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少艳

我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小时候，最喜欢过年了。过年可以穿漂亮的新衣服，吃美味的佳肴，还可以收到长辈给的压岁钱，把花花绿绿的糖果塞满口袋。

除夕前一天，妈妈睡得很晚。她把全家的新衣服拿出来，挨个儿检查，看看扣子需不需要重新钉一遍。我们姊妹三个兴奋得睡不着，抢着凑到妈妈跟前，摩挲自己的新衣服。妈妈假装生气地喊：“别捣乱，赶紧睡！”妈妈嘱咐说，明天就要过年了，说话要捡着吉利话说，我们窝在被窝里嘻嘻哈哈地笑着，早把妈妈的嘱咐抛到脑后了。

除夕早上，爸爸妈妈起得很早，做好早饭顾不上吃，就忙着洗鱼切肉择菜。我自告奋勇帮爸爸擦玻璃，大嫚帮妈妈择菜，三嫚拉着风箱烧火。不一会儿，我就嚷着胳膊酸了，爸爸笑着说：“别干了，去炕上吃瓜子吧!”于是，我像个小馋猫儿蹿上炕了。

临近中午，爸爸熬好了糨糊，我们一起把红红的对联贴在了大门上，照壁上也贴满了大红的“福”字，还有五彩斑斓带着细长流苏的贴纸。一阵风吹来，它们像穿着花裙子的仙女一样飘摇着。到午饭时间了，雪白的米饭冒着热气，妈妈亲手做好了丰盛的“赶年菜”，里面有大白菜、豆腐、猪头肉、粉条。吃了“赶年菜”红红火火，祈愿新的一年万事顺利，幸福如意。米饭就着“赶年菜”，很香很香，现在想起，我还禁不住流口水。

傍晚时分，爸爸把暖在炕上的鞭炮拿上了平台，系在竹竿上。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里，我们几个吓得捂了耳朵躲在了锅台边。此时胖乎乎的饺子也下锅了，饺子馅有好几种：红枣，寓意能起早；糖块，吃了来年有甜头；有一分、二分的硬币，谁吃到了来年就会发大财。热气腾腾的饺子出锅了，妈妈用提前准备好的碗盛好了先供奉在灶台上，拿酒朝地上浇一些，然后喊我们过去磕头。磕完头就开始吃年夜饭了。有鱼，象征着年年有“余”；有菜，象征年年发“财”。我以最快的速度吃完饺子，这时，大嫚、三嫚也吃完了，我们争先恐后地抢着问：“爸过年好！妈过年好！”爸妈笑眯眯地从兜里掏出崭新的压岁钱递给我们。摩挲着崭新的压岁钱，我们兴奋得手舞足蹈。帮妈妈收拾好碗筷，我们换上新衣服后，就准备跟着爸爸出门拜年了。妈妈要留在家里接待来拜年的亲戚们。临出门时，我还不忘嘱咐妈妈：“妈，千万别把那些好糖分没了。”

夜晚的村庄灯火通明，家家户户灯光大开，长长的胡同里挂满了红红的大灯笼。胡同里人来人往，全是走街串巷忙着拜年的人群。相遇的乡亲们总是相互抱拳问好，真挚的情感流淌着温暖。最喜欢去本家大妈家拜年，大妈家有个在大城市工作的姐姐，总带回一些花花绿绿的糖果，那些糖果对喜欢收集糖纸的我有着致命的诱惑。

等拜年回来，已经很晚了。虽然走了很多的路，但一进家门我们仍像打了鸡血似的，眼睛瞪得贼亮。我趴在炕沿上，和大嫚三嫚比赛谁收的糖果多，谁的糖果纸好看。还没显摆完，眼睛就睁不开了，胡乱扒个窝就睡了。

慢慢地我长大了，去外地求学、工作、结婚生子，渐渐远离了家乡原始淳朴的过年方式。

老家淳朴的过年气氛是最美的，有着老家特有的年味，有着老家淳朴的乡亲乡情。好想回到从前，回到那个扎着马尾的童年时代，站在老家的屋檐下，看着贴好的大红对联和忙碌的家人，饱含深情地喊：“爸妈，我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