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非 撰文/供图

准确地说，彼时我们那个学校的中文系当称“中文科”，毕竟只是一所师范专科学校。不过，习惯上大家都说中文系，也就无可无不可了。

学校偏居一隅，匍匐在一片山坡上，那是芝罘略偏西南的地方。若是在京津沪那种都市，甚或省城，它都太不起眼了。然而，在我们这座滨海小城，作为当时唯一的高等学府，人们大都高看其一眼。初时主持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于文，就是红军时期的女干部，行政十一级，与地委书记差不多。后来进一步挖掘，方知学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的莱阳乡师，也算源远流长。

1958年学校升格为大专后，师资明显不足，山东师范学院、曲阜师范学院作为本省师范类高校，率先伸出援手，不少教师调了过来。三年之后，学校由莱阳北迁到芝罘，由莱阳师专改称烟台师专，地域的吸引力顿时显现。

刘家和张顺连夫妇就是那个时期从山师调过来的。刘家和乃四川大学研究生，讲授古典文学；张顺连为西南师范学院毕业，讲授现代文学。这两位生长于潮湿地区的四川人，由于不太适应济南的干燥气候，学校动员支援烟台师专时，毫不犹豫地背起了行装。

1961年夏天，山师毕业的陈吉厚被分配到了中文系，这位四川人的经历有些传奇。西南临近解放时，他正在老家万县，也就是如今的重庆万州区读高中。彼时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他某次外出，竟然被“师管区”，也就是所谓的兵役机构抓了壮丁。幸运的是，不久他就被二野三兵团十一军俘虏，成了“解放战士”。虽然两度从军，但他的行伍生涯始终是被动的。

那个时期，基层官兵普遍识字不多，高中生也算知识分子，陈吉厚很快成为了副排级文化教员。1950年7月，他随十一军军部及直属队调往山东，参与组建了北海舰队的前身海军青岛基地，授衔时为海军少尉。

陈吉厚考入山师中文系不久，就有作品面世，后来被山东人民出版社报告文学集《大山红旗》收录，小有名气。他虽然与刘家和夫妇为师生关系，但是作为海军调干生，彼此年龄相仿，又同为四川老乡，相互也就没了拘束，很是亲近。

1964年暑热时节，梅华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分到烟台师专。大她三届、一度留校成为其师的易朝志，为了爱情也从沪上追了过来。上世纪80年代，著名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先生曾对易朝志离开华东师大表示过惋惜。在那个铅字不易的年代，易朝志大学时期就发表过两篇论文，这也是他当年能够留在上海任教的重要原因。

易朝志也是部队调干生，亦为四川人，老家合川后来划归重庆。他比刘家和、陈吉厚小了三四岁，四川解放时直接到了队伍上，入朝时为三兵团十二军三十四师某部卫生员，授衔时为少尉医助，驻地浙江金华。

学校地处胶东，教师中外地人不多。譬如从吉林大学毕业后考取东北师大孙长叙先生研究生的张志毅，“文革”后期从牡丹江师院调了过来，虽然是黑龙江人氏，但祖籍亦为山东即墨，故而这三位四川籍老师就显现出了异样的风采。

川人喜欢喝茶，彼时我们这座滨海小城尚处于喝茉莉花茶阶段，他们就喝起了似乎更为高雅的绿茶、红茶，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在四川茶馆举目可见，几张矮脚竹桌，十数把短腿竹椅就是一处，掏出一枚铜板一拍，二郎腿一翘，盖碗茶就端上来了。茶师还会提着那种十分夸张的长嘴水壶，耍把戏般转悠着为你续水。那种场所正是川中之人摆“龙门阵”，也就是谈天说地讲故事的地方。

或许受环境的熏陶，这三位四川人闲暇时也愿凑到一起喝茶，东拉西扯，慢慢就有了“四川茶馆”的戏称。我们这座滨海小城虽然风光秀丽，但毕竟局促于半岛一隅，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信息相对闭塞，意趣相投的人凑在一起闲聊，是快乐的事情。

那时，一般是在系里集体活动或政治学习结束后，喝完茶大多还要炒菜喝点酒，好比在茶馆品茗，饿了时会要份转圈叫卖的小吃，诸如“龙抄手”“钟水饺”或是“叶儿粑”之类的。

几位四川人屡屡相聚，也与收入有关。刘家和乃研究生毕业、张顺连亦是高校教师，经济条件自然比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好些。由于从军的经历，陈吉厚、易朝志的工资也比普通大学毕业生高出一级，别看只多出七八元钱，在收入普遍几十元的情况下，也是了得的。

彼时小城只有两路公交车，学校向北进入市区，只能徒步或骑车，差不多要到跃进路，也就是如今的南大街，方能踏上硬邦邦的沥青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大家轻易不往街里走。其实，学校当初选址时，也曾有过设立在海边的构想。但是地委书记李文认为，清泉寨一带距离中心太远，结果那片区域后来变成了美丽的烟台大学，这是题外话。

陈吉厚、易朝志单身时，相聚大都在刘家和家中。陈吉厚与木钟厂杜喜荣女士结为夫妻后，住进了学校在城里大海阳一带的拐角楼，若是去了市区，他家则成了落脚点。后来圈子逐步扩大，能够说到一起的都愿往那儿凑，就不止四川人了。品茗谈天之外，打个牙祭亦是乐趣。

学校周边最高级的馆子乃世回尧供销社饭店，比院子里的食堂也强不了多少，还是这几个四川人炒的菜地道。聚会时，茶叶、烟酒、食材大多你来我往，然而油盐酱醋、大料花椒，还有燃料等，则需东家提供。不过，花生油、蜂窝煤皆凭票供应，久而久之东家也难以承受。

有一次，英语系四川籍教师刘松用自行车推着个小纸箱过来打平伙，大家不知何物。打开一看，原来里面装了八块蜂窝煤。虽然是笑话，但却是物资匮乏年代的辛酸写照。

所谓“四川茶馆”，说得洋气些，仿佛沙龙。刘家和与张顺连喜欢唱歌，陈吉厚愿意拉小提琴，大家十分愉悦。那时除了民歌，无非就是苏联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莓花儿开》《山楂树》，或是俄罗斯民歌《三套车》等等，中苏关系紧张后，这些都成了禁忌，然而毕竟好听，有时还是免不了哼几句。

梅华有些矫情，似乎不屑于这种聚会，然而与易朝志的恋爱关系，时不时还是会牵扯其中。“文革”之初两人拌嘴，她的上海小姐脾气上来了，哇啦哇啦就把大家的议论捅了出去。

其实那些话也没什么，当时则不合时宜。有人立刻抓住口实，说“四川茶馆”图谋不轨。好在陈吉厚、易朝志当过兵，懂得还击战术，对立面也未占到多少便宜。

梅华最终还是调回了上海，易朝志与其失之交臂。不过她也是命短，返沪不久就香消玉殒了。易朝志后来同青年路医院护士、也是上海籍的张丹妮女士结为秦晋之好。

1973年，《战地新歌》续集出版，那首《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清新悦耳，深受追捧。还是陈吉厚拉琴，刘家和、张顺连联唱，易朝志端茶倒水伺候，没想到又惹出麻烦。

刘家和乃四川新都人，与大邑的刘文彩沾了点偏亲，这在那个年代是件麻烦事儿；张顺连出身重庆铜梁望族，哥哥去了台湾，也有点难以说清楚。那首歌别人唱没问题，他们两口子唱，就是别有用心。如此一来，又有了“二流堂”的说法。

“二流堂”乃抗战时期唐瑜在重庆自费修建的楼宇，此公为人豪爽，曾在上海主编过电影类期刊，后来又开办印刷厂，赚了些银两，这才有钱盖楼修屋。彼时下江人大都流离失所，客居山城，他就用这处新造的房屋招待朋友，至少小面、泡菜管够，文艺界人士都喜欢在此相聚。自喻一流似乎不太谦虚，故而谑称“二流堂”。

以“二流堂”做文章，事情有些夸张，好在那首歌站得住脚，学校和系里也还宽容。校革委会主任陈寿松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批评一下算了。当事者只是在会上作了几句检讨，然而时不时还是会被人抖搂几下，弄得他们有点灰头土脸。

然而，茶还得品，酒还得喝，饮食男女，人之常情，知识分子也难以脱俗，只是不似初时张扬。旧时茶馆悬挂堂上的那句“莫谈国事”，成为了他们的口头禅。

彼时像样点的食材都是凭票供应，十分紧缺，酒肴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刘家河的招牌菜乃鱼香肉丝，陈吉厚的拿手菜是麻婆豆腐，易朝志的“担担面”也很地道。他们都不擅长烹调鱼虾，不过话说回来，别看烟台海岸线很长，那个时候想买点海鲜还真是不容易。

1978年初，刘家和夫妇被调去川大，他们的空缺被福山一中语文教师杨成栋填补。抗战时期，杨成栋这位四川人在三峡边上的鬼城丰都教小学时，就接触了革命，1947年由江竹筠，也就是《红岩》中的江姐介绍入党。川东“青莲暴动”失败后，他躲进寺庙当了几天和尚。西南解放后，他以地下党身份参军，成为十一军三十三师政治部干事，该师从朝鲜归国后划归二十六军建制。1955年他就地转业了。他与陈吉厚是十一军战友，三十三师在朝鲜曾配属十二军作战，这样拉扯，与易朝志也成了战友。

川东地下党冤案平反后，他的离休问题得以解决，陈老师、易老师羡慕不已，他们最大的心结就是当初入伍晚了两三个月，否则也是离休待遇了。

恢复高考后我进入了这所学校，由于少年时代在四川的经历，与陈老师、易老师自然交往多些。我与矫健等年纪稍长、有过工作经历的学生，脸皮较厚，临近饭点，有时就带着年龄较小的同学孙立国等，以求教为名，跑到易老师家蹭饭。当然无非一碗担担面而已，不过比起食堂的窝头儿白菜，还是温馨了许多。

后来我与七三级学兄、曾经的烟台外经贸局局长程显萃谈及这些过往，他大笑道，你们那套把戏是我玩剩下的，上学时我也经常去刘家和老师家混吃混喝，我的麻辣口味儿就是那个时期培养的。

毕业后我教书的那所技校离烟台师专不是太远，没课时经常溜出去跑到易老师或陈老师家摆龙门阵。彼时处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每天都有新鲜事儿，听他们聊天很有意思。四川人大都是吃辣椒的脾气，陈老师与易老师也经常抬杠，不过吵完之后，下顿饭还是要一起吃的。

后来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自由市场放开后，食材渐趋丰富，腊肉也经常从四川寄过来。曾经的工友冯仲生在重庆当兵的弟弟回来探亲，带回一小坛四川内江的“金钩豆瓣”，他知道我的四川情结，忍痛割爱送给我。我带到易老师家后，陈老师也不客气，直接分走了一半。

1985年初春，我去南京出差，恰逢春笋、蚕豆、豌豆尖下来的时候，我买了一大堆带给了陈老师和易老师，他们接着就张罗着请客。刚刚接任中文系主任不久的孙元璋老师，后来享受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待遇的张志毅老师，屡屡发表小说的李慧志老师等围坐在一起，大快朵颐，其乐融融。

上世纪80年代那些聚会大都有我的身影，老师们谈笑之间，我闻听了许多趣事，先生们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脑海中。易老师是教唐宋文学的，酒至半酣，总会激动地起身，大声吟诵“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那些情景，仿佛就在昨日，只是老师们大都作古。风华一代，转眼天堂聚会，令人唏嘘不已。

“雀巢咖啡”进入中国后，易老师顿时喜欢上了，言称自己本来就是海派，冷落了喜欢多年的香茶，待客时常用椒盐普通话请人喝“jia啡”；陈老师依然用大半个手掌捂住他那只用了多年的宜兴紫砂壶，从壶嘴里吮吸他喜爱了一辈子的绿茶。

再后来，打平伙或是请客就是下馆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