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勤修

在许多人眼里，话务兵似乎是女兵的专利，然而也有例外。上世纪80年代，我当兵的时候，新兵下连，我被分到了驻在“胶东屋脊”栖霞的驻军某部，当了一名通信兵，而且是话务兵。

一

那时，我们话务班的七八个战友全是清一色的小伙子。在机房值班时，在三尺机台前，我们头戴耳机,手拿塞绳，聚精会神地端坐在机房里的两架磁石交换机前面，以便及时、准确地传达上级指令和首长指示。

犹记得，部队营房是一排坐北朝南新建的三层简易楼房，整齐地排列在栖霞县城东边的东顶上，号称“东顶部队”。南边是栖霞一中，北边是棉纺织厂。每天清晨，在晨曦微露中，嘹亮的军号声便响彻大半个栖霞城。

新兵下连第二天，我和新战友见德平、车存俭等人被分到了总机班，成了令人羡慕的话务兵。那天，总机班陆建余班长带领我们参观机房。在机房内，我看到老兵们一个个头戴耳机，手拿塞绳，聚精会神地接转着电话。机台上的红灯、绿灯不停地闪烁着，让人感到新鲜和好奇。“机台虽小，指挥着千军万马；塞绳虽短，联系着千家万户……”陆班长向我们介绍着话务员岗位的重要性。“别看当话务兵风刮不着雨淋不着，看上去挺神气的，可是要真正成为一名合格的话务员，非得下一番苦功夫不可!”陆班长说。

听着陆班长的介绍，我们这些新兵被镇住了，心里直打怵：“我能行吗？”

接下来，紧张严格的通信兵业务训练便开始了，让人记忆最深的是话务兵“四功”（手功、口功、脑功和耳功）训练。

二

顾名思义，手功是指用手插塞、拔塞。当一名话务兵，想要快速接转电话，需要反复插塞、拔塞，才能确保每分钟接转40个电话以上，这需要反复练习“抓、提、插、拔、放”等要领。而要做到闻声记录、一字不差，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那时，对接线塞子，要求必须在1秒接通，2秒拍灯，3秒应答并完成接转，不能出任何差错。我们反复练习，尽管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手指也磨破了，但没有叫苦叫累的。

口功好理解，就是普通话训练。大家来自五湖四海，都带着浓浓的乡音，要想练成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非得下一番功夫不可。“您好！请讲话”“您好！06为您服务”“占线了，请稍等”……这看似简单的问候语，初次上机台，不是轻了就是重了，很不好掌握“分寸”。为了早日达到上机标准，有的战友在睡梦中嘴里还嘟嘟囔囔地练习。大家抓住一切机会练习普通话，我们买来一些古典文学名著，训练间隙躲在角落里，声情并茂地朗读练发音。傍晚，连队组织观看新闻联播时，我们跟着播音员小声默读新闻稿，尽可能让自己的嗓音字正腔圆。

所谓脑功，即用脑背记电话号码。全军上下有上千个电话号码和几十条线路，还有几十个长途区号。为了便于记忆，我和战友们把这些号码抄记在笔记本上，不分昼夜地在机房里背，在吃饭走路的当口背，就连熄灯号响了，还会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背一会儿，晚上站岗执勤的时候也借助微弱的灯光背。

耳功是话务兵的基本功，要求“听音知人”。为此，班长带着我们拿着一台录音机，走访了师团机关、医院、部队和家属院的用户，采集声音，总结口音、语调，做到一接起电话，就能预判用户的姓名和单位，提高了接转速度。通过这些“笨办法”，我们基本做到了“听音知人”，而且一听就准，多次受到师首长和机关好评。

三

此外，当一名合格的通信兵，还要熟练掌握收放线、徒手爬杆等共同科目训练。那时，班排每天都组织固定的收放线训练，我们提着十几斤重的线拐子，边放边跑，边收边跑。训练中我们尽管累得气喘嘘嘘，大汗淋漓，汗水湿透了衣背，但没有一个掉链子的。

至于徒手爬杆训练，那简直让人心惊肉跳。高高的电线杆立在面前，往上看一眼两腿就发酥，更不要说爬到杆子顶上了。徒手爬杆训练，二班长赵玉祥不戴手套，不穿脚扣，身穿迷彩服，脚着解放鞋，蹭蹭几步，眨眼工夫就敏捷地爬上了那根松木线杆顶端。然后，他用双手虚抱线杆、双腿扣住线杆，瞬间滑落到地面上。赵班长的示范动作，让新兵们大开眼界，大家都很佩服他。

当话务兵，最难熬的是夜间值班，特别是子夜过后，人很容易打盹犯困，但也绝对不能犯迷糊，不能耽误了接转电话。而且，还要打起精神，注意听用户通话是否完毕，以便于及时拔下塞绳，避免有限的通信资源被一个用户长时间占用。

当话务兵值班接转电话，说话多，有时累得口干舌燥嗓子疼，好在那时连队按照规定，每人每月给予半斤白糖的补助，说是让我们话务兵冲水喝，润润嗓子。就是这半斤白糖，有的老兵还不舍得自己泡水喝，他们慢慢积攒起来，等到探亲休假的时候捎回家，好不荣耀呢。要知道，在那物资匮乏的年岁里，白糖可是稀罕东西。

说句实在话，当兵之前我们谁都没吃过这样的苦头，但越是艰苦的环境，越是严格的训练，对我们来说越是一种难得的磨炼。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后来尽管大家陆续离开了军营，脱下了军装，但通过军营严格的训练，面对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难题，当过兵的人都会勇往直前，决不退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