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非

一

闲时翻书，无意间看到了徐泓女士的新作《韩家往事》，其中有关燕京大学创办时校舍的描述，令人感慨，也让我想起了母校的两座小黄楼。

母校规模不大，我们入校时，学生恐怕还不足千人，若无1978年那次扩招就更少了。因恢复高考后延迟了半年招生，七七级与我们七九级又交叉了半年。彼时学制两年，三个年级的学生同时在校，就显得拥挤起来。

学校大门朝东，牌子上最初只有简单的四个字“烟台师专”，是中文系教师易朝志临摹的“毛体”。大门外是条挺窄的柏油路，没有道牙石，铺设也不规整，坑坑洼洼，直通如今的机场路，彼时那还是条乡间简易公路，后来穿插其间的青年南路还没有雏形。柏油路南边是世回尧村的田野和农舍。

学校还有个小北门，平时铁将军把门，只有去农场劳动时方才开启。不过大操场高出北面那条小路十几米，没有垒砌围墙。闲暇时男生常常坐在操场的北缘，两腿悬在外面谈天说地，有时也顺着那里爬到校外。

迎着东门是个不大的花坛，里面竖着块高大的牌匾，红色基调，正面黄色的字是毛泽东手书的“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也是易老师临摹的；背面还是毛主席语录：“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花坛南北，分别矗立着一栋二层黄色小楼。北面那栋，楼上是校领导和党委、行政部门办公室，中间为学生阅览室；楼下是英语系、政史系。南面那栋，楼上为中文系，楼下西头为1979年增设的体育系，东头有个新华书店设的点，周六晚上出售图书。

学校只有七个系，除了上面念叨过的，就是数学、物理、化学系了，它们在一座四层大楼上，过了黄楼，顺着坡向西，就是那座校园里最宏伟的建筑，一般称为理化楼，对面是正在修建的图书馆。东西大道两侧，挺立着碗口粗细的两溜白杨，微风拂过，哗啦啦的声响给了我们无限遐想。

1976年恢复上课的烟台艺校也在校园内，就在南墙那一溜平房里，当时称“五七”艺校。初时由我们学校代管，直至1981年初才迁到市区福山路，前几届学生皆为京剧、吕剧和器乐专业，每届刚过百人，笙箫管弦的声响和咿咿呀呀的唱腔，很是吸引我们。

二

我们就这样在小黄楼里开启了大学生活，这话说起来有些气短，专科虽然在那个年月也很稀缺，但与本科相比还是有差距。学校要求佩戴校徽，然而星期天上街，总是有些羞涩，觉得学校的规格低了些。不过若是有人说我们是师范的，同学们还是会赶紧解释是师专的，毕竟专科属于高等教育范畴，生怕人家把自己误认为中专生。其实路人已经把我们当成天之骄子了。那时候海边倒是有所烟台师范学校，后来改为了芝罘区教师进修学校。

七七级、七八级刚开始大多用的还是油印讲义，七九级时正规教材大量出现，诸如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朱东润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黄伯荣的《现代汉语》等。

印象最深的是陈洪昕老师讲授的《形式逻辑》，铅印的讲义，灰色封面，薄薄的一小册。陈老师乃山大蒋维崧先生高足，讲课干净利落。第一堂课几句不疾不徐的掖县腔开场后，就在黑板上画了个圆，标明A后将圆切分为二，再分别标明B和C，告诉我们A代表青年，B代表共青团员，C代表普通青年，B和C相加就是A，这就是逻辑的基本要义。很多年后与人笑谈，我说“女士们”与“先生们”就包含了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多说不合逻辑。

文艺理论教材是叶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理论》，绿色封面，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最早版本始于1963年。限于时代，很多观点出自“别车杜”，他们是俄国十九世纪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

文艺理论较抽象，讲授不易，教研组长王志强老师太忙，七八级扩招使得师资力量明显不足，一些留校不久的工农兵学员登上了讲台。有位女老师给我们上这门课，虽然尽心尽力，还是比较吃累。说到“别车杜”，她给杜勃罗留波夫缀上了个“斯基”的尾巴，独出心裁弄出了个“三斯基”。我们虽是学生，还是听得出来，不过也没当场让其难堪。然而某次上课时，同学矫健抱着一本许国璋的《英语》背单词，她发现后提出批评。矫健那时已经发表过中篇小说《前进吧，火红的拖拉机》，有点小名气，不吃“这一套”，站起来回道，那老师再给我们讲讲“三斯基”吧！同学们哄堂大笑，气得女老师哭着离开了教室，再也没给我们上过课。

还有位数学系毕业留在宣传处的男老师，可能也是由于教师打不开点，给我们讲授于光远的《政治经济学》，那门课也不太好讲，出力不讨好。但是他比较活泛，善于组织讨论，没有不懂装懂，同学们也就宽容了。反正当时中文系的学生谁也没把那门课当回事儿，后来大家相处得还挺好。

我们非常幸运，大多数老师还是很有水平的。系主任萧平老师也给我们讲授过文艺理论，那时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广播剧《三月雪》人人皆知，大家听得如痴如醉。“文革”后他的《墓场与鲜花》又获得了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也就是如今说的鲁迅文学奖，我们佩服不已。下午自习时，孙元璋老师会搬把椅子堵在教室门口，一个个点名过去背一段《离骚》，谁也跑不掉。你要是全文背不过，那就过不了关，谁知道他让你背哪一段啊？我们的基础，就是在这些老师的严格要求下，逐步扎实起来的。

三

早操后和晚饭后是快乐的时光，早自习要求不严，不一定非得待在教室里，晚饭后一小时也较自由。这个时段，对面英语系学生大都在院子里背单词或者精读，他们那边的树丛显得拥挤，一些女生就转到了中文系楼下。可惜我们听不懂英语，不过悦耳的女声还是滋润了心田。我们下一级改成三年制后，开设了公共英语课，然而我们失之交臂，成为终生遗憾。

矫健告诉我，有位在我们楼前精读的女生，若是有人从她身边经过，声音一定会大起来。我装模作样路过，发现果然如此：她是在吸引我们中文系男生吗？我们楼南有个排球场，一般都被男生占着，英语系的女生就在花坛前打排球或羽毛球。我们很坏，时常故意穿插其间碍事儿，就是想找机会和人家搭讪。其实也难怪，正值青春年华，谁不渴望爱情呢？

七八级孙和平是那年山东省文科前几名，因父亲所谓“特嫌”问题高分低就。某日下午自习时，一个篮球从走廊滚进我们教室，一个高大的男生颠着碎步也跑了进来，脚尖一钩，球就在他右手食指上转了起来，分明就是如今NBA球员的水平，前排的女生眼都直了，我这才知道他就是孙和平，不知怎么就成了朋友。那时周六央视播放美国电视剧《加里森敢死队》，大家觉得他有些“戏子”的派头，就把那个绰号送给了他。一位留校的青岛籍女老师非常喜欢他，不过孙和平毕业分去了莱西乡村中学，那位女老师愿意追随，和平始终不吐口。她知道我与和平关系不错，想让我搭线。我们年龄相仿，说话随便，我开玩笑说快考试了，耽误不起，她说现代文学包在她身上了，我说那是我的强项，闭着眼睛考得也不会差。其实我清楚孙和平怎么想的，然而女老师痴情的眼睛始终令人难忘。

还是那位给我们讲过政治经济学的男老师有办法。他那时追求一位女老师，据说人家没有相中，然而每当操场上演露天电影时，他拿着两把椅子早早就去占位子，眼睛四处巡睃，发现心上人来了后，扬手便大声召唤。其实人家并未与其相约，然而大庭广众下如此宣示，终于抱得美人归。

矫健也与烟台四中一位英语老师谈起了恋爱，第一次去丈母娘家，找我借衣服。那时舅舅从上海给我寄了件银灰色迪卡中山装，做工考究，在一片灰蓝中十分耀眼，我也是当作礼服，平日舍不得穿。不过矫健遇到人生中的大事，我也只能忍痛割爱。然而他穿在身上就不脱了，好长时间不还，后来好歹还了，还弄得脏兮兮的。我让他洗，他扔进脸盆泡了几天后，晾了晾就给了我，结果油渍再也洗不掉了。

四

我们那座黄楼一楼西头有个盥洗室，那时大家也不太讲究，下课去饭堂时只有王英明洗手，而且口袋里始终备着块小肥皂。他是芝罘区的，家住十字街，高考时数学零分，语文却考了95分，山东省第一。上学前是烟台化工三厂工人，我们就挖苦他肥皂是偷的，矫健给他起了个外号“肥皂”，其实生产肥皂的是二化工，三化工的主要产品是明胶。他还喜欢戴顶当时并不多见的鸭舌帽，我又给他加了个外号“帽子”。

顺着楼西头的台阶，我们从操场边的坡道走向更西边的平地，向南略偏就是饭堂兼礼堂了。师范生发生活费，入校时每月十四元五角，转过年涨到了十七元，寒暑假不发。学校统一掌握，桌饭不要钱，馒头每天一顿，余者窝窝头，一盆菜放在桌子中间。冬季始终在熬白菜与熬萝卜间转换，清汤寡水，吃得人眼都发绿了，偶尔漂浮几片肥肉，瞬间就不见了踪影。不过我小时候在四川吃猪肉伤着过，没有这种口福，同学孙立国也不吃。

后来我发现，有两桌菜里有鸡蛋，一打听是素餐桌，第二学期就凑了过去。除了我和立国，吃素餐的都是女的，印象较深的几位个子几乎都是一米七左右，我自惭形秽。那些女生中，七八级数学系肖军是淄博的，物理系黄丽是威海的，化学系孙丽是烟台的；七九级英语系李小娟是青岛的，她的同班同学金花是烟台的，父亲是军分区副司令，回民支队出身。

王英明报复我给他起外号，说我为了和女生凑在一桌，连肉都不吃了。有一次我借同学刘德祥的自行车去市里，在门口遇到肖军，她问你能带我一起走吗？那时候学校进城没有公交车，十分不便。我求之不得，浑身是劲，骑得飞快，途经大海阳大坡时，她吓得搂住了我的腰，我感觉幸福死了。她告诉我家是张店铝厂的，可惜当时害羞，连地址也没留下。

那时带工资上学工龄要满五年，我们两个班六十九人只有王英明和单小军符合要求。按说矫健工龄也够了，但是作为知青的工龄，是直到1982年秋湖南湘江机器厂南华幼儿园保育员萧芸上书后才计入的。生活费以外，不带工资的平均有五元助学金，评比发放，重点照顾家庭困难的，不过每人多少都会有点。有时候我们就相约去世回尧供销社饭店打牙祭，那时不说AA制，叫打平伙。菜肴也简单，油炸花生米，白菜炒肉片，不过葱姜一炝锅，味道还是很诱人，为了照顾我，有时也会要盘炒鸡蛋，印象中五毛钱一碗的大梨酒挺上头。

矫健父母在上海，每个月给他十元零花钱。1980年秋天有个月多寄了五元，让他买双新棉鞋过冬。我那时有两双棉鞋，一双布面的，一双平绒面的“包子鞋”，也就是懒汉鞋，脚一蹬就穿上了。弄两双鞋主要是因为出脚汗，隔天得倒换一次。我们宿舍没有取暖设施，教室里暖气是学校自己烧的，聊胜于无，暖气片上摆满了男同学的鞋垫，熏得老师直摇头。我对矫健说，我匀一双棉鞋给你，那五块钱咱们大伙儿喝酒，矫健欣然允诺。鞋拿走后，拖到放完寒假他还没请客，我不断追逼，结果他拎着那双穿破了的棉鞋到我宿舍一扔说，鞋我不要了。那时天已开春，暖和了。

……

很多年过去了，学校规模扩大了不知多少倍，北山农场全部变成了校园，老东门那条路上的白杨树几乎要两人合抱了。所幸的是，那两座小黄楼还在，只是涂成了砖红色，显得有些夸张，我还是更喜欢原来那种沉稳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