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子华

位于烟台莱山区植物园东侧的红十字文化主题公园内，耸立着名为“希望之门”的雕塑——4根高3米至5米、宽约0.9米的柱石相互支撑着，蕴含着走向充满希望的未来的美好意愿。雕塑的右柱石上雕刻着国际红十字运动创始人亨利·杜南和南丁格尔的头像，左柱石上则雕刻着烟台先贤吕海寰的头像。作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师”，吕海寰曾任晚清时期的末任会长和民国时期的首任会长，是史上绝无仅有的“跨时代”的红会会长，堪称传奇。

作为最佳人选

吕海寰为何不是首任会长

红十字会是国际性组织，也是一个国家品牌，谁担任会长很有讲究，对初建红十字会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就中国国情而言，会长候选人至少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官方背景的朝廷重臣。虽然红十字会组织是非政府组织，但没有中央政府的支持，很难做到全国统一。毕竟中国红十字会是全国性的组织，不是地方性的慈善团体，会长一职非一般人所能胜任；二是参与过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运筹，具有创办人的资历。如此看来，会长的合适人选也只有吕海寰（1842年—1927年，字镜宇，山东莱州掖县即今烟台莱州市人）、盛宣怀（1844年—1916年，字杏荪，江苏武进即今常州人）、吴重熹（1841年—1921年，字仲怡，山东海丰即今滨州无棣县人）三人。他们既是朝廷大员，同时在中、英、法、德、美五中立国创设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时，被推举为“领袖”，是当仁不让的理想人选，首席“领袖”吕海寰更是绝佳候选人。

原来，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后，为救助东北同胞，在上海绅商沈敦和、施则敬以及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奔走呼吁下，3月10日，中、英、法、德、美五国代表在上海租界工部局集会，决定联合组建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一周后的3月17日，正式定名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该会虽为五国合办，但“在中国地方创始承办，中国遂永有红十字会主权”。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有理由把1904年3月10日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组建日视为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日。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后，清政府不仅拨出10万两白银给予支持，还派出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三位钦差大臣主持人道救援行动，三人遂成为代表官方的创始人物。在首席钦差大臣吕海寰的主导下，在盛宣怀、吴重熹以及沈敦和等人的协助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及其分会三年中救助日俄战争难民46.7万人，建立了卓越的历史功勋，也使“红十字”深入人心。

救援东北难民的使命完成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功成身退”。1907年7月21日，由吕海寰领衔，盛宣怀、吴重熹联名上奏朝廷，提出开办医院等善后举措，中国红十字会由此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建立医院，开办医学堂，培养、储备医疗救护人才，为中国红十字事业奠定基础。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创办之初采用的是董事会制度，董事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办事董事”是执行者，没有设置会长一职。如今中国红十字会自立，且有医院、学堂为依托，要实现中国红十字事业的长远发展，会长作为红会的领导人不能长期“缺席”。于是，1910年1月28日，吕海寰再次领衔，与盛宣怀、吴重熹会奏《酌拟中国红十字会试办章程请旨立案折》，提出“官派”会长的正式请求，得到朝廷的首肯。2月27日朝廷发布上谕，“著派盛宣怀充红十字会会长”，盛宣怀因此成为政府任命的首任会长。

的确，三名大臣都具备担任首任会长的资格，谁当会长都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过从资历、阅历上说，吕海寰才是最佳人选。首任会长“花落”盛宣怀，的确有不少迷雾，但不必细究，只需明确一点即可：吕海寰“让贤”！在他看来，盛宣怀是大慈善家，他出任会长，可以海阔天空，游刃有余。吕海寰给盛宣怀的信中透露，“大约会长拟派吾兄就近经理”。由此不难猜出，盛宣怀出任会长得自于吕海寰的抬爱，何况他们还是儿女亲家（吕海寰的八女儿嫁给了盛宣怀的七儿子盛升颐）。

吕海寰继任会长

迷雾重重

盛宣怀出任会长后，为了迎合清政府以扭转他渐渐“失宠”的尴尬，1910年6月5日，把原本响当当的“中国红十字会”改名为“大清帝国红十字会”（简称大清红十字会），总会移设京城，使红十字会成为清朝官方的附庸机构。如此不计后果的“易名”之举，引起沈敦和等人的强烈反对。毕竟红十字会是中立性的人道救助组织，不能与政府部门等量齐观。沈敦和虽然“力陈利害”，但无力扭转变局，只能表示“殊难归并”，并采取不合作的消极态度加以抵制，由此产生了“京会”（大清红十字会）和“沪会”（中国红十字会）的矛盾。“统一”的局面被打破，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发展出现了暂时的困难。盛宣怀的“易名”初衷也没有实现，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被当作“替罪羊”，于1911年10月26日被清政府罢免包括大清红十字会会长在内的所有职务，“永不叙用”。

就在盛宣怀被革职的前两日，即10月24日，沈敦和召开了一次特别大会，参加的中外来宾达700余人。他们毅然抛开大清红十字会，正式成立“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组织甲乙丙三支救援队，开赴武汉，救护伤兵难民。

盛宣怀被罢免，沈敦和另组红会，武汉前线烽烟滚滚，清政府如何应对？10月26日，朝廷发布上谕，宣布设立慈善救济会，并在京城设立红十字会总会会所，以救助前线伤兵难民，相关事宜“着尚书吕海寰妥速筹办”。也就是说，原本盛宣怀所办之事，让吕海寰接盘。至于会长，却没有下文。

吕海寰不敢怠慢，于11月9日上奏朝廷，提出按照红十字会章程办理慈善救济会的主张，得到支持。“上谕”说，同意吕海寰“推广慈善救济会，按照红十字会（章程）办理，并准其另举红十字会会长”。短短一句话，使人震惊，也耐人寻味。“另举红十字会会长”，意欲何为？百思不得其解。在朝廷的心目中，也许吕海寰并不是会长的最佳人选（“另举”的另一层含义是吕海寰不愿接这一烫手山芋，抑或举荐他人未能得到朝廷认可请其另行举荐，史书未载，为不解之谜），否则何不做个顺水人情？

“另举会长”的问题提出来了，但吕海寰静观其变，没有“另举”。平心而论，在当时还没有人比吕海寰更具有号召力。朝廷环顾左右，的确没有发现较吕海寰更堪当会长之任的合适人选。吕海寰毕竟是五国合办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国方面举足轻重的首席“领袖”，资格最老。

1911年11月13日，也就是盛宣怀被罢免的第18天后，清廷颁发谕旨：“命前外务部尚书吕海寰充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仍兼办慈善救济会事宜。”靴子终于落地。

值得注意的是，清政府放弃使用了一年有余的“大清红十字会”名号，淡化官办色彩，重新回归“中国红十字会”。

那么，清政府为什么放弃钦定的“大清红十字会”而选择了“回归”呢？其实不难理解，“大清红十字会”是盛宣怀奏请易名的，而盛宣怀是引发辛亥革命的“罪魁祸首”，把“大清红十字会”重新正名为“中国红十字会”，是对盛宣怀的彻底否定。同时，回归“中国红十字会”，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兼并”沈敦和领导的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毕竟万国董事会不同于七年前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是五国合办，而万国董事会为中国独自拥有，只不过董事会由中外慈善家组成而已，清政府完全可以“收入囊中”，为己所用。

尽管清政府否定自我的“正名”有其居心，但有利于红十字会内部关系的调整和救援行动的展开，值得肯定。

“大清红十字会”回归“中国红十字会”，吕海寰由此成为政府任命的第二任会长。

民国肇建

吕海寰何以能“梅开二度”

吕海寰继任会长后，极力缓和与上海方面的矛盾，但沈敦和并不领情。清王朝大势已去，沈敦和与他领导的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没有必要“卷进去”。当时的“京会（中国红十字会）”“沪会（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都自视为“正统”，谁也无法“统一”对方，只好各自为政，独自开展辛亥战地救护行动。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庄严宣告中华民国诞生，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纪元。

民国肇始，在沈敦和的努力下，中国红十字会得到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正式承认，也在孙中山、袁世凯等政要的支持下顺利“立案”，确立了合法地位，实现了跨时代的“华丽转身”，但京沪矛盾并没有烟消云散。在新旧交替过程中，中国红十字会呈现出“虚脱”状态。吕海寰的会长为清廷所任命，清政府土崩瓦解，这一任命的法理出现问题，但红十字会不是清政府体制内完全意义上的官僚机构，在红十字会存在和新的任命没有下达之前，吕海寰依然是会长。然而，沪会的沈敦和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大清帝国灭亡，它所任命的会长已经“过期”作废，作为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董事部长的他是理所当然的会长。他多次以会长的名义在《申报》上发布广告，1912年2月17日袁世凯给他的复电中也是以“中国红十字会沈敦和会长”相称。究竟谁才是会长，人们一头雾水。

关系理不顺，难免闹出国际笑话。1912年5月7日至17日，第九届红十字国际大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中国红十字会受邀首次登上国际舞台。事前，京沪双方各自选派代表，总统府外交部门无法协调，只好“均认可”。红十字运动“统一性”原则明确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全国统一的红十字组织，出席国际大会也只能有一个红十字会代表团，怎能容忍两个红十字会代表团的出现？“不特贻笑邻邦，尤足为红会之玷。”经过驻美公使张荫棠、驻美参赞容揆、中国红十字会顾问福开森等人的多方沟通，最终确认吕海寰选派的代表为合法代表。

京会、沪会矛盾尖锐，会长人选混乱，“大局定后，京、沪两会本须合并也。”沈敦和致函吕海寰时如是说。国际大会之后，吕海寰派福开森前往上海，与沈敦和就“合并”问题进行磋商。双方于1912年9月19日达成《中国红十字会合并条议》12条，包括与国际接轨、将总会设在首都；聘请大总统、副总统为名誉总裁；吕海寰为正会长，福开森为顾问，冯恩崐为秘书长，驻首都总会办事；沈敦和为副会长，常驻上海管理会务；上海会所改名为中国红十字总会办事处，江绍墀为理事长；等等。10天后的9月29日，中国红十字会首届会员大会在上海召开，京会、沪会实现了正式“合并”。10月6日，中国红十字会常议会成立，公举大总统、副总统为名誉总裁（会长），选举吕海寰为正会长，沈敦和为副会长兼常议会议长，江绍墀为理事长。10月9日，电请政府明令宣布正副会长人选，“昭示中外，策励将来。”10月18日“大总统令”发布：“派吕海寰充中国红十字会正会长、沈敦和充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吕海寰“梅开二度”，成为民国史上首任会长。而此时的他，已是一位古稀老人。

红会不了情

历久弥香

首届会员大会，吕海寰因年事已高，禁不起舟车劳顿，没有出席。大总统任命颁布后，10月20日，34位常议员联名向吕海寰发去贺电：“大总统正式任命钧座为本会正会长，全体欣幸。谨贺。”21日，吕海寰回电感谢，并说：“此次本会得邀袁大总统、黎副总统为总裁，声望愈隆，日后事更顺手。弟叨会长，何其荣幸，此皆诸君之力也。嗣后会事正繁，尚祈不分畛域，匡充不逮，是祷。”他对中国红十字事业的未来，充满期待。

1912年是中国红十字会蝶变之年，红十字事业气象一新，吕海寰会长感到神清气爽，不过，岁月不饶人，推进人道事业发展，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在此后的8年中，吕海寰总以年老体衰、精力不济、不能徒有会长虚名为由多次请辞，均被红十字会同仁竭力挽留。他是中国红十字会的“标杆式”人物，红十字会需要他掌舵领航。1920年9月，吕海寰自觉身体每况愈下，再次向大总统提出辞呈，并谓：“海寰服务已逾十年，迭次呈请辞职，并未允准，现在又届数年，按诸新颁红会条例，任期久已逾限，尤不应腆颜尸位。”10月3日，大总统令：“中国红十字会正会长吕海寰呈请辞职，吕海寰准免本职。此令。”78岁高龄的他终于卸下会长重任。而作为中国红十字会先师，吕海寰仍被聘为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直到1927年病逝。如此算来，吕海寰服务红十字人道事业长达20年，令人钦敬。

（作者池子华，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