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云强

李兆仁是我姐夫。他上世纪五十年代参军，是烟台消防队的一名士兵。他们的营房就位于老烟台人尽皆知的南大街与海港路十字路口西南角的老消防队。

我至今仍记得李兆仁第一次来我家的情景。

那是1958年春季的一天，姐姐已经和他交往了一段时间，就领他到我家。听说未婚夫婿要见丈母娘，俺家那头的亲戚，包括七大姑八大姨，纷纷提前到我家“设伏”，名义上说要替俺姐“掌眼”，实则是受好奇心驱使，想看看他到底长什么样。姐夫显然没有心理准备，当那么多眼睛齐刷刷地投向他时，腼腆而又不善话语的他简直像一只可怜巴巴的待宰羔羊，手脚没处放，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那天，他因部队有事，只待了半个小时，走时，众目睽睽之下，光顾害惮，没留神脚下，差一点让东西绊倒。

李兆仁大我十三岁，当年他俩谈恋爱时，我刚十一二岁，读小学三年级，正是少不更事的时候。也许因为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姐姐打小就对我特别好，什么事都想着我、由着我。小孩儿思想简单，头脑中根本没有什么“电灯泡”的概念。无论他们两人去看戏、看电影抑或是轧马路，只要被我知道了，我就非要缠着一起去。姐夫爱屋及乌，和我也特别投缘。那年，两人要去二马路照订婚照，姐夫说带上小弟。于是，我便拥有了人生的第一张照片。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烟台城区虽已用上了自来水，但公用自来水龙头仍十分稀少，居民还是要拿扁担去很远的地方挑水，甚是麻烦。因此，女人们都爱去河边洗衣服。上夼村西有一条发源于南山的河，水很清，姐姐经常把家里的脏衣服及床单被褥拿去洗。只要有时间，我都会跟着一起去。姐夫会利用在河滩晒衣服的空当，领我们去山上挖野菜、捉蚂蚱、抓松狗子蛹。他在部队服役期间，每次来我家，都会带给我一个他不舍得吃而节省下的大馒头。馒头暄腾腾的，带着一种特殊的碱味和麦香。在那个年代，馒头可是好东西，我三口两口吃下了肚。当然，这是属于我们两个人才知道的秘密。

那时，家家户户生活很困难。我们一家八口人，全靠父亲一人微薄的工资度日。李兆仁不光对我好，自从他与姐姐谈上恋爱后，就把自己当成我们家里的一员。他当兵的战士津贴只有几块钱，但他省吃俭用，拿出一些钱让大姐交给母亲。那时布十分紧张，凭布票供应，而家里的孩子，除姐姐外都处于上学阶段，每个人身上都是补丁衣服。李兆仁宁肯自己穿旧军装，也要把新衣服节约下来，送给我们这些弟妹。他曾送给我一套部队的棉衣棉裤，还有解放鞋和衬衣，只是衣服太大了，需要妈妈改。家里其他姐妹都穿过他送的衣服及鞋帽。

上世纪六十年代，李兆仁转业到了烟台外轮供应公司工作，办公地址就在原海港路与北马路交叉口西南角的那座国际海员俱乐部（现已拆迁）大楼上。外供的主要职责是为到烟台港装卸货物的外国船员提供服务。他的职务是业务员，也就是烟台人口中常说的“跑供销”。李兆仁节衣缩食，利用到江浙及福建等一些较为富庶的地区出差的机会，买点黑市的高价米面，接济我们全家。

李兆仁舍得出力，肯吃苦。只要到我家，不管刮风还是下雨，进门就干活。他揭开缸盖，发现水没了，立马会把水缸一口气挑满。买粮、买劈柴、买煤……家里这些事他全包下了。买煤事不大，但步骤繁琐。首先要早早去煤店排队，还要想办法借大板车。出劲巴力地把煤拉回来还不行，因为是土煤，还要去迎祥路一带的苹果园拉黄岩泥，回来后把煤与泥按照一定比例合好，才算完事。你想想，这得多麻烦、多费力。还有一次，农村老家的祖屋年久失修，遭风雨侵蚀，倒塌了。父母心痛那些房梁、檩条，椽子等。那时汽车很少，李兆仁用大板车，步行往返一百五十华里，把木头拉了回来。别人都说一个女婿顶半个儿，而妈妈逢人便夸：俺这个女婿，顶一个儿还不止。

李兆仁是烈士子女，他家可以说是满门忠烈。他的父亲及大哥早年间参加革命，都战死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是烟台市出名的英烈。他还有个在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老母亲。老太太当时住在向阳街道的公安大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一带居民没有不知道这个操着文荣口音的李姓老太的。老人经常被邀请到机关、学校及厂矿作报告，讲述革命先烈斗争的英勇事迹。而李兆仁从不以烈士子女自居。我之所以说他是凡人，是因为他一辈子的确没干什么大事，似乎是他的木讷性格限制了他的人生格局。由于文化程度不高，工作能力有限，当兵时，他只做到班长；到地方干至退休，也只是一名普通职工。更重要的是，他整天忙于工作，孩子们处于散养状态，他们的学习、成长乃至后来的就业，基本没得到父母多少帮助。从这个角度讲，李兆仁的凡人属性一目了然。当然，凡人也有凡人的优点：比如说他工作敬业，扎实勤勉，从不斤斤计较；再比如他从不占公家便宜，差旅费总是实报实销，从不弄虚作假。有几次，一根筋的他还把多算了的钱退给了会计；同时，他跟单位所有同事关系都处得挺好，从来没因为工作上的事与人发生矛盾，甚至没跟人红过脸，是单位公认的大好人。

去年，89岁的姐夫在睡梦中去世。他那些平凡往事，常会伴着回忆翩然而至，在我心海泛起层层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