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6月11日
李镇
在早些年的大集体时代,生活在小镇上的人们以生产队为单位,同劳作,共甘苦,用辛勤的汗水积累财富,酿造幸福。繁重、枯燥的劳动间隙,人们以苦为乐,创造出许多带有地方色彩的口头文化,起绰号就是其中之一。
也许正应了小镇人那句“无外号不发家”的俗语。在他们看来,生活在这片充满生机的热土上,如果没有一个土得掉渣甚至富含戏谑成分的绰号,人生就不算完美。
父亲在世时,经常给我讲小镇人绰号演绎的故事,令人啼笑皆非。
故事最多的是无厘头“老偏”的冷幽默。“老偏”一举成名是在那一年的打麦场上。
小镇西塂上一直有驻军,俗称“西塂兵营”。军民一家亲,来往很频繁。那一年“三夏”大忙季节,麦子上了场,大家正在热火朝天地忙着脱粒。
劳动间隙,从西边的山坡上急火火地跑来一名稚气未脱的小战士。小战士跑到脱粒机手“老偏”跟前,行了个军礼,说:“老乡,连长命令我来借两把木锨、一把连枷(那时候部队也种麦子)。”“老偏”用手一指不远处,说道:“小同志,看见前面那个大高个没有?那是俺队长李大牙,你去找他。”小战士点点头,道了谢,转身要走。“老偏”一把扯住小战士的胳膊叮嘱道:“小同志,俺队长是个讲究人,他肯定会问你咋知道他的名字,你就告诉他是李二愣说的,记住了我叫李二愣。”
小战士走到队长跟前,敬礼后大声说道:“李大牙队长你好,连长命令我来借木锨和连枷。”众人闻听,哄堂大笑。队长一脸窘相,又不便发作,连说,好,好。不出“老偏”所料,小战士扛上工具准备离开时,队长果然问是谁告诉他自己的名字。小战士很干脆地回答,是脱粒机旁那位李二愣同志说的。队长先扫了一眼身边的会计“二愣”,又瞅了瞅远处的“老偏”。此刻,“老偏”正一脸坏笑,幸灾乐祸地瞧着这边。
待小战士走远,队长“大牙”和会计“二愣”对了一下眼神,俯身抄起家伙,疯了似地扑向“老偏”。“老偏”见状拔腿就跑。三个人围着打麦场转起了圈,社员们笑翻了天。
要说这“老偏”人瘦腿快,又麻利,他飞身跳到一块高地上,一个劲儿地挑逗气喘吁吁的队长和会计,“上来呀,上来呀。”“大牙”喘着粗气说:“你下来,你下来。”双方僵持了许久,最后还是队长妥协了。他说:“今天不和你计较,先给你攒着,等收完麦子算总账。”“老偏”问:“当真?”“大牙”答道:“当真!”“老偏”说:“你对天发誓。”“大牙”回答:“我发誓,我今天若打你,天打五雷轰。”说罢,将木锨狠狠地扔到麦垛上。“老偏”一指“二愣”说:“你也得发誓。”“二愣”也重复了一遍。“老偏”亮开嗓门对着大伙儿嚷道:“老少爷们给我做证啊,站着撒尿的老爷们说话可得算数。”言罢,他跳下来走到“大牙”跟前,嘻皮笑脸地说:“队长,我知道你舍不得打我。咱队上就我一个脱粒机手,我是一个热爱集体的人,你要是失手打坏了我,这满场的麦子可怎么办?如果再赶上个连雨天,弄不好咱们又要像前几年那样吃发芽的麦子。”“大牙”一听他说得也在理,一肚子气没处撒,只能朝大伙儿喊了一嗓子:“都干活吧,还愣着干啥?”“老偏”像戏台上得胜的将军一样,慢慢悠悠地踱着四方步来到脱粒机前打开机器。
打麦场上又是一片繁忙的景象。
父亲回忆说:“那时候生产队里的男人都有绰号,没有的千方百计也要起一个绰号。”
我的近邻老李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他与人为善,敏于行讷于言。他早先在大连工作,后来拖家带口回到小镇。
“老偏”一直为“荣归故里”的老李没有绰号耿耿于怀。他搜肠刮肚也没给老李起一个绰号。为此,他很是不爽。
老李的绰号是他回乡第二年的“三夏”大忙时荣获的。
那天,按照惯例,队里的男人一大早趁着太阳没出来,天气微凉就空着肚子下地割麦子,早饭由女人们送到地头。
小镇之南的泊地一马平川,地头长,两个地头间距离有一百五十多米。当男人们每人隔了两畦麦子,扎成捆,太阳也羞答答地爬上南山坡露出半张绯红的脸,女人们将做好的饭菜陆陆续续送到了地头。一切都刚刚好。
队长下令开饭,大伙儿立马席地而坐,大快朵颐。
小镇人遵循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麦子开镰那天要吃上一顿馒头。为了这顿馒头,大伙儿平常日子过得再怎么紧巴,也要口挪肚省留点面粉(无论黑白)。小镇人形象地把这顿仪式感满满的馒头叫“辞旧迎新”,颇有点过大年的味道。
大伙儿清一色地吃馒头,就咸菜,喝稀粥。唯有老李家条件稍好,就头是咸鸭蛋。当闲不住的“老偏”蹑手蹑脚凑到老李面前时,老李刚剥好咸鸭蛋,咬了一口,金黄色的油流出来,沾了一手。“老偏”两眼直勾勾地瞅着流油的咸鸭蛋,大口咽着口水。一个形象的绰号在他的脑海中迅速产生。于是,老李有了伴随终身的绰号——拉拉油。
绰号不能乱起,多少有些讲究。稍及年长,我从大人们的口中逐渐知道了更多飘着泥土味绰号的由来。庙前胡同的一代名医李先生因为学识渊博,悬壶济世,因喜好扮“空城计”中司马懿一角,获得“司马懿”的绰号;“老偏”的绰号是因为他的肩膀生来一头高一头低;队长有两颗兔子般外露的大板牙叫“大牙”;会计“二愣”是个毛手毛脚的愣头青;终生未娶的老孟从未出过远门,偶尔参加一次亲戚的婚宴,见到席间一条硕大的牙片鱼,回家后念念不忘,逢人便比画鱼的大小,故而得名“大牙片”;“扯倒驴”为人拧巴,蛮横不讲理,好汉不稀惹,孬汉又惹不起;杨家胡同周老大天生会来事,总围着“大牙”队长屁股后面转,无事献殷勤,被安上了太监李莲英的名号“小李子”;善于吹牛皮、送空口人情的老于被冠名“包子皮”;我的同桌勇儿长得个头矮小,却鬼机灵,人送绰号“蛹皮”;至于我的父亲还算幸运,因为当年是赤脚医生,大家还给他几分薄面,送了一个无伤大雅的绰号叫“大夫”。
反正,林林总总,奇奇怪怪,小镇上的男人们头上都顶着一个响当当的绰号。有道是,夫荣妻贵,女人们也多多少少沾了光,通常她们会被隐去姓氏大名,在自家男人绰号后面被缀上“某某家里的”。且不说小镇本地人,就连外乡人来到小镇上寻亲访友,打听道路,有时对不上号,只要委婉地喊出绰号,小孩也能麻溜儿地把来者领到这家大门口。
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小镇人集体参加生产劳动的热闹场面早已隐于尘烟,大伙儿各忙各的,自然也就没有了起绰号的土壤。加之社会进步,人们的素质提高,也不会再以起绰号为乐。然而,抚今追昔,人们偶尔也会提及过往。虽然当年这些飘着泥土味的绰号有的有失体面,但是在蹉跎岁月里,绰号作为人们口头文化的一部分,顽强地生长在人们的心里,给小镇人窘迫的生活带来一抹暖、一份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绰号背后也掩藏着一段美丽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