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淳

上个世纪30年代初，福山县（现福山区）诸留杨村尚是一个只有不过百户的小山村。和全国其他农村一样，村里人大多数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只有几户人家请过私塾先生。

杨曰周是土生土长的诸留杨村人，他的父亲和七叔都是前清秀才，他也读过几年私塾，曾在北京等地做过买卖，见多识广。他深切感受到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就萌生了要在村里盖一所现代学堂、让村里的孩子读书学习的想法。

建学堂可不是句空话，要有雄厚的资金支持，可军阀混战，所谓的政府只会鱼肉百姓，根本指望不上。杨曰周邀约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同伴，挨家挨户宣传鼓动，得到全村父老乡亲们的认同和支持，打算举全村之力建学堂。

杨曰周带头捐款，村民们也踊跃捐赠。当年的钱币形式主要是两种，一种是现大洋（银元）、一种是铜钱，一吊铜钱等值于一块现大洋。三块五块，八吊十吊……众人拾柴火焰高，每家每户尽己所能，竟然很快就筹得了近2000块现大洋。捐赠最多的是被称作“东洋客”的杨魁元，他一人就捐赠了1000块现大洋。据说在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期间，杨魁元在朝鲜半岛做买卖，他嗅得商机，购得一整船包括粮食在内的战略物资，又冒着巨大风险，把整船的货物运抵海参崴，为当地政府和居民解了燃眉之急，谱写了一段传奇。当年货物购于朝鲜半岛，杨魁元给儿子起的小名就叫“东洋”，村里人就顺理成章地给他们的家族起了个“东洋客”的绰号。当年青岛餐饮界规模最大的“顺兴楼”的掌柜李万宾也责无旁贷，捐赠500块现大洋。村民杨子宽把自家紧连着村庄西头的两亩多平坦肥沃的土地捐赠出来，作为建校的宅基地。所有捐赠人的名字和捐赠数目，都镌刻在学堂建成之后树立起的汉白玉功德碑上。

2000块现大洋，这在当年堪称巨款。如何用好这笔钱，在1500多平方米的土地上，建起一座像模像样的学堂，成了村里的头等大事。以杨曰周为主，与杨义铨、杨义伍、杨义俊、杨子宽等组成一个五人小组，具体负责学堂的筹建工作。

他们首先请来能工巧匠，杨曰周谈了自己的见闻和构想，和能工巧匠们一起，对学堂布局、房屋设计图等精心设计，反复修改。定下图纸之后，从备料到施工，他们都亲力亲为，选择最上乘的砖瓦石材木料，砌墙抹墙破天荒地用上了当年乡亲们闻所未闻、更没有见到过的“洋灰”（进口水泥）。施工方面，他们又引入了竞争机制，学堂布局是前后两幢房屋，北面一幢由当地口碑很好的“集贤帮”瓦匠建造，南面一幢则承包给100公里之外、以能工巧匠多闻名的“莱阳帮”瓦匠。两帮人马飙着膀子干，相互较劲，其进度和质量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和施工，1933年秋季，一座现代学堂顺利落成，并举行了盛大的落成典礼。村民、学生、乡绅，包括集贤乡（当年诸留杨村隶属集贤乡）乡长在内，大家齐聚一堂，仪仗队、铜鼓洋号，一应俱全；城里的摄影师也请来了，留下了一张一尺多长的珍贵的大照片，后又冲洗了几张，直到1967年，其中一张还完好无损地挂在当初捐赠土地的杨子宽家里。

学堂坐北朝南，前后两幢共12间华堂大屋。北面一幢六间，两个标准的教室，每个教室可放置20多套课桌椅，容纳40多名学生。南面一幢西端三间是一个标准的教室，东端辟出两间作为先生的办公室，中间辟作过道，通过半圆形的拱形大门，通向后院和教室。后院东西围墙之下筑起花坛，栽培月季、丁香等花草树木。

南面一幢建筑风格更是特色鲜明。高屋之上是厦式檐头，檐头之上东西两端各雕塑一座威风凛凛的雄狮，形象逼真，配上金属丝做的鬃毛，栩栩如生。厦檐中间，耸起一半圆形的矮墙，上书“留东学校”（“留东”是诸留东的意思）四个大字，两侧是长方形矮墙，分别书写着“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两组醒目的校训。

教室和办公室前后均是玻璃门窗，窗户外面还镶嵌着铁皮“雨挡”（一种保护窗户的装置）。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玻璃门窗不足为道，但在当年，广大农村家家户户都是窗棂子上糊白纸，玻璃门窗的“高端”可见一斑。

校园四周砌有高大的围墙，操场三面（北面是教室）的围墙略矮，南面砌有一个拱形的大门洞。

一个不过百户的小村庄，举全村之力自建这么一所在当年堪称高端大气的现代学堂，放眼整个福山县，也是屈指可数的。

学校建成之后，诸留杨村的孩子们有了读书学习受教育的机会和场所，从此也营造了诸留杨村较浓厚的读书氛围。除了招收本村学生，学校还吸纳了邻村部分孩子入学。

学校招聘的先生除本村学过几年武术的杨子宽任武术（体育）教师外，都是外聘的爱国知识青年，其中有一位叫郝文光的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对学生除传授文化知识外，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抗日战争爆发，郝文光带领诸留杨村和诸留后庄的热血青年，奔赴抗战一线。

新中国成立后，郝文光是青岛市教育局第一任局长，与他志同道合的爱人杨君（原名杨君竹）担任青岛一所中学的校长。

近百年的沧桑变化，诸留杨村的学校经过几次修葺、改建和扩建，原貌已不复存在。唯独学校西侧的围墙尚在，斑斑驳驳的围墙之上，自右向左，繁写篆体“读书不忘救国”六个大字仍依稀可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