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文勇 口述 刘甲凡 整理

“上当了”在我们家乡是“中套了”或“让人愚弄了”的意思。说起我早年上当的两件小事都挺有意思，也有一点警示作用。

1968年冬天，我陪着妈妈到大连看望生病的三姨。三姨住在大连市中山区解放路，与劳动公园隔着一条马路。打开窗户，就能把公园里的景致看得清清楚楚。每天晚上，公园的东北角都会聚集好多人。表哥告诉我，别看这些人什么也没带，其实都是做票证交易的。那时候，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基本生活用品都需凭票供应。大到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小到烟、酒、糖、茶，林林总总。刚开始，人们在锻炼身体的间隙，偶尔相互间调节一下票证的有无。时间长了，有些人看出其中有利可图，就形成了交易市场。为防止市场纠察队的突袭，那些人都很警惕，把交易的票证都装在贴身的衣兜里，然后装扮成打拳或练剑的以规避检查。除了票证，还有一些零星的小商品，也用这种方式偷偷摸摸地进行交易。

那时候，咱们胶东农村抽烟的人用的多是拨轮打火机，所需的打火石，每块不足1厘米长，二三毫米16号铁丝粗细，是由铈与镧组成的人造合金，只有在东北这些工业城市才能买到，在家乡则属于稀缺物品。当我和表哥说想买一些打火石带回去时，他当即就带着我去了劳动公园。

进了公园后，表哥就领着我往那些人跟前靠。一边脚不停步，一边悄声问：“有打火石吗？”很快，我们就找到了卖主。那个人前后左右看了一眼，随即从衣兜里摸出卷烟，递给我和表哥每人一支。接着又摸出一块打火石，要我掏出打火机装进去，随即把打火机递给我，说一声：“试试吧。”我一拨手轮火花闪亮，立马就把汽油棉芯引燃了。接下去，商定好了价格，2分钱一块，我花1元钱买下了50块打火石。整个过程，都是在衣兜里进行的。

春节前回到家，我就把这些打火石分给了村里的好友，他们都很高兴。可没想到，这些打火石装进打火机里，怎么也打不出火星来。仔细看才知道，这些打火石全都是用16#铁丝锯出来的。夜晚在衣兜里交易，哪里能分辨出真假？这不仅让我损失了1元钱，还在村里落下了一段笑柄。

还有一次上当发生在1984年。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后，闲暇的工夫多了，我就随着村里的伙伴们，做点倒腾服装的小本生意。

一天晚饭后，我在烟台北大西街服装市场西边的旅店门前抽烟，远远地看见两个年轻人急匆匆地朝着我走来。来到我跟前，两人警惕地四下打量一番，然后小声地问我：“要不要手表？我们是从丹东过来的，是丹东手表四厂的工人，手头有一些手表，可以便宜卖给你。”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受“价格便宜”的诱惑，贪小便宜的思想占了上风，就把他俩领进了我住宿的房间。

他们打开手提包，里面露出一堆用小纸袋包装的手表。我拆开纸袋，手表锃光瓦亮，捻着手柄上了几扣弦放在耳边，听到“噔、噔”清脆而均匀的声音。他们告诉我，手表是“春兰”牌的，商场的零售价格是每块80元，现在算我40元，再便宜就不卖了。听到差价这么大，我当即掏出200元钱买下了5块手表。

送走他俩，我赶紧关上门拿出一块手表上了弦，放在耳边听那清脆的“噔、噔”声。可是不一会儿的工夫，声音便戛然而止。我重新上弦再试，还是一会儿就停了。我纳闷了，就把5块手表挨着试，其结果都是一样。此时我预感到可能遇到骗子了。

那时候200元钱可不是一个小数目，第二天我就急匆匆地赶回牟平，直接去钟表社找到熟悉的张培仁师傅，一五一十地把经过告诉了他。他看了看我递过来的手表，“噗嗤”一声笑了，随手拿起一个扳手把表壳打开。当他把手表放到我眼前时，我立马就“猴吃芥末——瞪眼了”，手表壳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两个对咬的塑料轮，上足弦就能跑一会儿。事情到了这个份上，我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回家后我还不好意思告诉媳妇，只能说那是给孩子们买的玩具。

乡间有一句顺口溜：“上了一当又一当，当当不一样；吃了一亏又一亏，亏亏有体会。”在日常生活中与人打交道，还真是要注意“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