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镇

在早些年的大集体时代，生活在小镇上的人们以生产队为单位，同劳作，共甘苦，用辛勤的汗水积累财富，酿造幸福。繁重、枯燥的劳动间隙，人们以苦为乐，创造出许多带有地方色彩的口头文化，起绰号就是其中之一。

也许正应了小镇人那句“无外号不发家”的俗语。在他们看来，生活在这片充满生机的热土上，如果没有一个土得掉渣甚至富含戏谑成分的绰号，人生就不算完美。

父亲在世时，经常给我讲小镇人绰号演绎的故事，令人啼笑皆非。

故事最多的是无厘头“老偏”的冷幽默。“老偏”一举成名是在那一年的打麦场上。

小镇西塂上一直有驻军，俗称“西塂兵营”。军民一家亲，来往很频繁。那一年“三夏”大忙季节，麦子上了场，大家正在热火朝天地忙着脱粒。

劳动间隙，从西边的山坡上急火火地跑来一名稚气未脱的小战士。小战士跑到脱粒机手“老偏”跟前，行了个军礼，说：“老乡，连长命令我来借两把木锨、一把连枷（那时候部队也种麦子）。”“老偏”用手一指不远处，说道：“小同志，看见前面那个大高个没有？那是俺队长李大牙，你去找他。”小战士点点头，道了谢，转身要走。“老偏”一把扯住小战士的胳膊叮嘱道：“小同志，俺队长是个讲究人，他肯定会问你咋知道他的名字，你就告诉他是李二愣说的，记住了我叫李二愣。”

小战士走到队长跟前，敬礼后大声说道：“李大牙队长你好，连长命令我来借木锨和连枷。”众人闻听，哄堂大笑。队长一脸窘相，又不便发作，连说，好，好。不出“老偏”所料，小战士扛上工具准备离开时，队长果然问是谁告诉他自己的名字。小战士很干脆地回答，是脱粒机旁那位李二愣同志说的。队长先扫了一眼身边的会计“二愣”，又瞅了瞅远处的“老偏”。此刻，“老偏”正一脸坏笑，幸灾乐祸地瞧着这边。

待小战士走远，队长“大牙”和会计“二愣”对了一下眼神，俯身抄起家伙，疯了似地扑向“老偏”。“老偏”见状拔腿就跑。三个人围着打麦场转起了圈，社员们笑翻了天。

要说这“老偏”人瘦腿快，又麻利，他飞身跳到一块高地上，一个劲儿地挑逗气喘吁吁的队长和会计，“上来呀，上来呀。”“大牙”喘着粗气说：“你下来，你下来。”双方僵持了许久，最后还是队长妥协了。他说：“今天不和你计较，先给你攒着，等收完麦子算总账。”“老偏”问：“当真？”“大牙”答道：“当真！”“老偏”说：“你对天发誓。”“大牙”回答：“我发誓，我今天若打你，天打五雷轰。”说罢，将木锨狠狠地扔到麦垛上。“老偏”一指“二愣”说：“你也得发誓。”“二愣”也重复了一遍。“老偏”亮开嗓门对着大伙儿嚷道：“老少爷们给我做证啊，站着撒尿的老爷们说话可得算数。”言罢，他跳下来走到“大牙”跟前，嘻皮笑脸地说：“队长，我知道你舍不得打我。咱队上就我一个脱粒机手，我是一个热爱集体的人，你要是失手打坏了我，这满场的麦子可怎么办？如果再赶上个连雨天，弄不好咱们又要像前几年那样吃发芽的麦子。”“大牙”一听他说得也在理，一肚子气没处撒，只能朝大伙儿喊了一嗓子：“都干活吧，还愣着干啥？”“老偏”像戏台上得胜的将军一样，慢慢悠悠地踱着四方步来到脱粒机前打开机器。

打麦场上又是一片繁忙的景象。

父亲回忆说：“那时候生产队里的男人都有绰号，没有的千方百计也要起一个绰号。”

我的近邻老李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他与人为善，敏于行讷于言。他早先在大连工作，后来拖家带口回到小镇。

“老偏”一直为“荣归故里”的老李没有绰号耿耿于怀。他搜肠刮肚也没给老李起一个绰号。为此，他很是不爽。

老李的绰号是他回乡第二年的“三夏”大忙时荣获的。

那天，按照惯例，队里的男人一大早趁着太阳没出来，天气微凉就空着肚子下地割麦子，早饭由女人们送到地头。

小镇之南的泊地一马平川，地头长，两个地头间距离有一百五十多米。当男人们每人隔了两畦麦子，扎成捆，太阳也羞答答地爬上南山坡露出半张绯红的脸，女人们将做好的饭菜陆陆续续送到了地头。一切都刚刚好。

队长下令开饭，大伙儿立马席地而坐，大快朵颐。

小镇人遵循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麦子开镰那天要吃上一顿馒头。为了这顿馒头，大伙儿平常日子过得再怎么紧巴，也要口挪肚省留点面粉（无论黑白）。小镇人形象地把这顿仪式感满满的馒头叫“辞旧迎新”，颇有点过大年的味道。

大伙儿清一色地吃馒头，就咸菜，喝稀粥。唯有老李家条件稍好，就头是咸鸭蛋。当闲不住的“老偏”蹑手蹑脚凑到老李面前时，老李刚剥好咸鸭蛋，咬了一口，金黄色的油流出来，沾了一手。“老偏”两眼直勾勾地瞅着流油的咸鸭蛋，大口咽着口水。一个形象的绰号在他的脑海中迅速产生。于是，老李有了伴随终身的绰号——拉拉油。

绰号不能乱起，多少有些讲究。稍及年长，我从大人们的口中逐渐知道了更多飘着泥土味绰号的由来。庙前胡同的一代名医李先生因为学识渊博，悬壶济世，因喜好扮“空城计”中司马懿一角，获得“司马懿”的绰号；“老偏”的绰号是因为他的肩膀生来一头高一头低；队长有两颗兔子般外露的大板牙叫“大牙”；会计“二愣”是个毛手毛脚的愣头青；终生未娶的老孟从未出过远门，偶尔参加一次亲戚的婚宴，见到席间一条硕大的牙片鱼，回家后念念不忘，逢人便比画鱼的大小，故而得名“大牙片”；“扯倒驴”为人拧巴，蛮横不讲理，好汉不稀惹，孬汉又惹不起；杨家胡同周老大天生会来事，总围着“大牙”队长屁股后面转，无事献殷勤，被安上了太监李莲英的名号“小李子”；善于吹牛皮、送空口人情的老于被冠名“包子皮”；我的同桌勇儿长得个头矮小，却鬼机灵，人送绰号“蛹皮”；至于我的父亲还算幸运，因为当年是赤脚医生，大家还给他几分薄面，送了一个无伤大雅的绰号叫“大夫”。

反正，林林总总，奇奇怪怪，小镇上的男人们头上都顶着一个响当当的绰号。有道是，夫荣妻贵，女人们也多多少少沾了光，通常她们会被隐去姓氏大名，在自家男人绰号后面被缀上“某某家里的”。且不说小镇本地人，就连外乡人来到小镇上寻亲访友，打听道路，有时对不上号，只要委婉地喊出绰号，小孩也能麻溜儿地把来者领到这家大门口。

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小镇人集体参加生产劳动的热闹场面早已隐于尘烟，大伙儿各忙各的，自然也就没有了起绰号的土壤。加之社会进步，人们的素质提高，也不会再以起绰号为乐。然而，抚今追昔，人们偶尔也会提及过往。虽然当年这些飘着泥土味的绰号有的有失体面，但是在蹉跎岁月里，绰号作为人们口头文化的一部分，顽强地生长在人们的心里，给小镇人窘迫的生活带来一抹暖、一份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绰号背后也掩藏着一段美丽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