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凤英

上世纪50年代初，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在太行山深处茂密的丛林中急匆匆走着一个人，他扛着一个农家粗布的行李卷，身穿一件旧夹袄，单薄的裤子有点短，千层底的布鞋还是新的。虽然他个头有点矮，但是从红扑扑的脸庞和走路的样子看，他是个身强力壮的年轻村民。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这也是他第一次走出大山，离开生活了21年的故乡，要到遥远的乌兰察布去谋生。

新中国成立后，山里的年轻人一批批支援国家建设，去了新疆、内蒙古、西藏，很少有人回来过。我父亲这一次走出大山，主要是为了挣钱供孩子读书。至于回不回村，他没有仔细想过。当他走过了村口，走上北沟岭的时候，他的脚步开始加快了。他要在晌午之前赶到阜平县城，这样才能搭乘上当天去定县的马车。到了定县还要坐汽车、坐火车，最终到达目的地——内蒙古铁路建设指挥部。

父亲到达目的地的那天早上，突然听到有人用老家的口音叫他的大名，回头一看，是他童年时候的玩伴——小蚊子。小蚊子说：“张赐达，以后我们就互相叫对方的大名吧，你叫我张文达，人家外头不兴叫小名。”两个人都笑了。张文达早半年到这里，他领着我父亲去指挥部劳资处报到。劳资处的同志问我父亲，是愿意做学徒工，还是愿意做养路工。父亲说，学徒工和养路工哪个挣钱多呢？那个同志说，眼下是养路工每月30元，学徒工18元。他又补充说，学徒工需要有点文化，养路工不需要文化，只需要力气。父亲说，那就干养路工吧，学徒工恐怕干不了。

父亲和张文达分别在不同的工区上班，父亲在桥梁工区，张文达在筑路队。那些在别人看来很辛苦的工作，他们感觉不怎么苦，因为他们都是吃苦长大的农民出身。

父亲干活肯卖力气，从来不耍奸使滑，领导和工友们都很喜欢他，叫他“小个子张”。可是干起活儿来，他比大个子都有力气。他们支部书记介绍他入了党，说：“可惜呀，你就是文化水平太低了。”父亲说：“我也想做个有文化的人。”书记说：“以后有时间你来我这里，我教你识字。”

不久，父亲就被上级调到集二铁路（内蒙古乌兰察布集宁南站至中蒙边境的二连浩特）桥梁工区工作，他们这些铁路工人的主要工作是建设集二铁路。

作为桥梁工区的工人，在铁路建设中主要是架桥，而架桥建设中最危险的就是放炮。由于父亲在晋察冀边区当过民兵，打眼放炮的活儿就落到了他的身上。这活儿需要胆大心细，特别是出现哑炮的时候，没有一定的经验是无法很好处理的。我曾经去父亲参建的霸王河铁路桥看过，那桥的边上有六名桥梁工人的墓碑，下面长眠着在架桥中牺牲的工友。

有一次父亲去排哑炮，他和工友刚刚走近炮眼的旁边，哑炮突然爆炸了，父亲被炸得晕了过去。经过抢救他捡了一条命，一起去的工友则被炸掉了一条腿。

集二铁路通车后，父亲因工作需要调回集宁北站工务段。为了建设复线经常铺铁轨，没有机械化的大型机械，只能靠人工一根枕木一根枕木地铺设，劳动强度很大，累得大家一个个腰酸背痛。工区为了加快进度，制定了每人每天铺设6根枕木的指标。父亲从小干活速度快质量好，结果创造出半天铺设8根枕木的优异成绩，被评为呼和浩特铁路局的劳动模范，选送到党校学习半年。就是这半年，父亲的文化课突飞猛进，达到了初中毕业的水平，为后来当上代理领工员打下基础。父亲没有工作方法，也不会发动群众，但他总是一个人埋头苦干。工友们看见他一马当先的样子，都跟着他学，每月都能按时按质量完成计划。

上世纪60年代中期，父亲回到集宁南站，当了一名扳道员。年岁大一点的人都记得《红灯记》中的一号人物李玉和，他就是扳道岔的扳道员。火车进站的时候，进入哪一个站台，调度室发出指令后，扳道员要把铁轨扳到应该的位置上，一旦出现失误，可能面临车毁人亡的严重事故。父亲白天拿着信号旗，夜里举着信号灯，默默无闻工作了十多年。父亲工作期间一直安全运行，从没有出过事故，被评为集宁南站的模范共产党员和五好工人。

1981年父亲光荣退休，回到太行山深处的阜平县苍山村。他说：“回乡务农了，当一个好农民也能报效国家，安度晚年。”

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他看见荒山无人治理，道路泥泞难行，于是自己主动承担村里修路和治理荒山的工作。

他每天上山开荒种地，种植耐旱的谷子和红薯，有时候不上山就自费修路。经过十几年的埋头苦干，村里的路和省道连上了，村里的石佛堂旅游景点开始营业了，山上栽满了枣树和柿子树。

如今父亲已去世了，父亲栽的树早就长大了。秋天一到，山上的柿子像红灯一样，在一片绿色中闪烁着，红枣更是村里人喜欢吃的食物。村里人都说我父亲是一个大好人，他一辈子架桥修路，造福于人们。父亲人走了，留下供后人享受的路、树和树上的果实。

当我想念父亲的时候，我就去火车站看铁轨。我想：全国的铁路是连接在一起的，眼前的铁轨一定连接着集二铁路，连接着父亲曾经建设过的铁路，这些铁路一定能把我思念父亲的心情传达给父亲。

当我想念父亲的时候，我就会回故乡看看，回到太行山的深山里，看看父亲修的路，摸摸父亲栽的树，尝一尝父亲栽的红枣和柿子，我的心就安静了，和见到父亲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