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云强

老广叔是父亲在烟台汽车运输公司工作时的同事。他四十来岁，广西人，孩子们都称呼他老广叔。老广叔的外表与北方人明显不同，他个子矮胖，浑身黑黝黝的，脸仿佛往外渗油脂。他眼睛大，眉毛粗短，嘴唇不但厚，而且外翻。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烟台人常用“抠搂鼻子挖搂眼”来形容南方人的体貌特征。他的塌鼻梁、深眼窝，使这句描写显得特别贴切。

老广叔在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队伍，在山东的战斗中负了伤，伤愈后，经组织介绍到了烟台。他是炮兵，会开车，被分到运输公司当了司机。他爱人在广西老家的一所农村小学当代课老师，两个孩子也跟母亲在老家，属于“牛郎织女式”家庭。

当时，我家住在大马路，运输公司大院位于一步之隔的路南。缘分就是这么奇怪，很难说父亲与他哪一点对上眼了，反正两个人好得如同一个人。老广叔住集体宿舍，晚上吃过晚饭，只要没事，就常来我家站（方言，玩耍）。父亲泡上茶，两人一边喝茶，一边聊天。我与父母睡在一铺炕上，有时半夜醒来，看见他们俩还谈兴正浓。毕竟工作了一天，有时实在忍不住倦意，父亲也会不经意间打个长长的哈欠。每每至此，老广叔嚷着要走，但父亲却执意挽留。现在想想，他肯定是不忍心老广叔一个人孤独。

老广叔对我特别好，每次见面，他总会问我学习怎样。阴天下雨时，家里的泥地上会出现一种人们称为“潮湿虫”的小东西，它是一种长得比小指指甲盖还小的虫子，我们也叫它“草鞋底”。我不会乖乖听大人话将其踩死，而是蹲到地上，手拿一根草棍，围追堵截它们。每到此时，老广叔会说，他们广西类似这样的虫子不但多，而且个头大，到时候让我到他们家乡去捉虫子玩。我考上中学后，他郑重地将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交到我手中。如果到附近农村出车，他会到附近的大集上买些肉、蛋、地瓜、萝卜白菜等送来我家。年年节节，只要他不回广西老家，父母总邀请他到我家过。那时人们普遍生活不富裕，包顿白面饺子，差不多是烟台人眼中最高级的饭食了。没想到作为南方人的他，也特别爱吃北方的水饺。平常日子，父亲与老广叔也没少凑，他们属于喝散装烟台老白干的“专业户”，至于下酒菜，最常见的则是油炸花生米、白菜拌海蜇皮。

我听父亲说过不少关于老广叔的故事：解放战争期间，老广叔开着炮车，长途奔袭两天两夜未合眼。在单位，提起老广叔的开车技术，没有不竖大拇指的。别人安全开车一万公里、二万公里，而他先后创造了五万公里和十万公里安全无事故的奇迹，年年被评为公司优秀职工。至于他做的好事，更是“无其代数”：他曾几次在行车途中，把不认识的病人送到医院去；他也曾好几次义务帮助别的司机把陷入泥潭的汽车拖拽出来。那时敞篷货车装货要用绳子绑，有不少司机干活不认真，粗枝大叶，拐弯时货物常常甩出去。他只要看见了，都会拣拾起来，想方设法还给他们。老广叔还有个特点，凡事低调，做了好事不说，甘当无名英雄，往往受到帮助的人上门来感谢，大家才知道。

老广叔常跑栖霞线。我回老家时跟过他几次车，目睹他对待工作的认真。那时，公路不但窄，且大多是泥土路，如此路况，往往会因超车不当发生事故。老广叔不开“英雄车”“赌气车”，两车会车时，会主动减速避让，或者干脆停车，露出他的习惯动作：将两只胳膊交叉起来，身体微微前倾，倚在方向盘上休息一下，待那些司机过去后再走。途中，我有时下车解手，他也不闲着，不是检查汽车的刹车，就是查看轮胎气足不足。那时，汽车大多是俄式“嘎斯车”，上坡时，发动机常常发烫，为免其受损或烧毁，他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到河边或水沟提凉水，为发动机降温。

不过，老广叔也发生过一次事故。有一次，他驾车经过栖霞十八盘，那时的公路允许汽车与畜车混行，此时刚好有两辆驴车走在前面。老广叔不敢按喇叭，生怕惊了它们，他踩低油门，跟在后边。一头驴脚步快，一头驴慢，当两辆驴车行至并排时，一头驴突然冲另一头驴撕咬起来。这一下不打紧，导致离老广叔车近的那头驴受惊而吃了瓜落：被老广叔的汽车剐蹭到了。幸亏老广叔车速慢，刹车快，小驴车除了车架受损外，人畜皆无恙。好心的老广叔拿出身上带的全部钱，作为赔偿送给了那位驾车老汉。后来，他每每跟父亲谈及此事，仍心有余悸，心情颇为沉重。

异地生活给老广叔带来诸多不便。最初，他想把妻子调到烟台，但当时有政策规定，工作调动只限于有城市户口且有正式职业的人。由于他妻子是民办老师，两个条件都不符合。眼看调来无望，老广叔退而求其次，转而寻求自己向广西调。千里迢迢跨省调动，必须本单位舍得放人，且另一陌生单位愿意接收才成，这也绝非易事，总之过程跌宕漫长。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1965年，广西一家企业终于向他发来一纸调令。从此，老广叔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

我们常说感恩生命所有的美好相遇，我感恩与老广叔的结识，更感念那一段段质朴无华的人间悲喜故事。