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世民

胶东联合出版社1941年出版的书

新中国成立60周年那年，《人民日报》曾刊登一位资深学者的文章，作者在文中提到，自己在北大读书时，第一次看到了《共产党宣言》。那时敌伪对进步书籍搜查很严，这本出自“胶东联合出版社”的“违禁书”，在秘密流传中已磨损严重……可能这位学者还不了解，当年在华北敌占区乃至更广阔区域出现的许多名著，实际是由胶东大众报社出版发行的。报社对外挂两块牌子，门里是一户人家。很长一段时间内，“联合出版社”业务仅由一人管理。

1938年秋，大众报社由黄县（今龙口市）莱山院迁至掖县马台石村后，印刷厂在承印每期约2000份报纸外，还遵照上级指示，以“胶东联合出版社”名义，翻印了《共产党宣言》《联共党史》《中国共产党党章》《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一大批书籍，除在解放区发行，还通过各种渠道向敌占区输送。为什么报社要以出版社名义出书？原来这两个单位是一对“孪生兄弟”，在1938年夏季先后诞生于黄县莱山院，印刷机械和技术工人都是报社原班人马。为充分发挥人员、设备潜力，出版书刊及报纸两项工作自然融为一体。对此，就是根据地的军民也大多不明底细。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驻古巴、扎伊尔特命全权大使的李善一，当年有这样一段经历。1938年11月，胶东特委青年部部长林乎加得知李善一这位不满17岁的部下爱好美术，便写了一封信给时任大众报社社长兼联合出版社社长于寄愚同志，推荐他到联合出版社工作。李善一平时读过许多出自联合出版社的书刊，断定这是个机构齐全的单位。当他兴高采烈地赶到社驻地马台石村报到时，没想到接待他的竟是一位面黄肌瘦、身材矮小、不修边幅的小老头。没有集中办公的房舍，不见伏案审稿的编辑，主人身边只有一张小书桌、一个饭盒。原来，名声显赫的联合出版社，从编稿审样到包装设计，全靠面前这位长者——大名鼎鼎的社长于寄愚一人负责到底！

此时，于寄愚见有新人到来，喜形于色，立即安排李善一到旁边屋子住下。一个破木箱作板凳，土炕就是办公桌，炕上铺着薄薄一层麦秸，中间因土墼断裂还塌下一条洼坑，窗户纸几乎都被风吹掉，晚上寒风刮得残纸碎片沙沙作响……李善一只能裹紧棉被，躺进炕上那条洼坑，和衣而眠。每遇下雪时，窗台、炕面到处都是皑皑白雪，人就像露宿野外……

由于增印书刊，原有印刷器材损耗加剧。当时，不仅印刷设备，就连油墨纸张等材料也被敌伪当局列为禁运品，威胁报刊正常出版的困难一个接一个。报社没有制版设备，更没有铸字机，印报时只能将铅字排版后直接上机印刷，时间稍长，铅字就磨秃了。创刊时用的铅字大多磨损，像“抗战”“斗争”“民众”等常用字都已模糊不清，印到纸上只能算“象形文字”，特别是那个“的”字，使用频率高、磨损重，不管印书印报，印出来便是一个黑团。报社不能铸字，解放区又一时买不到铅字，各部门都找社长告急！于寄愚看似严肃，不苟言笑，身上却有股使不完的劲儿。他不慌不忙，一面教工人绘画、写字，扩展工作技能，一面向大家征询应急办法。有人提议，将磨损的铅字屁股用小锤敲扁拔高，让它“踮踮脚”，充个“大个儿”。此法一试，果真解了燃眉之急。照明的煤油用完了，工人夜间拣字时，把半截蜡烛粘在字托上。蜡随人走，半明半暗，在字架中往来穿梭，活像耍龙灯！蜡烛断供，便用饭碗盛点花生油，放进两条棉芯，吊在字架上面。尽管昏暗，凭记忆也能摸准需要的铅字。只是一个班下来，手被铅字染黑，脸和鼻子被油烟熏黑，人人变成小花脸，相互对视，都忍不住笑出声来……于社长晚间要改文章，还得看报样，图方便，许多文章就在车间写，实在熬不住了，卷着大衣在字架下面打个盹，以便工人有什么事可随时叫他。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报社出书任务有增无减。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时期，为团结大多数人共同抗敌，报社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成分较复杂，为此，党组织还不能公开，在接到承印《中国共产党党章》的任务时，只能秘密进行。党员周居宾、于本文、李征夫等同志，白天与其他人一样坚持日常工作，晚上再悄悄返回车间接着干，眼熬红了，心里却为能参与这项光荣任务而高兴！

1940年11月，联合出版社与大众报社正式合并了，从此，胶东大众报社不仅出报，同时肩负印刷发行图书的任务。经过印刷工人和校对人员共同努力，克服了许多无法想象的困难，印刷出版了《联共党史》《唯物史观》《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矛盾论》《实践论》等，还有大批马列主义原著，如《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等，这些书籍还被加以精装，作为干部必读的理论著作。在文艺小说和剧本方面，有《阿Q正传》《呐喊》《甲申三百年祭》《小二黑结婚》以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等，另外，还印刷胶东文协、胶东青联主编的几种刊物及军队的《前线报》《胶东画报》、军用地图和各种宣传品。据统计，在《大众报》出版发行的近11年间，先后出版图书86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类图书20种，哲学类3种，社科类61种，综合类2种，成为胶东军民唯一的精神食粮生产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