃老躺平没有出息。“背着行李送我到小镇的车站”，这句话凝缩了嫂子对那群孩子的全部付出和希望。阿九是10年前那群孩子中的老幺儿，他18岁了，姐姐哥哥们肯定也都被嫂子一个个“送站外出”了。由此，“嫂子是弓，我们是箭，弓因箭而弯”获得了更深层次的含义。所以蓝色的“红棉袄”意味着自然亲情、家庭关系已被超越，升华为理性人格和家国情怀。母亲不再是直接性的血缘亲娘，而是提升为间接性的异姓嫂子，即一个“外人”做了这个本族家庭的女主人，那么这样一个家庭就由自然血缘进入社会，喻指了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始基性根据，它的“火焰”成为了民族情怀和国民精神的象征。明喻过渡为隐喻，持家育子升华为伦理天职，自然亲情实现为理性人格，这就是《雪地里的红棉袄》一文的基本主题。如果说红色概括了家庭的亲情内容，那么蓝色就是这些内容的家国主题，其家庭观反映了作家中西融合的全球视野，颠覆了我们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自然传统。

三读：黑色的“红棉袄”。理性人格继续提升。首先，审美排斥理性的抽象，它要求感性化和个体化，所以第三部分，当晚年嫂子作为伦理共相的理性人格终于完成，“我盯着嫂子久看，我突然发现，她的眼睛已深陷下去，像一眼枯井，而且头发竟也全白”，普遍共相化为感性的个体肉身。但是其次，对亲嫂子30年后的盯着、久看，事实上没有“看”，而是凝神、默想，好像入定、神会，故而这“发现”就非同一般，读者的审美也势必被推向更高的层次。所以随同个体肉身的显相，也就是这种异于常规、可说是粗粝的女性描写，我们（“我”）心中就将其定格为神像。它色彩尽失，悲悯、淡然、超越，像一尊古希腊雕塑，透出让人敬畏的崇高伟大。这样，理性人格就最终过渡为目的论判断的道德神格。这种深层意涵是晚年嫂子身着黑色的“红棉袄”的理性直观。好像她耗尽了自己的身体，黑色吸收一切颜色而实现了自身的纯粹，使人肃然起敬，“当蓝色渐趋暗沉，接近黑色，便可唤起一种近乎神圣的悲悯，成为一种笼罩在庄严肃穆氛围中的无限专注”（康定斯基语）。关于这幅画像，高吉波曾经写道：“我想把母亲在我心里的样子抠到宣纸上，可是不行——我的笔，老往纸上跪。”这不是智能手机的青春玉照。因此，文学剧本中的引子部分给嫂子的画像和剧终部分完成的画像都使用了黑白镜头。在这里，家庭辛劳、家人亲情、家国信念已被超越，一切尘世色彩已涤洗净尽，只剩下黑、白、灰的内心表象，这就从此岸的信念到达了彼岸的信仰。信仰是终极的道德目的，是永远追求的绝对价值，是人的安身立命之所和精神动机之所在。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所以这幅神像就贯穿了剧本的首尾始终。面对这个目的论判断的道德神格，有限的尘世之我不能不敬畏而“跪”。这个“跪”当然不是宗教信仰，但它反映了一种宗教的情怀或精神。它不是装模作样，它表示对彼岸、对神圣、对信仰的虔诚和敬畏，更表示了对此岸、对世俗、对德行的积极作为。所以他“突然发现”的，与其说是一个感性的个体，不如说是一个超越理念的人格神；与其说是人格神，又不如说是一个尘俗的事实，那就是23岁的少女和30年后的老妪同样都是“最美的”。剧本的结尾是，嫂子选择红色的“红棉袄”作为寿衣，画像终于完成，“黑白画面渐渐幻化成彩色画面”；“一个小红点从远方移动过来，渐变为穿着红棉袄的嫂子……屏幕最终一片红色。”这样，从“我”的跪拜、从黑白无色的彼岸“闪回”，我们每个人就回归到尘世、色彩和道德实践的自由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