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严峰

说起来，我们这个家，与《烟台日报》还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打从幼年记事起，父亲的工作和职务对我们姐弟来说就是一个“谜”。记得孩提时，有时过星期天，父亲会牵着我的手到“新世界”旁的胜利剧场后台审看剧团排练。那些演员叔叔阿姨不施粉黛，穿着戏服唱念做打，父亲坐在一个条凳上认真观看，还不时和大家交流一下。读小学时，有一次，一位在广播电台工作的叔叔提着一台笨重的磁带式录音机来到家里，为了演示录音效果，那位叔叔还特意让站在一旁的我对着话筒咿咿呀呀地说了几句话。那时候，依稀觉得父亲大概是管着一些“有趣”的事。

知晓父亲是个“官”，是他被打成“走资派”后，我在虹口路老市委外墙上贴满的大字报上看到的。那大字报上写着，父亲是市委宣传部主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兼任市委党校校长，还曾担任过《烟台劳动报》社长。

随解放大军进城后，父亲起初在烟台机器厂任党总支书记，1952年到《烟台劳动报》担任总编辑，当年刚满24岁的父亲在报社一干就是6年。1958年5月，原莱阳专署改为烟台专署，原地级烟台市由省辖市降格为地辖市；原烟台市委机关报《烟台劳动报》改名《烟台日报》，成为地委机关报，地辖烟台市委机关报则成了《劳动报》。相应地，《劳动报》降为科级单位。

父亲当年报社的同事，后来在烟台市委宣传部当领导的一位叔叔在他的回忆文章里记述了这件事。他写道，报社领导的行政级别由县级改为科级，落差不小。在这种“高薪低就”的安排下，大家毫无怨言地接受了组织调整，像战士舍生忘死坚守阵地那样，一如既往、义无反顾地坚守在报社这个阵地上，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

母亲曾说过，当年烟台市主要负责同志了解到父亲战争年代曾在胶东军区军工部做过宣传工作，不满20岁就是当年《胶东日报》的骨干作者之一，采写发表过很多工作通讯和英模人物通讯。当时媒体管理干部十分匮乏，市领导便力邀父亲到报社主持工作。

父亲很少谈及在报社工作的经历，我了解得更少。借助现代网络技术，我在史料中“搜”出了一些尘封已久的故事。《烟台老区网》“聆听经典故事”栏目有一篇文章，介绍了战争年代烟台报业的前世今生，从根据地的《大众报》，到解放区的《烟台日报》，再到新中国的《烟台劳动报》，直到烟台地委机关报《烟台日报》问世、地辖烟台市委机关报《劳动报》停刊。文章讲述了当年《烟台劳动报》不俗的宣传业绩，说是这张报纸坚持“小报小办”方针，贴近读者、贴近生活，图文并茂、生动活泼，很受读者欢迎……

文章中说的一件事儿，我第一次听说，也让我对父亲更加肃然起敬：当时烟台电力匮缺，拉闸停电是家常便饭，有时报纸印刷时突然停电，只能停机等候。父亲和工友们商量，找到了用人力拉动印刷机的“土办法”。大家用绳子套住印刷机传动轮，几个人分两组轮番拖拉，拉一趟印一张。每当这个时候，父亲就会同工友们一起，像拉船的纤夫那样，牵绳拉动印刷机，直到把当天的报纸全部印完。

父亲对报社的那些岁月很是珍视。记得我家从虹口路搬到双合里那会儿，房屋狭小逼仄，父亲把一大摞《烟台劳动报》合订本整齐地码放在北屋一张三屉桌下面。那时正值动乱年代，在“五七干校”劳动的父亲离开报社也整整10年了。家里的相册里，至今还有一张60多年前拍的照片，是几十位报社同事的合影，身穿毛领大衣的父亲坐在前排正中位置，双手扶在年幼的大姐肩上，场面很温馨。

我与《烟台日报》结缘是很多年后的事儿了。1978年，我从部队复员后，被安排到一家工厂当了工人。过了些日子，厂里把我调到办公室分管宣传工作，父亲知道后，不但没有表露“子承父业”的喜悦，还丢下一句：“搞什么宣传，老老实实在车间学技术多好！”我挺委屈，心想，您不“帮忙”就罢了，干嘛还要干涉我的工作调整，嘟哝了一句：“厂里安排的，我得服从吧？”父亲这才不作声了。后来想想，父亲希冀的，还是让我们踏踏实实地学点儿技术，做个有一技之长、能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当时厂里的产品技术领先同行业，不大的工厂还有个科技人员荟萃的科研所，招引了不少上面来的“大记者”登门采访。有一次，《光明日报》三位记者来到厂里，我陪同他们在厂里转了一圈，又开了座谈会。没过多少日子，就见报纸头版发表了一篇记者述评《小厂也能办科研所》。还有一次，新华社两位记者来访，先是请我到宾馆了解情况，我就跟他们说了厂里重视科研、不断推出新产品的事儿。他们一连几天走访座谈，写出一篇让人耳目一新的通讯。

这些报道见诸报端后传扬了工厂的名声，同时也给我挺大压力：身为厂里的宣传干部，总不能指望“大记者”偶尔的采访报道，自己却只能在一旁观望吧？我先给市里的广播站发些工厂生产动态的简讯，再给《烟台日报》发些短消息。慢慢地，我把工厂生产、科研和管理方面有新意的事情分门别类，写成报道发给《烟台日报》和省里的媒体。不承想，这些现在看来还很稚嫩的文章，却是搭载着我驶向梦想的一叶扁舟。

我相信，与文字打交道没有捷径可走，只能下“笨功夫”，无非就是多看、多写，加上勤于观察和思考。好在身在基层，整天和工人、科技人员厮混在一起，鲜活的素材可以随手拈来。当我发现厂办科研所研制出系列纸带式光电输入机产品，做到生产一代、研制一代、储备一代时，感觉这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科研战略，能够保障在同行业持续领先、接续发展，这在当时计划经济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反映这个战略思路的新闻稿先后发表在《烟台日报》《大众日报》上，主题提炼得挺形象，叫做“吃一、拿二、眼观三”，即使现在看来，也比那些无病呻吟或哗众取宠的网络“标题党”强多了。

在一个规模不大的工厂搞宣传、写新闻，不仅眼界受限，而且题材更是“短缺”。我就琢磨出一个办法：简讯、消息、通讯等体裁变着法用，事件、典型、人物等题材全方位写；除了给地方媒体投稿，还给行业类媒体投稿。这样一年下来，发表的新闻作品总有那么几十篇。除了写新闻，结合平时的阅读，我还尝试着写一些文学随笔，投给《烟台日报》“半岛”副刊，比如写豪放词的《大江东去浪千迭》、写田园诗的《陶渊明和他的“田园诗”》等。

1981年夏天，我被调到烟台广播站，做了一名专业新闻编辑。谁料想，去了广播站，就一步踏上了人生梦想的延长线，自此与新闻专业不离不弃。在这里，我不仅夯实了一般新闻报道采编基础，还学会了广播新闻的许多专业技巧，比如口语化写作，录音报道中的访问、特写、评论和现场报道等。其间，我还到山东人民广播电台专题部以“集体记者”身份学习采编业务，从刚去时的自惭形秽，到几个月后的踌躇满志，追寻梦想的路上可谓“柳暗花明”。

抵达梦想的彼岸并非顺风顺水。从部队复员时，没赶上刚刚恢复的高考，我就报名参加了市直机关举办的文化夜校，学习古代文学、语法修辞和写作；接着又读了电大中文专业和山东师范学院中文函授，直至考上山东大学。大学毕业后，我从家乡的基层媒体“一步登天”跨入国家通讯社。有了先前新闻工作的历练，加上多年专业学识的累积，在强手如林的环境里，我并没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采写的第一篇新闻通稿就上了《人民日报》头版“报眼”，从一个独特角度提出了扶贫工作的新思路，将山东经验推向了全国。就这样，从一名记者做起，逐年晋升为主任记者、高级记者，还先后在三个地方分社做了“新闻官”……

2016年秋天，退休的第二年，我回烟台陪伴年迈的母亲。在家闲住，不经意间看到《烟台日报》“半岛”副刊刊发的一则征集散文的启事，就又唤起了青年时代对《烟台日报》久存心底的那一缕情愫，升腾起与《烟台日报》再续前缘的写作欲望。自打给《烟台日报》“半岛”副刊发去第一篇散文《父亲的琴》，就打开了蓄势已久的记忆闸门，散文写作竟不曾停歇。2020年春节前回烟台过年，正赶上新冠疫情暴发，“宅”在家里的那些日子，我先是写了散文《过年的路》《一家子的阻击》，感觉不太“过瘾”，又动笔写了平生第一首诗歌《正月，我宅家做饭》，这首满是“烟火气”的处女作，竟然还被“人民号”等新锐媒体广泛展示，接下来一口气接连写作发表了十几首。

常有世事轮回的错觉：几十年过去，游侠般转悠了大半个中国，竟折回原点，又成了《烟台日报》的“通讯员”。母亲是《烟台日报》的忠实读者，每当我在《烟台日报》上发表文章，她都会仔细地收藏在一个文件袋里。“喏，都攒这么多了。”

在这些文稿中，我似乎读懂了父亲，读懂了我们家两代人对《烟台日报》难以割舍的情缘。

（作者为新华社湖南分社原党组书记、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