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中海/口述 刘甲凡/整理

一

1933年冬天，我出生在牟平一户贫苦的渔民家庭。家里没有土地，打我爷爷那辈算起，都是靠着一条舢板在海上打鱼为生。风里来浪里去，还是难以维持一大家子人的温饱。遇到灾荒年月，我奶奶和我妈妈就领着孩子到四乡讨饭。1945年，家乡解放了，我们家才逐步过上了安定的生活，我也在村干部的照顾下读了两年小学。

1949年11月，人民政府组织发动大参军运动，父亲当即让我报名参了军。那一年，我才16岁，被分配在牟平县地方武装部队。

1950年1月，我们胶东子弟兵团500多人，集体转入驻威海海军教导队（海军学校），主要学习舰艇航海常识、武器装备操作技术，以及长距离游泳等体能方面的训练。

这次学习进行到5个多月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我们海军教导队的全体学员，又集体转入驻长岛野战部队101师，进行高强度的野战训练。由于在训练中表现优秀，我荣立三等功。在紧随其后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号召下，大家纷纷写决心书报名入朝参战，不少战士还咬破手指写下血书，誓与美帝国主义血战到底。

1951年2月，我们101师从水路进入东北，秘密到丹东集结，于夜间通过集安鸭绿江大桥进入朝鲜境内，随即被编入第九兵团27军，我分工背负6发迫击炮弹。那时候，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已经结束，第27军减员严重，我们是成连、排建制补充进来的。因为第二阶段的战斗即将打响，我们便马不停蹄地赶往金化集结。

在行军的路上，我们遇到了敌机的空袭，投下的炸弹在距我卧倒的水沟旁边5米处爆炸了，掀起的土石块把我埋了个严严实实。和我同班的内蒙古籍战士小张，他身上背的反坦克炸药包被引爆了，刚才还活生生的战友瞬间血肉横飞。这是我们入朝作战牺牲的第一个战友，他才18岁，参军刚刚3个月。我满腔悲愤，打败敌人的决心更坚定了。

二

第二阶段战役一打响，我们27军经过7昼夜急行军（为防敌机空袭，多数时候为夜间行军），向前推进到昭阳江以南地区。就在此时，前4次战役中受到重创的美军通过总结经验，基本掌握了志愿军后勤保障不足、只能搞“礼拜攻势（每人背7天给养）”的特点，在我军人员疲惫、粮弹将尽的关口，突然开始了大规模反攻，集中优势兵力气势汹汹地从正面和两翼包抄了上来。敌人还利用其极为优越的机动能力，在我军身后空投下精锐部队。就这样，我们27军被阻隔于富坪里以南、洪川至麟蹄公路东西两侧地区，形势极为严峻。这种情势下，志愿军总部下达了全线撤退的命令。但敌人的机械化程度很高，向前进攻的速度极快。我们27军尚未开始转移，即被敌军插至纵深，处于三面受敌的状态。

我们27军不愧为抗美援朝部队的十大王牌军之一，军长彭德清是从九死一生的战斗中锻炼出来的老红军，他临危不乱，指挥其所属的79、80、81三个师交替掩护、梯次撤退。

惨烈的突围战开始了。5月24日，我们团以班为作战单位，分布在公路西侧的山坡上，阻击从南面进攻上来的敌人。听副排长说，这里的地名叫定平郡（音）。这期间，我从60炮班调整到3排9班，分配到了一支八连发的美式自动步枪和100发子弹。因为平日训练时我投弹水平较高，班长又把3箱木柄手榴弹（每箱30颗）交给我负责。

早晨8点多钟的时候，我们还没来得及抢修工事，敌人就从南面攻上来了。这是一支美军部队，一个个都是蓝眼睛黄头发，嘴里“呜哩哇啦”喊着一些我们听不懂的鬼话。当他们冲到距我们100多米的时候，我们副排长把机枪打响了，一下子把敌人撂倒了十几个。其他敌人马上卧倒，集中火力向副排长这边打过来。因为没有掩体，副排长当即腹部中弹壮烈牺牲。随着班长一声令下，战士们一齐开火。我把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向敌人扔过去，一下子把敌人打倒一大片，剩下的敌人撒丫子撤了下去。

趁着敌人退下去的当口，班长带领我们8个战士迅速向山坡上面移动了几十米，那里的地形更利于我们防守，相对松软的土质也便于我们抢修掩体。我们刚转移到新阵地，敌人的炮弹便铺天盖地向我们原来的阵地打过来，一时间，土石横飞、遮天蔽日，连几棵碗口粗的松树都被拦腰截断了。

敌人的炮击一停，成群的敌人又冲上来了。我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敌人，等他们进入我投弹的距离之内，我就用力把手榴弹投过去，每一颗手榴弹爆炸都能撂倒几个敌人。有时候敌人相互之间拉开了距离，我就首先在他们左右两边各投一颗手榴弹，赶着他们往中间挤。等他们凑成堆了，一颗接一颗手榴弹快速扔过去，每每把他们炸得鬼哭狼嚎，横尸一片。就这样，我们在班长的指挥下，敌人打炮我们就赶快转移阵地。炮击一停，我们就跳进炮弹坑严阵以待。敌人冲上来了，我们就枪弹一齐开火把他们打下去。

大约两个钟头过去了，我们一共打退了敌人五次疯狂的进攻。阵地前手榴弹爆炸点周边，横七竖八躺下的敌人足有七八十个。同样，我们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每打退敌人一次冲锋，都有我们自己的战友壮烈牺牲。他们大多是和我一起从胶东子弟兵团走出来的好兄弟，都和我一样正处于朝气蓬勃的大好年华。如今，为了祖国平安昌盛，为了人民安宁幸福，长眠于异国他乡荒凉的山坡上，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

敌人的第六次冲锋又开始了，阵地上只剩下我和班长两个人。我手边的武器只剩下一颗手榴弹，班长的卡宾枪里的子弹也只有两发。敌人冲上来了，看到我们只剩下两个人，就怪腔怪调地喊着生硬的中国话要我们投降。班长用最后的两颗子弹又打倒两个敌人，趁着敌人卧倒的机会，他一把夺过我手里的手榴弹，然后对我厉声喝道：“我命令你，马上去向连长汇报！告诉他，我们的子弹没有了！我们的人也死光了！”可我怎么能丢下班长一个人撤下去？我决不能做那样的怕死鬼！看到我还在迟疑，班长猛地一头撞过来，我一下子立脚不住，就踉踉跄跄跑下了一段20多米远的陡坡。当我隐身树林，向阵地那边看过去，只见阵地上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声，几具尸体腾空飞起，班长就这样为了掩护我壮烈地牺牲了。

三

我跑出了敌人的火力圈，可不知道大部队在哪里，就努力辨别着方向往北跑。跑出树林又走了约30里路，天黑了下来。就在这时，我遇到了我们文登籍的副指导员。他多处受伤，一条腿被打断了，半躺在一个土坎边，已经不能动弹了。我走过去和他打招呼，他就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放，要我想法带他一块离开这里。那时候，我们每个班都发了几把“高丽斧”，很锋利，以备修掩体时砍树用。从阵地上下来时，这把斧子还背在身上。我就到山坡上砍了几棵松树，解下绑腿扎成了一个简易担架。时候不大，又过来两个撤退下来的战士，我就请他们帮我把副指导员抬走。虽然我们都是一天水米没粘牙，疲惫不堪，但战友的性命比什么都重要。就这样，我们三个轮换着抬，又往前走了大约有10里路，恰巧遇上了一个前线救护医院。我们把副指导员交给了他们，并在这里喝了两碗高粱米稀饭，算是缓过一口气来。

稍作休息，我就继续看着北斗星往前走，因为我知道，这里还在敌人的大包围圈当中，随时都有遇上敌人的危险。黑黢黢的夜晚看不清路，我深一脚浅一脚不知绊了多少跟头。饿了就勒一勒腰带，渴了就喝几口山沟的流水，困了就找个背风的土坎蜷曲着迷糊一阵子。天亮了，我就赶紧找个隐蔽的地方藏起来观察，当确认绝对安全的情况下，才匆匆赶一段路。

第二天，走到一个叫羊口市（音）的村子，在村子外边的公路上发现了4包大米。从稻草编制的草袋来看，可以确认是朝鲜人民军撤退时落下的。我欣喜若狂，赶紧用干粮袋装了约20斤大米，跑进村里唯一剩下的空房子里，急火火地生火煮了一锅米饭。虽然米饭半生不熟，我还是狼吞虎咽地吃了个饱嗝连连。

就这样，风餐露宿、忍饥受饿、昼伏夜行，经过8天的时间，我终于走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找到了自己的部队。当我按照班长的嘱托要找连长汇报情况时，原来的连、排干部却一个也没找到。过了一段时间才确知，我们这个连队活着回来的就我一个。找不到熟悉的领导，再加上我的性格本来就木讷寡言，定平郡那场阻击战的经过一直闷在肚子里，从未对任何人提起过。说实在话，也确实没什么值得炫耀的，当年朝鲜战场上类似的战斗场景比比皆是，像我们班长那样壮烈牺牲的无名英雄数不胜数。1952年4月20日，我被朝鲜人民军总部授予“五次战役三等功”奖牌。

四

1952年秋天，因常年在阴暗潮湿的坑道生活，我浑身长满了疥疮。同时，因水土不服长期拉痢疾，身体彻底垮了。这种情况下，我被安排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警卫团治疗。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病情得到缓解，我就主动要求带着一班人到山上烧炭，解决志愿军总部冬天的取暖问题。因为我在这一阶段表现出色，被志愿军后勤部评定为二等功。

1954年，我随部队撤回到鸭绿江祖国一边，接防由苏军驻守的拉古哨37高炮阵地。第二年秋天，正式复员回到家乡。

一切又回到了原点——打鱼、种地、结婚、生子，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朝鲜战场上的那段经历，被我深深地压在心底，从不曾对村里人讲起，就连老婆孩子也很少提起过。因为我打心底里觉得，决不能为此而炫耀自己。如果那样的话，怎么对得起长眠于异国他乡的战友！

从1956年开始，抗美援朝战争题材的电影陆续上映，记起名字的有《为了和平》《上甘岭》《英雄儿女》《斩断魔爪》《三八线上》《奇袭》《打击侵略者》等等。每次听到这些电影上映的消息，不管跑多远的路我都要赶过去看。放映一部电影通常是一个半钟头，我每次都是从头到尾站着看完。别人不会理解，我是用这种方式为牺牲在朝鲜的战友肃立默哀。

也是打这时起，我这一辈子只喜欢唱两首歌，一首是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曲《我的祖国》，再就是电影《英雄儿女》的主题曲《英雄赞歌》。尽管我已过了耄耋之年，可每当哼起这两首歌，浑身的热血瞬间就会沸腾起来。你听，这旋律多么激昂悲壮——“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