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为刚

我的老家招远东北乡，人们习惯称从事某种职业或具有某些特点的人叫“某某客”。如，我的父亲抗战时期从事地下工作，而那时做地下工作的标配是腋下夹着或肩上背着一个包袱，所以人称“包袱客”。还有人嘴上说得漂亮，就是不干实事，人称“嘴子客”。我的大姑父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只因精通一门手艺——炸面鱼，所以人称“面鱼客”。

奶奶家和大姑家虽然是相邻的两个村，但奶奶家住在东面那个村的村西头，大姑家住在西面那个村的村东头，两家相距不过1里多地，翻过一个小山岗就到了。小时候，奶奶常带我到大姑家串门。一进大姑她们村，村里的人便指指点点：“这是到面鱼客家的。”

大姑家除了有几亩薄地，还有一门祖传的炸面鱼的手艺。炸好的面鱼，可以卖，一手收钱，一手卖给你面鱼；也可以换，是用晒得很干的麦粒折价换面鱼。在这一进一出中赚些差价，积累了一些财富，日子比一般农家过得殷实些，所以划成分时被划成中农。在还没有公社化那些年，除了农忙时节，炸面鱼、卖面鱼、换面鱼成了大姑家的主要营生。

炸面鱼虽然说是一门手艺，但需要起五更，爬半夜，挣得也是一笔辛苦钱。常常是头天晚上发好面，第二天一大早起来炸面鱼。下面火烤，上面油熏，面鱼炸好了，天已大亮，大姑父就挑着担子出了门，走街串巷卖面鱼、换面鱼去了。

大姑父卖面鱼的家什我印象深刻，那是一个特制的椭圆形大花装篓，约1米高，为了减轻装篓自身的重量，编匠在编织装篓时将主体镂空，装篓的内壁贴着高粱秸编织的席片。炸好的面鱼贴着大花装篓的内壁，一层一层地整齐码放。因为是吃的东西，为了防尘，最上面再盖一层布。担子的另一头则装着杆秤和面口袋之类的东西。

农村做买卖，大多有个招牌或者道具，卖糖的敲锣，买豆腐的敲梆子，卖面鱼的没有什么道具，就靠大嗓门吆喝。大姑父个头不高（也就是一米六多点），但嗓门不小，正应了农村那句粗话“矬人声高”，只要进了一个村，亮开嗓门一吆喝，半个村子的人都能听到他那穿透力很强的吆喝声：“卖面鱼来——”“换面鱼来——”

在那个年代，面鱼算是上档次的面食，一般人家是不能经常当饭吃的，只有家中待客或是给老人、小孩改善一下生活，才会去买或换几根面鱼。因此，大姑父挑着面鱼担子每天总要走上几十里路，穿过三五个或七八个村子，才能卖完这一担子的面鱼。

那时候，大姑家有3间正房，东西两厢，东厢专门辟出做磨坊，西厢养牲口、放杂物。小时候很喜欢跟着奶奶去大姑家，只要奶奶说要去大姑家，我便屁颠屁颠地跟着走了，因为大姑家炸的面鱼真的是不可多得的美食。大姑家的面鱼十里八村有名气，娇黄的面鱼洋溢着花生油的清香，薄薄的两层皮，里面绝没有厚厚的死面疙瘩，吃到嘴里，外焦里嫩，又脆又筋道。

我参加工作以后，经常回老家走走亲戚，尤其在春节前一定要去大姑家，大姑一定会特意炸些面鱼给我留着。我带回来分享给城里的其他亲友，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不愧是面鱼客家的面鱼，就是好吃！”

公社化之后，中国农民过上了集体化的生活，村庄对外的名称也带有军事化的意味，叫大队、小队。大集体的社员若想外出赶个集、探个亲什么的，都要请假，若想走街串巷卖面鱼更是痴心妄想，大姑父就成了生产队的好社员。大姑父这人，个子虽然矮小，但干活不惜力气，犁、耢、耧、耙，样样农活拿得起放得下，放在哪里都是一把好手。

有一年，上级要求每个生产队都要找一个管理各家各户厕所的人，说白了就是掏大粪的。队长在全体社员大会上征求大家意见：“谁愿干？”全队三四十个整劳力没人吭声，生产队长的目光落到坐在角落里的我大姑父身上，叫着他的名字说：“要不你干吧！”

“我要回家商议商议。”大姑父嘴里嘟囔了一句。村里人都知道，家里的事都是我大姑做主。

大姑和大姑父是身材和脾气相差较大的两口子，大姑身材比大姑父高，嗓门和脾气也比大姑父大，在大姑父面前，大姑显得有些强势。比如家中教育孩子的事，一般是由大姑负责，在大姑对孩子们发火的时候，大姑父常在一边小声地嘟囔着：“你望望，你望望，又发火了，又发火了。”这次回家商量挑大粪这事儿，大姑权衡利弊，竟然同意了。

别看掏大粪是个又脏又累的苦活，但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胜任的。那时的农村，厕所是最脏、最埋汰的地方，条件好些的在厢房的一角，挖个坑，埋上两个陶制的罐子，前面的盛尿，后面的装屎，这样的好处是下雨下雪天，不用雪打雨淋。大多数人家的厕所则是在院子的一角挖个坑，埋上两个罐子，讲究点儿的垒上半截儿的土墙挡一挡，大多数人家则是围上一圈儿玉米秸秆挡挡就算完事。无论什么样的厕所，隔着老远就能闻到呛人的骚臭味。要说厕所是农村最脏、最臭的地方，恐怕没有人反对。

熟悉农村生活的人都知道，挑大粪这个活儿，是个“好汉子不想干，赖汉子干不了”的活儿，首先你要一不怕臭，二不怕累。每天天刚亮就要挑着粪挑子，走家串户收集人粪尿，然后挑到生产队的大粪池子里。长年累月地与人粪尿打交道，身上就有一股味儿，这是许多人不愿干这活儿的主要原因。挑大粪挣的是固定的工分，而那些在生产队干活的，除了不用整天闻臭味，还可以干些超定额的包工活儿，挣些超额的工分，两相比较，绝大多数人不愿去干挑大粪这活儿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当然，挑大粪也是个考验心眼儿正不正的良心活儿。过去农村有句俗话：“得罪队长干重活，得罪会计笔头戳（计算收入分配时做手脚），得罪挑大粪的两勺顶一勺。”那是因为一家一户的粪便挑到生产队的大池子里，是要按重量计算工分的，挑大粪的报上多少就是多少，所以才有了“得罪挑大粪的两勺顶一勺”的说法。

大姑父是个勤奋公正之人，早年卖面鱼养成的“童叟无欺”的职业道德，也体现在挑大粪这件事上，他对各家各户一视同仁，该是多少就是多少，不偏不倚。对每家每户的厕所也打扫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颇得社员好评。

就这样平平淡淡地掏了几年大粪，有一年，上级要从农村基层评选一名优秀厕所管理员，没想到，这个大彩球砸到了大姑父的头上，大姑父成了地区一级的劳动模范，还去专署所在地参加了劳模大会。这可是大姑父人生的高光时刻，这个一辈子也没走出过十里八村的面鱼客，不光去了县城，还去了专署所在地的“大城市”。这可是大姑父家八辈子也没想到的大好事。

我是在大姑父参加完地区的劳模大会后，才知道这个消息并见到了刚刚回村的大姑父。大姑父戴着一顶城里人才戴的蓝色华达呢帽，穿着一件白色对襟的小褂，脸红扑扑的，整个人看上去很精神。他拿起半柜上一张硕大的彩色纸张，那是一张上面盖着红色印章的奖状，大姑父拿着奖状对我说：“吃了几天好饭，给了这个奖状。”

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农民又多了一些选择活路和支配时间的权利，已经五十出头的大姑父心头又“痒痒”起来，因为他是一个会手艺的面鱼客，他和大姑商量：“要不咱还炸面鱼？”

大姑点头答应。过去了若干年，祖传炸面鱼的手艺没丢，一些家什虽然已经所剩无几，但留下来的收拾收拾还能用。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炸面鱼的生意又开张了。

大姑父重新挑起担子走村串户，十里八村的街巷里又响起了面鱼客的吆喝声。几十年过去了，这声音里有了些许变化，多了几分浑厚，添了几分沧桑。

面鱼客再次挑起了面鱼担子，但是这一次有些事与愿违，时隔多年之后的复盘，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过去一担面鱼半天或大半天就卖完了，现在一天也卖不完。回家分给孩子们吃，吃了一段时间，孩子们也吃不动了。

“这是怎么回事？”“要不咱们到集上去看看？”

老两口来到了附近村里的大集上，大集的规模比过去又扩大了，集上也有不少炸面鱼的摊位，只见那些年轻的摊主支着一口电炸锅，可以自动控制温度，不用担心火急了面鱼炸糊了，自动控温的发面机也不用担心发面发酸了。炸面鱼的年轻人也不用扯着嗓子吆喝，而是放着音乐，有的甚至随着音乐的旋律扭动着身子……

看着这情景，老两口似乎明白了自家面鱼不好卖的原因了，他们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回家了。

大姑家的生活又恢复到了以前，在责任田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像村北的小河一样，一天天流过，大姑父的体力也远不如从前，但乐观依然伴随着他，有时看到大姑发火，大姑父还会在一旁小声地嘟囔着：“你望望，你望望，又发火了，又发火了。”

大姑父八十岁大寿那年，我们兄妹几人去给他过生日。那天，他的子女和孙子辈差不多有二十几人到场，也没去外面的饭店，就在家里摆了两桌，西间的炕上一桌，是大姑和一帮女客，正间的一张长条桌坐满了儿孙、女婿等男客，酒酣耳热，大家鼓动大姑父来一段京剧。脸上红扑扑、笑眯眯的大姑父也没怎么推辞，即席唱了现代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的一段“提篮小卖”，虽然没有伴奏，但是仍能看出他年轻时的一些功力。

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姑父的身体越来越不如从前了，曾经挺拔的腰杆儿变得越来越弯了，从侧面看去，整个人像一个大问号。要是有人与他搭讪，他已不能从正面看人，而是要侧身歪头，才能看清来人，再搭话。

两年前的腊月，一个朔风呼号的夜晚，大姑父家的老屋里传来一阵阵吆喝声：“卖面鱼来——卖面鱼来——”这久违的吆喝声断断续续地响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大姑父家的院子里，传出二踢脚“嘭——啪”的炸响声，邻居们叹息一声：“面鱼客走了！”

招远东北乡最后的面鱼客走了，享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