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立才

2024年1月19日，烟台晚报刊发了《东顶旧事》一文，回溯了我所在师部选拔培养年轻干部，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逸闻轶事。

有道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部队的优良传统是在新老交替中继承和发扬，战斗力是在不断吸纳新鲜血液中加强和提高。故此，安排好退出现役的老干部与选拔培养年轻干部亦同关紧，是一项严谨细腻而且需要含噙着温暖和情愫的工作。

一

1967年3月19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据此，自1967年至1972年8月，军队先后抽调了280多万干部（含少量战士）参加“三支两军”。这些干部的实力和供给关系仍在原单位，为了保障部队正常执行战备训练和国防施工任务，各级都超编配备了一批干部，有的甚至配有两套班子。

随着后期参加“三支两军”的干部陆续撤回部队，导致各级领导班子和机关庞大臃肿。我们师机关司令部有6名副参谋长，政治部有7名副主任，后勤部有3名政治委员、4名副部长。师团科、股长比参谋、干事、助理员多。

一次，我到驻海阳县的守备某师考察干部，司令部一个科的参谋说，他一个人要完成科长、副科长3个人安排的工作，成天忙得脚不沾地。后来，他长心眼换了个思路，变着法子给3位领导“安排”工作，自己方得以喘息。“领导对我还都挺满意的，嘿嘿！”他做了个鬼脸，挺自信地笑着。

一年后，科长和副科长分别退休和免职，这位参谋果真当了副科长并代理科长工作。再到师部见面后，我还礼的同时问他：“现在是不是好干了？”他拍得胸脯啪啪响：“别看我们科现在就两个人，工作效率比彼时不在一个档次，有两项工作还在军里挂上号了。”两年后，我起草的副团职干部任职命令，他名列其中。

1975年，中断了10多年之久的军队干部转业工作得以恢复。经过几年集中安排，几十万团以下干部转业地方工作。各级领导班子和机关精减瘦身，基本实现了“消肿”的目标。此后，干部队伍进出步入了良性循环。

二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安排干部转业有两大难点。一是政策规定，团、营职干部全国统一分配。我们师的干部大都是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河北籍的，另有为数不多的山西、湖北、湖南、四川籍的，可每年要分配3到5个去东北三省或广西、贵州等地的名额，而且必须完成任务，不能打折扣。不少干部对转业原本心非所愿，若还要背井离乡，下半辈子到边远且比较贫困艰苦的地区，更不情愿。

1976年至1984年，我们师仅分配到黑龙江的就有1名副团和5名营职干部，再就是每年都有到公、检、法的名额。那个年代，大家都向往外贸、物资和商业等单位而不愿意去政法系统。为了这两个方向的名额，师、团党委和干部部门是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名单确定后，全力以赴靠上去，既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又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1982年，我负责全师转业干部集中学习培训，做一名营职干部到烟台公安局的工作。先后与其谈话10多次，最后到他家里做其爱人的工作，他方才勉强颔首。30多年后的一次战友聚会，他一把抓住我说：“范科长，感谢你当年苦口婆心的劝导！”他拿起一瓶烟台古酿，斟满了三两三的杯子：“我浮一大白，你随便。”我一把没拦住，他抬头仰脖一口闷了。

我师从1967年至1993年，批准众多团以下干部转业地方工作，安排在烟台市区的有数百人。这些人分布在烟台市各级党政机关，公、检、法系统，中央直属单位和厂矿企业。他们前半生献身国防事业，后半生投身地方改革开放大潮，用实力证明了自身的价值。

步兵某团团长孙福洲，是烟台市“第一个吃螃蟹”的转业干部——他于1993年转业回烟台，不要组织安排，自己独立创业。这在尚没有部队干部转业可以“自主择业”政策的年代，就等于是断了自己的后路。这是何等的魄力和勇气啊！然而，这个入伍后通过基层摸爬滚打锤炼，又经过中、高级机关历练，从甲种步兵团走出来的优秀团长，有着坚韧的底气和满满的自信。

他筹措10万元资金，注册了“烟台志远实业有限公司”，开始做边贸生意。经过一年的奋斗，他把烟台的水果出口俄罗斯，盈利颇丰。1995年，丹麦与香港招商局合资的“海虹老人”涂料有公司因烟台分公司连年亏损，派专人来烟台考察，选拔分公司新的掌舵人。他们慕名拜访考察了孙福洲，被他的见识和魅力所折服，当即聘任其为烟台分公司总经理。两年后，公司扭亏为盈。1997年，孙福洲调任驻深圳上级公司任首席代表，进入高级管理层。2007年，又被香港“中华制漆有限公司”聘任为副总，跨入了高管的行列。

步兵某团军务股参谋林世川，1979年转业芝罘区白石村蔬菜门市部任党支部书记。1993年蔬菜门市部改为股份制，他带领员工搞多种经营，1996年11月26日注册成立“喜旺”食品有限公司，从事“喜旺”牌熟肉制品加工和销售，逐步发展成为集科研、生产、营销于一体的现代化肉食品生产企业集团。2004年，“喜旺”在加拿大设立分公司，成为中国肉制品行业第一家走向海外的大型企业，产品进入欧盟、日本和美国高端市场。

三

在分批安排超编干部转业地方工作后，还有126名不宜转业的编外干部需要安置。

这些老干部，特别是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血与火锤炼的，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军队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中大部分多次负伤，有的留下了终身残疾。他们战功卓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深受广大指战员的爱戴。

1979年，军政治部组织处处长龙启庄调任师政治部副主任，1981年底，军党委确定其转业地方工作。其任正团10多年，从军机关来师部任职就属于平调，这次又要转业地方工作，一度内心不平静，有一定情绪。

一天下午，我以送阅文件为由去他办公室，给他茶杯续上水，汇报起了工作，并把话题引到了转业的事。他原本爽朗的脸色立刻变了。我俩军龄相差22年多，年龄相差20多岁，算得上是两代人了，而且在军机关共事多年。“小范啊，我打小参军，是从枪林弹雨里爬出来的，身上留着三个伤疤，部队就是我的家，我舍不得离开呀。”他说着，泪花在皱褶包围着的眼窝里打着转。我心里难过，也舍不得龙副主任，赶紧拿了毛巾递上。

沉默了一会儿，我转移了话题，与他回忆起在军机关的时光。一起下部队蹲点调查研究，在连队和战士打够级。在野营拉练路上，大家扎堆听“故事篓子”王模干事讲故事。一次急行军，某干事内急，来不及出列解决，边跑边尿，带着体温的液体落在地上仿佛还有热气。后边的女同志着急地吆喝：前面谁的水壶洒水了？拉练的路上，尤其长途行军，有一壶热水是很“珍贵”的……

倏忽间，我又记起了1975年野营拉练，宿营在龙副主任家乡的村。龙副主任住在他二叔家里，晚上请我们去吃花生。“那天晚上，您二叔说了您家和您不少事，其中说到您大爷是中共地下党员，曾带着您在他们乡的学校教过书。您大爷是什么身份？您教书的是个什么学校？”

“噢，有这回事，我大爷是共产党员，1940年4月参加了荣成县抗日联合政府，后来在崂山屯乡任乡长。那个乡有所公学，他介绍我去学校。”“在学校不到两年，1946年9月我就从那里直接参军了……”听着他的回溯，如阳光穿透云层，我忽然间看见了明亮，顿时眼前一亮。

“按照中组部的规定，您在解放区的公学任教时间应该算作参加革命工作。如果能够确定，您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够了离休条件，就不用转业了。”老首长愣怔了片刻，“噌”地站起来，隔着办公桌一把抓住我的手。“能吗？”“能，一定能！”我使劲点了点头。晶莹的泪珠从他那历经血与火熏染的脸庞纵情滚落，掉在我的手上，热乎乎的。老首长内心深处情感的爆发，我看到了一颗对人民军队深深依恋的心。

夕阳西沉，晕染出层层红云，透过窗户映照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上，闪烁着金黄色的光焰，满屋环耀着斑斓和诗意。天光渐渐暗下去，下课号声响起，三个多小时的拉呱感觉一弹指间。

当晚，我给师长政委汇报。王敬立政委说：“这不仅是肯定龙副主任参加革命的时间，更是关乎他如何度过后半生的大事。”第二天我安排两名干部去外调，查阅了当年的档案，走访了时任乡政府和学校的领导，证明龙启庄同志于1945年2月在我党领导的乡政府公学任教，并分别出具了三份证明材料。紧接着师党委常委会研究上报，经军区批准：龙启庄同志参加革命时间由1946年9月改为1945年2月，不再安排转业地方工作，改为离职休养。

龙副主任于1983年6月入住军莱阳干休所颐养天年。我们师的离、退休干部于1982年至1984年分别安置在驻军烟台第一、二干休所莱阳干休所、烟台市第一军休所、第二军休所和莱阳县、栖霞县军休所。另有步兵某团政治委员王风山、军政治部干部科副科长李光宇，师农场场长马登仁等自愿回原籍河北、湖南、山东莱州、福山、蓬莱等地军休所安置。

这批离退干部进所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关心着国家、军队和地方建设，积极参加各项公益活动。有60多人参加了各地“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英模报告团，为大、中、小学和机关企事业单位作报告、讲传统，弘扬正能量，传播真善美。

师政治委员王敬立、师司令部副参谋长吴大伟、乔仕英、宋连坤、冯维铭，师政治部主任冯修道，师后勤部副部长李连生等组织并参与编写了师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血火年华》战史。102岁高龄的师司令部通信科副科长邢魁德至今仍在传承着我师的光荣传统。96岁的师卫生科蔡国树老科长书写了《南下大别山》《进军大西南》和《追记朝鲜三八线》回忆录，为部队和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