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云强

上世纪90年代初，有位朋友让我帮忙卖花生。他姓于，是我邻村的党支部书记。他三十多岁，我通常叫他小于。那时候，社会上有不少人下海做买卖，有的人成了令人羡慕的“万元户”。我从事宣传工作，虽然对做买卖没有半点经验，但也跃跃欲试，想通过做买卖挣几个钱，让老婆孩子过上宽绰一点的日子。瞌睡碰上个枕头，现在机会来了。经过一番认真地打探，还别说，真让我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联系成了。我的一位姓韩的战友，是某粮食收购企业的副经理，为青岛一家专门从事出口花生油加工的企业供应花生。听了我的一番推荐，战友很爽快地答应了。

送花生那天，尽管来了好几辆车，但都是不大的三个轱辘的农用车，开起来摇头摆尾，直冒黑烟。坐在上面很颠簸，令人浑身不舒服。这种车被老百姓戏称为“兔子车”。那时乡村的路也不像现在，大多是土路，坑坑洼洼，加之装载的是带壳的花生，货物体积大，而“兔子车”的车厢小，装花生的麻袋用绳子五花大绑，摞压摞放着，车变成了上大下小的蘑菇，一路上麻袋直往下掉。如此走走停停，百八十里路，从凌晨两点出发，上午十点才赶到。过磅、卸花生，一切完毕后，按照合同，于书记领取了第一笔花生款。

要知道，花生卖出的价格，比当时的市场价至少高出一毛多，怀揣着钱的小于，甭提多高兴了。中午，他领我和战友在附近找了一家饭馆，我们一边喝酒，一边唱卡拉0K。临了，小于还送给我和战友一人一筐苹果、一包花生米、一桶用四方白塑料桶装的村里轧的花生油。这通常是那个年代农村人送礼的标配。能牵线搭桥帮朋友办成一件事，我也颇为自豪，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殊不知，这件事却给我平静的生活埋下了一颗雷。按照合同约定，花生尾款将在三个月内分二次付清，但是到了约定还款时间，于书记来拿另外一部分货款时，却被告知没有钱。后来，他又来了好几趟，都是空手而回。要知道，这些花生并不是村集体的，而是村民们的。那年花生不好卖，群众委托村里帮他们卖。现在可好，这么长时间了，该分给村民的第二批花生款还没到位，村民们都着急了。一时间，村里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这笔钱让大队“坐”（音，留下的意思）下来，不发给大家了；也有人说钱没了，书记让人骗了；更有甚者，一些“喷子”竟说钱让小于自己揣腰包里去了。一些不明就里的人甚至到他家去找、去闹。乡里乡亲的，小于又是刚选上不久的年轻干部，也不好发火，只能一遍一遍耐心地给大家解释，但仍有一些人将信将疑。此事给他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和困扰。

有一段时间，小于干脆到烟台住了一段时间，天天去讨要，但一分钱没要到。无计可施的他便找到了我。我觉得自己责无旁贷，就去找战友，但他是副职，说了不算。在单位凡涉及到钱的问题，没有一把手签字，财务是不认的。于是，我便多次打电话找经理。他姓孙，与我岁数相当。刚开始他还接我的电话，态度也不错，但都是千篇一律的车轱辘话：“对不起，青岛加工厂没给我们钱，所以我们也没钱。你放心，等有了钱，我立马就和你们结算。”打的电话多了，孙经理大概也烦了，干脆不接我电话了。我当时年轻气盛，你收了人家的花生，还有合同在，难道能跑了不成？于是，我就到他单位去找。然而这一手也不管用，因为找他要钱的人太多了，简直挤破了门，而且都是像我一样，送了花生又拿不到花生款。孙经理则玩起了失踪，根本就不在办公室待，讨债的人大多吃了闭门羹。即使偶尔碰上一两次，他也总以开会或是出差为由搪塞。

我家里有固定电话，心急的小于差不多每天都往我家打电话，探听消息。我一听电话那头叫大哥，头顿时就变得老大。虽然心里也有些不爽，但毕竟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软，收了人家的礼，特别酒席上借着酒劲，牛皮吹得震天响，现在关键时刻掉链子，自己想想都窝囊，也特没面子。私下里我也琢磨，看来商海真不是人人都能下的，“钱难挣，屎难吃”“没有弯弯肚子，别吞镰刀头子”等老话，虽然话糙但理不糙。特别是商海，这湾水太深了，不熟悉水性的人真能被淹死。记得当时电视上有个叫《要债》的小品挺火，虽然艺术作品有夸大与娱乐的功能，但对“欠钱的是大爷，借钱的是孙子”这一现象进行的讥讽与批判是实实在在的。

过了一段时间，我去市里开会，碰巧孙经理也在那里。会后，我俩到一个小饭馆用餐。推杯换盏之间，他也向我大倒苦水，说现在干企业挺难。就拿欠钱这件事来说，他不是有钱不还，确实是因为外贸公司欠了加工企业的钱，加工企业又欠他们这些粮油收购单位的钱，实在是无法按时足额还花生款。这样环环相扣，形成了一个链条，当时社会对此有个形象的名称——三角债。席间，孙经理作出承诺，等有钱了，一定优先还给小于。后来，他果然兑现了承诺。

此事给我的启示是：不熟悉的事莫逞强。“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老祖宗留下的训诫，千真万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