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七修

我大哥是个农民，脾气倔，说话直，生活中不苟言笑。

母亲生前说大哥是“土驴不拔撅，拔撅跑满山”那种人。

我们全家1959年响应国家“城市人口疏散到农村”的号召，母亲带着七个孩子从天津回到老家——牟平县城关公社顺正里。当时，天津有关部门承诺，一年后全家可以从农村再返回天津。

1960年全国闹灾荒，返回天津的承诺成了泡影。春节的时候，父亲从天津回家，全家人高兴得很，尤其是我们这些孩子，可以吃到久违的天津小食品，仿佛又回到了在天津生活的美好情景。

父亲心情特别愉悦，一是看到孩子们没有因闹灾荒面黄肌瘦不健康的样子，二是我大姐李玲修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录取，节后就去报到。

除夕之夜，第一锅饺子刚下锅，父亲对大哥说：“你去把村西李培成请来，让他带着胡琴来，你大姐唱几段吕剧，全家人一起热闹热闹。”李培成是村里拉坠琴的人。

站在锅台旁看下饺子的大哥却说了一句：“我不去。”

父亲不解地问：“你为什么不去。”

大哥说：“我等吃了饺子再去。”

父亲很扫兴：“你先去请人再吃饺子不行吗？包了这么多的饺子，保证有你吃的。”

大哥站在那里纹丝不动，眼睛始终没有离开锅里翻滚的饺子。

父亲提高了声音：“你这孩子倔脾气的毛病又上来了，今天非去不可！”大哥还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父亲当时是天津市中建螺丝钉厂的厂长，教育孩子的方式和一般工人农民不一样，不会脏话粗话连篇、拳脚相加，教育孩子的独特方式是打手心。父亲从面板上拿过擀饺子皮的小擀杖，对大哥严厉地说：“把手伸出来。”

母亲跑过来给大哥说情：“孩子是饿的，吃了饺子再去不行吗？又不是农村唱戏能误了场。”

大哥的手心留下了三道红印。

没想到事情并没有了结。父亲看到大哥在一旁津津有味地听大姐唱吕剧《拾玉镯》时，拿起一团棉花塞到大哥手中，不容置疑地说：“把两只耳朵塞上到厢屋去，站着听。”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每年过春节休假大姐都回家。晚饭后，我们兄弟姐妹都围在她身边，听她讲电影厂电影演员怎样对付红卫兵提出的问题，妙趣横生，令我们忍俊不禁捧腹大笑……这时，大哥突然说了一句话，把全家人都惊呆了。大姐反应过来后，火冒三丈：“宾修，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这要是让别人听见了……”

大哥可能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低头小声说：“我只是在自己家里说说而已，哪敢到外面说。”

那天晚上，大姐给大哥单独上了两个小时的“政治课”。

大哥是“文革”前的初中生，他学习好脑子聪明，是村里第一个有了大货车驾驶证和电工证的人。用母亲的话说，你大哥是属螃蟹的——肉在里头。

初中毕业时，班里学习比他差的好多同学考上了原烟台水产学校（位于现虹口宾馆西侧），毕业后都捧起了金饭碗，大哥却以2分之差，回农村端起了泥饭碗。

当时，农村基本没有什么文化生活，除了县广播站一日三次定时广播外，听个收音机都是很奢侈的事儿。

大哥利用在初中学过的物理知识，花一元五角钱买几个电容和电阻，插起了矿石收音机。虽然只能收两个台，但村里老百姓除了能听样板戏外，还能听到文艺节目，都乐此不疲地找大哥帮忙。于是，我们家成了“半导体收音机”制造车间，因为半导体收音机大哥还差一点揍了我。

大哥给邻居插收音机，特别仔细，不允许别人碰着。有一次我在一旁看着，对他说：“大哥这个零件是干什么用的？你拿下来我看看。”

大哥看了看我，从来不会幽默的他，说了一句电影《小兵张嘎》中罗金宝的台词：“看到眼里就拔不出来了！”说完，将半导体零件锁在抽屉里上山干活去了。我心里很不痛快，正在这时，炕上传来小鸡的叫声，那是大哥赶集刚买回来的。我掀开装小鸡的竹篓子，用手抓住一只小鸡的脖子，气哼哼地说：“我再让你叫，我再让你叫……”

傍晚我放学回家，还没走到家门口，母亲就喊住了我：“小七，你把你大哥买的小鸡给弄死了，他正在找你算账呢。”我听完撒腿就跑，生怕挨上大哥的巴掌。

母亲去世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回来送别母亲。按照当地习俗，我们轮流为母亲守孝三天。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牟平区一位知名企业家的夫人喜欢文学，是大姐的粉丝，非要请大姐吃饭聊聊文学。盛情难却，我和二哥二姐陪着大姐一同前往。

回来以后，发现大哥的脸拉得很长，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跟他说话爱答不理的。我们面面相觑，都蒙在鼓里。

后来父亲告诉我们，大哥对我们那天外出吃饭很生气，觉得在为母亲守孝这个特殊时期这样做，村里人会笑话的。因为是大姐让我们去的，他满肚子的气无处撒，都挂在脸上。

父母去世后，牟平老家顺正里只有大哥一家人。我住在莱山区，虽然与牟平只有15分钟的车程，但却很少回家。每年的中秋节和春节，我一定回去看望大哥和大嫂。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亲情更显珍贵。每次回去，我心里总有一些不悦，大哥从来不开口留我在家吃饭，哪怕是几句客气话都没有。特别是大年初一我回村里拜年，看到邻居一大家子人热热闹闹的氛围，我非常渴望，可依旧听不到大哥留我吃饭的邀请。大年初一的中午，我都是被朋友和同学请去吃饭的。

我对大哥有了重新认识，是在二哥去世的时候。

二哥是在烟台的家中突发心脏病去世的，从发病到被送到医院抢救，前后不到两个小时。大哥从牟平赶到医院时是半夜12点，二哥早已没有了生命迹象。

7月的天气闷热难熬，大哥站在抢救室床旁，看着二哥足足有五分钟……然后从口袋拿出一块白手绢轻轻地擦着二哥脸上的水珠，一下一下地擦，很慢很仔细，像是二哥在睡梦中生怕把他惊醒，然后领着我们几个给二哥穿衣服。等一切结束时，大哥全身的衣服像是在水中捞起来似的。他突然朝着二哥大声地说：“大热天装什么家，不知道自己多大岁数了吗？”灯光下，大哥脸上的汗水和泪水交织在一起……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大哥流泪。

大哥一夜两天没有合眼，往返于芝罘和牟平之间，料理二哥的事。我们也都替他捏一把汗，毕竟他也是70多岁的人了。

看着大哥忙碌的身影，我想起了“长兄如父”那句话。关键时刻大哥有担当，成了全家的主心骨。

从那以后，我和大哥之间的距离无形中拉近了。有一次我回家，大哥主动留我吃饭，态度很坚决。这个邀请我盼望已久，两个小凉菜，一瓶普通白酒，我们兄弟俩喝得有滋有味。

大哥的酒量不如我，几盅酒下肚话多了起来：“老七呀，咱兄弟四个走了两个，就剩咱哥俩了，你要常回来陪着大哥喝两盅说说话，如今生活好了，好日子咱得好好过、慢慢地享受……”

大哥的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那笑容里我看到了人间美好的亲情、兄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