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回

俗话说：冷水的蛎子热水的蛤。腊月正是“天凉蛎肉肥”的时候。

平时，哥哥都在家附近的海沿儿打蛎子。但大连市区赶海的人多，海蛎子个头长得又小。为了春节前多打些，他们几个小伙伴商量，决定上离家20多里的石槽去打。

石槽村在大连市区最东端。那儿海岸线曲折，礁石众多，与海水形成无数岬角形海湾，最重要的是这儿有河，两合水最适合海蛎子生长。这里的海蛎子不但个头大，而且数量多。

时值1948年冬，当时我家住在大连西岗，父母靠卖菜度日。白天在街头上站了一天，人又冻又饿。到了晚上天更冷了。这样的天，非但有事，人一般都猫在家里，很少出门，但父母为多挣几个戈子（音，指钱），仍在昏黄影绰的路灯下靠着，为的是等那些下了夜班的苦力从菜摊路过时，蹦星的总有那么一两个人顺带捎点菜。父母每天回家都接近半夜。

那天，妈妈刚回家，哥哥就把去石槽打蛎子的事跟母亲说了。那夜西北风特别大，天上又飘着小清雪，这样的天往往是干干冷。母亲本不想让哥哥去，但看他态度坚决，况且已和别人约好，也不再说什么。为了赶潮水，午夜刚过，哥哥便提着小桶刨钩，急匆匆出了家门。

那一夜，年仅14岁的哥哥赶海丢了性命。

哥哥的死完全摧垮了母亲，她整日以泪洗面，精神恍惚，不能干活，像变了一个人。无奈，父亲只好带着全家离开大连，回到烟台老家。

哥哥走的那年，我刚好1岁，没有记忆。我是后来从妈妈断断续续的讲述中知道了我还有个哥哥，也知道了哥哥的那些事。

在妈妈眼里，哥哥从小特别懂事。1945年前，大连仍在日本鬼子统治下，日语是学校主课。而有些学校就是日本人开办的，他们在学校大力推行军国主义和奴化教育。妈妈多次和我说过这么一件事：在龙口路住时，父母曾给哥哥认了个干妈，干妈有个儿子，原本知事明理，就是因为上了日本人办的中学，结果学坏了。毕业后当了伪警察，与鬼子沆瀣一气，欺压百姓。哥哥起根就不喜欢那些日本人，我们家附近有不少日本家庭，哥哥从不与那些日本人主动搭言，也不喜欢登日本人开的影剧院、舞厅、寿司店的门。现在又看到学校把一个好端端的孩子教育成那样了，更不想上那样的学校了。况且父母卖菜连温饱都难维持，哪有多余的钱供他念书？所以哥哥打小没上过学。

哥哥的懂事还表现在对弟妹的态度上。哥哥有三个妹妹，就是我的姐姐们。有一次，一个大孩子欺负我大姐，那时哥哥才七八岁，出于小小男子汉的豪气，为了保护妹妹，他与那个高他一头的孩子动了手，即便浴血奋战，终因力气不济，头被开了瓢。

大连的自来水在街上，为给父母减轻负担，哥哥和大姐很小就开始抬水，哥哥总把水桶往自己那头使劲挪。那时大连生活艰苦，吃的饭以高粱面和稀饭为主，有点杂合面馒头，哥哥也总把这些让给父母及妹妹吃。他帮父母去卖菜，那活又脏又累，哥哥不怕。父母不舍得他，给他买个肉伙食，他不舍得吃，带回来，一分三瓣，三个妹妹一人一份。妈妈说哥哥从小就有大人样。

哥哥心地善良。我们住的地方有个来自山东曹县的刘姓人家，和我家轧对门房。他家也有个和哥哥相般大小的儿子，我们叫他勾勾。那一年，两人一块去赶海，勾勾光顾忙活了，被困在一块礁石上。他不会游泳，哥哥不顾水深浪大，游过去，奋力把勾勾救了回来。还有一次，勾勾摔断了腿，在床上躺了几个月，勾勾爸妈忙着到处打短工，没时间管他，都是哥哥抽空去照顾他。新中国成立后，勾勾当了兵，念哥哥的恩，还专程到烟台拜访我父母。

在龙口路住时，我们认识一对来自掖县（今莱州市）的母子。儿子小名叫波子，和哥哥同岁。波子刚出生不久，父亲便因病去世，母子相依为命。那个掖县女人由于严重缺乏营养，极瘦，特别是腰，似乎两只手就能把那腰卡过来了，街上有人送她“蚂虮阳子腰”的绰号。大连和烟台都称蚂蚁为蚂虮阳子。女人因身体太弱，基本干不了活，波子小小年纪便扛起养家重担，捡拾破烂维持两个人生计。哥哥常领波子上俺家吃饭。海蛎子有营养，哥哥打了海蛎子，把大头交给父母卖，留下一些送到波子家。一次，一个中医要用蜂蜜等东西配伍给波子妈治病，他们买不起蜂蜜，哥哥就和波子一块上山捅马蜂窝。蜂蜜有了，但帮助人的哥哥却被蜇得鼻青眼肿。

哥哥只给妈妈当了14年儿子，却让母亲念叨了他一辈子的好。母亲生前常说：“我心太狠了，天那么冷，是我让孩子去赶海的，是我害死了你哥哥呀。”说完这句话，往往还要加一句：“孩子那么小，一天福没享，老天爷怎么不让我替他去死？”每每至此，母亲双眼茫然，老泪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