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荣起

上世纪70年代末，伴着恢复高考的东风，久违了的读书风气重回校园。我当时任教于栖霞四中，发现好多学生因为适合他们课外阅读的书太少而苦恼。作为语文教师兼班主任，我在学生中发起成立了一个文学兴趣小组。

我事先在《中国青年报》和《山东青年》月刊中，选取反映校园生活的文章，一人读、大家听。全省乃至全国的学子们刻苦读书、立志成才的事迹和好文章，鼓舞着小组的每一个成员，大家听后都跃跃欲试。我觉得培养他们写作兴趣的火候到了，要求每人每周写一篇“周记”在小组交流。出自同伴之手，反映身边的人和事，自然让学生们感觉比报纸上的文章更有亲切感。作品受到老师和同学肯定者，极想与更多人分享，于是我搭起另一个平台——《新芽》手抄报。手抄报张贴在教室后墙，课余饭后，总有好多人围观点评，大家学习语文的兴趣悄然增加。1980年暑期，这届学生迎来了毕业（当时是高中两年制），高考中，语文不出意外地取得了理想成绩。

80级新生到来，我担任2班和5班两个班的语文课。其中5班学生基础较差，我便因势利导，把上一届的语文兴趣小组在这个班延续下来，改《新芽》手抄报为油印小报。课堂作文教学与课外读写活动紧密结合，全班很快兴起一股学语文热。我曾以“妈妈的心”为素材，让同学们自己命题创作，发现一批有真情实感的好文章。

最突出的是王丽云同学的《买花裙的悲欢》，在《山东青年》第10期上发表，在校内引起不小的反响，社会上的反响更是始料不及，信件像雪片一样飞来。记得一位战士在来信中说：“我在南方遇到好些同志瞧不起山东兵，说山东穷、不文明。你优美的文章反映了如今山东的新面貌，改变了同志们的世俗观点，是我们山东兵的自豪。”

可惜的是，1982年期末考试后，王丽云因家庭困难，毕业后就回乡务农了。以至于新学期到来，全省中学生习作颁奖大会邀请函到来时，校长只能安排我去济南领奖。到达省第一招待所后才知道，全省从大约两万件参赛作品中评出一二三等奖共100名，现场领奖的只限一二等奖的30名学生和3名教师。烟台地区有7人获奖，王丽云的作品获一等奖。

颁奖大会期间，我得知莱阳九中两名获奖学生都是文学社的社员。我第一次听说校园里有文学社这个组织。当参观了他们办的手抄报和油印的《拓荒》会刊以后，我豁然开朗，这不就是我们语文兴趣小组和《新芽》报的翻版吗？回校后，我征得校领导的支持，将文学兴趣小组顺利过渡为新芽文学社，社员扩大到全校的文学爱好者。《新芽》报成为校园绽放的一支文学新葩，社员从起初的二三十人发展到七八十人，学生们的写作水平都有了明显提高。据不完全统计，仅1984到1986两年多时间内，文学社成员的文章被市级以上报刊选登的就有10多篇（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